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小贝
前段时间，有一篇《混在县城》的文章刷了屏，文中对身居县城人士的衣食住行、文化风俗、民生民情等深刻而真实的刻画入木三分，堪称一份深度调查报告。
县城，是连接大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少了大城市的冰冷，也少了大城市的包容。它多了乡村的人情味，也多了乡村的繁杂牵绊。
而所有生活在县城中的，有这样一个群体，更能体现城乡结合部的荒谬和无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尴尬和满足，那就是——县城教师。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采访了十几个不同职务不同年龄的县城老师，再加上我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思考，才有了下面这些文字，也许有偏颇，但绝对真诚，和大家共同探讨交流。
定位的模糊
县城教师至今不知道该把自己归为城市教师还是乡村教师。
说是城市教师吧，各项福利、各种晋级或评先指标与城市相差甚远；说是乡村教师吧，又没有乡村教师的补贴。
因为名字中有一个“城”字，县城教师就一直处在这种不尴不尬的地位。
大城市遥不可及，小乡村不屑为伍。
在大城市教师面前，不由自主地自卑和艳羡，在乡村教师面前，又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优越感。
其实工资比大城市教师低，比乡村教师更低。
还总被嘲笑，想要补助你可以来乡村啊。
我也是在几年前被评为省骨干教师的时候，看到证书上那几个“农村中小学”的定语，才知道，哦，原来我还是农村教师。
班额的庞大
大城市的办学更规范，所以基本上不会出现大班额，班级学生基本控制在五十人以下。
县城学校班级人数动辄七八十，甚至上百人。学生从讲台开始排座，一直贴到教室后墙，中间留一条缝隙，只可侧身通过。
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调侃这种状况：
两间教室没几平，整坐八十二学生。
若要移到后墙去，探颈缩胸侧身行。
伸展双臂举头顶，仿佛螃蟹沙滩横。
谁家有卖弹簧手，伸缩自如指西东。
这么多学生从哪儿来的？答曰：乡村。
虽然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乡村教育的投资，建校舍，增设备，管午餐，但还是有很多人把孩子转到县城去读书。
有的是因为父母在县城做生意或打工，不得不把孩子带在身边；有的是自己挣了钱，就想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这些农村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在县城上学，托关系，找门路，生尽千方百计。
即使那些在乡村教书的老师，也很少让孩子在自己的学校上学。
所以，县城的学生一直人满为患。每年学校领导也为缩小班额绞尽脑汁，但还是见效甚微。
那些说情的，不是你的亲戚，就是你的上级，哪个也得罪不起，没办法，只好往班级里塞。反正老师们教十个是教，教一百个也是教，工资又不用涨。
至于这样一来，学生是否会被挤成沙丁鱼，是否教成流水线上一模一样的产品，无暇顾及也无可奈何。
最终，苦了县城教师，坑了县城学生。
有很多老师打趣说，我们教这一个班，相当于在乡下教一所学校。
其实上课倒还能够承受，最受不了的就是批改作业。每门功课都有三四种作业，加起来就是三四百本，每天批改一次，一本最快用两分钟，这些作业批改完，就占去了几个小时。
所以，县城教师得颈椎病、肩周炎、咽炎、声带小结的，一摸一大把。
很多老师熬到退休，还没领上几个月退休金，就去世了。
这两年，国家对大班额查处力度越来越大，很多县城也下了大功夫来消灭大班额。这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家长的重视和挑剔
我在乡村教书的时候，有一次让一个家长来校谈谈他孩子的学习，结果第二天，学生回话说，我爹说地里的庄稼都荒了，他要急着锄草去。
在县城，你只要叫家长，家长很少不来的。
县城的家长们对学生学习非常重视。他们不但会在放学辅导孩子作业，有的还会在开学初就托人给孩子的任课教师、班主任说好话，甚至请客吃饭送礼。
很多老师不愿意参加，但架不住熟人搭腔，三番五次地邀请。我就在进入县城教书的时候，参加过这种活动。后来觉得不合适，推辞掉了一个家长的宴请，结果这位家长在路上遇见我再也不打招呼了，说我太拽，不给人家面子。
是的，在县城，面子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后来，我就干脆在学期伊始的家长会上，明确提出，绝不允许任何家长给我发红包或是充话费，谁若这样做，你的孩子永远坐在最后一排。
有的将信将疑，还是充了话费，我都变现还给了他，并在班级群里对这种现象严厉斥责，让他把心思花在教育孩子和配合老师上。后来，我们班级再也没人给我送礼了。
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老师爱占小便宜，喜欢利用家长办事，但更多的老师是有风骨和道德的。
县城的家长一方面对老师极其尊重，另一方面又非常挑剔。
因为自己有一些见识，所以就对老师少了迷信，多了怀疑。
作业布置多了，教材讲解有失误了，对学生太严厉了，体罚学生了，都会引来家长的不满甚至告状，更有甚的，还会跑到学校骂骂咧咧或者干脆动手打老师。
越是素质高的家长越是尊重教育，尊重教师。
县城正好处于大城市和乡村的接洽点，既能见到有素质的家长，又能遇到泼皮的家长，可以说是世态炎凉、包罗万象。
眼界的宽广和狭窄
和大城市教师比起来，县城教师是狭隘的，土气的，没有什么广阔前景的。
和乡村教师比起来，县城教师又是精彩的，值得羡慕的。
他们能够经常聚餐，虽然多是路边小摊；
可以到KTV里唱唱歌，虽然一年也去不了两次，还多是朋友或亲戚请客；
可以逛商场和专卖店，但最终买的是打了折的牌子货；
能够买得起十万以下的轿车，但平时上班还是骑着电瓶车；
女老师会化妆描眉，但仍然掩盖不住底色的黑黄和疲惫。
他们中个别胆大的，可以偷偷办辅导班，贴补一下家用。但每次上级严查，就都像小偷一样，惶恐不安，生怕撞到枪口上。
有时候当地的XX局也会找上门，摸到那些掩藏得很深的辅导班门口，敲敲门，吓唬几声，那些没经过世面的老师就被吓住了，乖乖地掏钱了事。
但最害怕的还是被家长告状，或是被别人举报。轻则通报批评，重则调离原单位或者直接下岗。
还有一些老师不敢办辅导班，但是家里经济实在紧张，男的就只好趁假期去当电工或砖瓦工，女的做微商卖化妆品或者内衣。总之，发挥个人特长，改变家庭环境。
我有一个老师朋友，就是靠周末给人做司仪，年关站街卖对联，还完购房贷款的。
还有个老师朋友，下班和老婆一起在菜市场门口卖馒头，也挣了不少钱。
在县城，只要脑子活，胆子大，总能在工资之外，挣一点活钱，改善一下家庭。
但他们的眼界和大城市比起来，还是不够开阔。除了一日三餐和晋级评职称，几乎没有其他的生活目标。
他们基本上不关心政治，对社会热点问题很少关注，很少有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规划，以及更高层次的追求。
对新兴事物也不够敏感，对外界的发展也后知后觉，能够持续学习、敢于突破自我的人不多。
他们满腹牢骚又胆小懦弱，一面渴望有人能为他们的权利鼓与呼，一面在领导面前显好装小。
平时喷起来义愤填膺，一旦认起真来，就赶紧缩了回去，踏踏实实地做牛做马，而且还在心里耻笑那些出头露面的人是傻瓜。
礼金的不堪重负
来到县城，就意味着同事多了，请客送礼的机会也多了。今天这个结婚，明天那个岳父去世。一个单位，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得去。
有一年年关，我一个月送出去了十六份礼，前几年五十一百地送，这几年物价涨了，礼金也涨了，最低二百，关系亲密一点的，需要三五百。
更搞笑的，是有一次丧事，我家送了三份礼。因为去世的这个人，既是一个男同事的岳母，又是另外一个女同事的婆婆，还是我老公同一个居委会的老邻居。
人际关系的单纯
虽然生活在县城，学生家长中不乏这个所的所长，那个局的局长，但因为长期在学校的缘故，又摆脱不了老九的清高，不会拉关系利用人，还是带着一种傻傻的天真。
在这些带着官衔的人通过别人请求额外照顾孩子的时候，嘴上会答应，心里还会说上一句：当个X长有什么了不起。
那些懂得利用这些关系的人，有的当了领导，有的给自己带了一些好处。
但大多数老师还是懵懵懂懂，任你官大压死人，我自教书改作业。
参加同学聚会，面对成功同学，总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感叹“我爸不是李刚”。
也有老师因为某事给他当官的同学送礼，对方答应帮忙，当场感激涕零，回来百感交集：还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啊。
回到学校，又我行我素，板着一脸严肃的表情，教导学生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很多老师在听到别人谈社会上阴暗面的时候，会大吃一惊，不相信世界竟然是这个模样。
他们长期和学生在一起，慢慢地就变成了孩子：有些单纯，有些狭隘，有些狡黠，有些朴实。
婚姻市场的性别差异
在县城，老师是一份有着些许地位的职业，出去理发或者买菜，一说自己是教师，总会让人尊重几分，虽然背地里不一定想卖给你东西，怕你讨价还价。
女老师非常容易找婆家，媒人介绍的往往不是县城的公务员，就是有门面房的“富二代”。大多数女教师都能嫁给县城中等以上的家庭（不要和我比，因为我是自由恋爱，懵懵懂懂找了个穷人）。
男老师就比较悲催了。县城的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老师，因为没什么前途和钱途，工作又繁忙。就是本单位的女老师也很少愿意再找个男老师结婚。
只有那些又有才又长得帅，县城还有房子的男老师，才能在县城的相亲市场里占有一席之地。
上升空间的逼仄
在县城，一个基层教师的最高成就是成为校长。
能成长为教办室主任，进县教体局的某个科室，那更是凤毛麟角，除非你有“皇亲国戚”，当然，能力也是其中一方面，但基本上不算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但即使一个校长的职务，也被人争得头破血流。据说有人为了当县级的校长，都活动到了ZY。
当然，里面的勾心斗角和利益纷争，简直可以和宫廷剧相媲美，我以后准备写一篇小说，专门刻画这个场景。
权力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从一线教师到年级组长，从年级组长到学校中层，从中层到校长。
每一步上进，都披荆斩棘。
一旦有了一定的权力，所有的奖励和证件都与你有缘，你对普通教师也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所以，就有很多一线教师抛头颅洒热血，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但更多的，是那些不会争斗不想争斗的一线教师，他们只想安安静静地教书，不要被折腾，多一点公平。在退休之前，能够晋上职称。拿着微薄的工资，干到退休，安度晚年。
县城老师是一群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群体，看起来比谁都光鲜，里子里都是伤痛和苟延残喘。
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铁饭碗，一边大大咧咧地和同事们说地谈天。
一边因为学校发了一包卫生纸或者一袋洗衣粉而笑逐颜开，一边因为迟到被扣了几十块钱而懊恼哀叹。
一边因为学生考试得了第一名而欢呼雀跃，一边因为0.01分的差距，把卷子成绩计算了半天。
一边埋怨班级学生太多，一边鼓动朋友把孩子往自己学校里转。
县城教师，他们就是这样可爱这样卑微这样真实这样自然地活着，直到，两眼昏花，步履蹒跚，再也改不动一本作业、批不了一个对号的那一天。
作者：金小贝，一个教学十九年、勇敢走出体制的中年少女，想要追寻理想的文艺教育王国，执笔走天涯。偶尔犀利，偶尔文艺，写教育，写历史，写两性，她都有两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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