这一辈子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
上观新闻：成长于一个革命者家庭，父母对您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
王明华：从小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就很严格，他们工作忙碌，顾不上我，所以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我都要靠自己。
1950年，我虚岁10岁，到了父亲工作的义乌。他和母亲都有工作要忙，就给我在县委大院找了间房间住下。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白天上学，放学后还要带当时不到5岁的大妹，每天带她到食堂吃饭，晚上哄她睡觉、洗衣服。其实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后来我二妹出世，家里请了个奶妈，把大妹也带着，我这才“解放”了，开始一个人生活。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特别辛苦，但得到的锻炼是很大的，独立生活能力也是那时锻炼出来的。
上中学后，父亲调到杭州工作，父母依然非常忙碌。他们对我说得也很直接：其他事情都不用管，就是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工作，听党的话。我读书一直很认真，功课也很好。初中毕业，我的成绩是全校第一，被保送到当时的杭州市第四中学。高中毕业，我还是全校第一，拿了“杭州市十大三好学生标兵”称号。1960年，我考入浙大，我们当时本科是5年，28门主课，我25门都是优秀。
王明华的父亲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上观新闻：您不仅学习成绩优异，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阻碍，也都努力克服、努力跨越，这是否也和先辈的榜样作用有关？
王明华：从祖父到父辈，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自然也是这样去做。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家长付出那么多心力，还有那么多培训班。上中学时，每到寒暑假，我就跟随学校安排，到农村参加双抢，除了犁地不会，其他农活我都会，也不怕吃苦。
父母从小便教导我，凡事靠自己，而不是靠老一辈的声誉。我参加工作之后，身边很少有人知道家里的事情。直到1991年建党70周年，我和父母一起参加嘉兴革命纪念馆建馆仪式，那一次学校才知道王尽美是我的祖父。
上观新闻：大学毕业后您留在浙大任教。改革开放后，您又以38岁“高龄”前往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光电子技术，回国后创立了浙大信电系光电子技术专业，个中困难可能难以为外人道。支撑您坚持下去的，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
王明华：我本来是学微电子的，但那时国家需要有人去日本学习光电子。当时，我已经38岁了。这个年纪要过一门语言关有多难？我只能拼命地学。当时我爱人在上海工作，我一个人在杭州也没什么负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日语，最后用3年不到的时间，从扫盲日语水平通过了日语国家考试。
到日本后，我一边继续过语言关，一边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看他们怎么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使用什么教材等等。那时，我和一个日本学生一起参加一项科研。最开始，他不太看得起我，因为当时我和他们确实有差距，不会用计算机计算数据。等到了实验室，他马上就对我改观了———一做起实验，我的手工操作比他熟练得多。后来我们成了朋友，直到现在还有联系。
王明华在日本的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在日本的两年，有太多的东西要学，时间过得特别快。回国之后，创办一个过去没有的、以半导体光电技术为主体的光电技术专业。设备、师资都是后来慢慢搞起来的。这个专业从1985年成立以来，为国家培养了很多硕士、博士。我带出来的学生，基本上都留在国内工作，当老师的很多。看到他们成为各自学校的教学、科研骨干，我非常高兴。
上观新闻：曾经有人问过您：作为王尽美烈士的长孙，感受到的荣耀多还是压力多？您回答说，两者是并存的，而您更愿意从理想和信仰这两方面来谈。
王明华：是的。这一辈子，我没有别的想法，也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没有走过歪路。
王明华在王尽美墓前。 受访者供图
不要忘了，过去的人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上观新闻：从教几十年，您除了在专业层面上培养学生，还特别擅长和学生谈心，常和年轻人聚在一起交流。那是怎样的场景？
王明华：以前我还在职的时候，每个礼拜五下午，三十几个研究生，包括老师在内，会在一起进行学术讨论。结束之后，我说：“现在业务讲完了，我要讲点政治。”然后就给他们讲故事。
我曾经给他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抗战时期，有一次，日本鬼子发现了两个八路军女战士，一直追到一个村子里。两个女八路进村之后分头跑，其中一个对地形比较熟悉，穿过村子跑了出去，另一个对地形不熟，跑进了死胡同，只好走进一户农民家里。农民家里有个老太太，女八路告诉她自己是八路军，鬼子正在追她。老太太把门关上，在女八路脸上、手上都抹了灰，让她躺到炕上，随后告诉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起来。鬼子闯进来后，问炕上的是谁。老太太回答说，是她女儿，病得厉害，动不了。鬼子不信，一定要让人起来，老太太就挡在炕前不让，被鬼子用枪口打掉了门牙，满脸是血。鬼子猜想，炕上的大概真的是她女儿，于是走了。
我告诉学生，这是一件真事，就发生在我们村里。那个穿过村子逃走的人是我娘，被老太太救下的是我的伯母。在那个时代，老百姓和共产党的情谊就是这样的。我家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中，我父亲回到老家赴宴，旁边坐着一个人。父亲告诉我，这个人就是老太太的孙子，只要我们家人回去，一定会和他见面。
每次，我就这么讲上半个小时，学生们都很感兴趣。说这些，也不单单是为了讲故事，而是希望引发他们的一些思考，让他们有所收获。信仰是不会过时的。现在我们的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不要忘了，过去的人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上观新闻：2011年您光荣退休，但之后您并没有闲下来，学生们还是经常能在学校遇到您。
王明华：我没有离开学校。我退休之后，原来的办公室留着，学生们和我比较熟悉，也愿意和我交流。我对他们说，业务上的东西我不干涉你们，因为业务发展很快，我也老了，文献看不太动了。但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王明华。 浙江大学供图
退休后我加入了学校的求是宣讲团，2014年被聘为浙江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工委”）副主任。今年1月，学校又成立了“在鲜红的党旗下”王明华研究生党建工作室，与12个研究生党支部结对，还聘请了12位关工委的老同志为导师，和我一起开展“四史”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现在，我接触比较多的除了研究生外，还有本科一年级的学生。我的工作之一是帮助这些刚升入大学的学生了解大学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和高中有什么不同。这也让我对高中教育有了更多的反思。我发现，有的学生虽然高考考分很高，但进入大学后无所适从。他们在高中时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考大学，其他的事情全都忽略了，身体累坏了，思想方面更不用说了。考上大学后，他们一下子松懈下来，想要休息一下，结果一休息就跟不上课程，有的甚至只能退学，令人痛心。
我们宣讲团一般每个礼拜作两次报告。这些报告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我们会根据对象的不同进行调整。比如，我对工科学生讲的内容，就不会照搬给医学生听，而是要另外做准备。算起来，我在宣讲团里还是年轻的，有些老同志90岁高龄了，仍然非常热心。我们都认为，高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同样要关注学生精神层面的成长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做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
上观新闻：听说，您还会带队到校外去上现场党课，最近还去了一次南湖？
王明华：20世纪80年代，我们党支部活动的时候就去过南湖。这些年，我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虽说我对那里很熟悉，但很多学生之前只是读到过这段历史，南湖究竟是什么样，他们没有概念。等到了现场，大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南湖红船。 新华社 发
站在南湖红船上，眼睛一闭，就能一下子拉近和历史的距离。我仿佛能够感受到100年前包括我的祖父在内的一大代表们一起开会的场景。当时在红船上慷慨激昂地探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仅仅过了100年，我们的国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成今天的模样。
王明华
1942年8月出生于山东诸城，浙江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离退休干部百名红色讲师，浙江大学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