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师范教育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教育（师范）系科近几年在中国高校正上演着剧烈变革的跌宕大剧。一方面，师范教育被边缘化的“老问题”倒逼着教育界持续探索从“去师范”到“再师范化”的二次转型；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引发人们对未来师范教育理念、制度和方式等的深度思考。
“老问题”与“新形势”相互叠加，推动社会对深入推进师范教育体系改革的强烈期盼。事实上，“新师范”也的确是当前教育界探讨的热点之一。在越来越多综合性大学成立师范学院的背景下，师范院校应该如何聚焦师范生培养主业，打造高水平有特色的“新师范”？师范教育为何新、新在哪、怎样新？带着一系列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多所师范类院校负责人和相关领域专家，探索师范教育的创新之道。
新师范 为何“新”
新时代对教师培养提出新要求
2020年，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发布毕业生拟聘名单，20个录取者中，有19人毕业自清华、北大，只有1人为北师大本硕连读。综合性大学培养的学生比师范院校毕业生更受欢迎？这一事件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实施以及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客观上提升了师范院校的整体实力，但同时也使其陷入了“去师范化”的困境。
目前全国47所师范大学中，明确定位为综合性大学或高水平大学的有26所，占比为55.3%；定位为综合性师范大学的有6所，占比为12.8%；定位为师范大学的有15所，占比为31.9%。办学定位上的综合化，使得一些师范院校空有“师范”帽子，却缺乏师范特色。
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部分师范院校重科研轻教学、重授课轻育人的倾向较为明显。“教师教育师范性和学术性的争论，在世界教师教育发展史上从未停止过。”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夏立新认为，二者有效融合和共建高峰才是世界发达国家教师教育成功的共同经验。只有高水平的教师教育学科，才能筑就高水平人才培养基础。
除了在认识和政策层面的“弱化”与“退化”外，师范院校自身内涵建设也有待提高。众多师范院校尽管在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这些探索并未触及根本，单一学科培养、分科教育模式固化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高校师范专业培养了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教师，但并未有意识地培养能将三个学科打通的科学教师。因此，打通高校师范专业学科壁垒，培养在实践中可以胜任的综合课程师资迫在眉睫。
“教师培养体系与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需求不相适应，是师范教育当前面临的一大困境。”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国祥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这对师范类人才的培养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而传统的培养模式由于存在培养体系封闭、课程体系陈旧和教学方法落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师范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除此之外，在目前的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师德养成教育存在实效性不强、师德知行脱节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师范生专业化发展进程与未来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加强师德养成教育是当前师范类院校改革的基础性工程。”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认为，要用“四有好老师”标准统领教师成长发展，细化落实到教师教育课程，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
新师范 “新”在哪
回归师范生培养主业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教师队伍与教师教育的质量提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师范教育正是以此为背景提出来的师范教育新目标和新形态。
新师范“新”在哪？《意见》为进入新时代的师范教育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这同时也标志着，师范教育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去师范化”之后重新回归。
“这种转向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再师范’，而是认识到我国师范教育现实和发展规律之后的更高层次的‘回归’，也有人将其称为‘新师范教育’。”刘仲奎表示，必须清晰解读“新师范教育”面临的新问题，认真寻找“新师范教育”发展的新途径。
新师范的“新”，体现在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新型教师人才培养体系。夏立新认为，标准化、规范化是世界发达国家教师教育成功推进的有效经验，也是近年来我国在教师教育发展中着力推进的一个重要战略性发展举措。
事实上，在推动标准化、规范化师范教育体系中，我国初步形成了教师教育发展的中国标准、中国模式、中国实践。截至2020年，我国已有约4200个本科师范类专业进行了三轮一级监测，483个专业开展了第二级、第三级认证。但高水平师范专业数量还十分短缺，在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未来基础教育教师的能力上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赵国祥连续在两会期间建议加快推进师范院校“再师范化”，引起了人们对师范院校回归教师培养本位的思考。同时，他的提案也得到教育部的回复。教育部在回复中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提升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办学水平、保障办学质量，强化培养卓越中学教师的力度，发挥师范院校的“师范”优势，强化师范院校主体地位和关键作用。
“构建新师范教育体系要贯穿培养目标、过程、手段和评价四个方面。”赵国祥认为，目标新，即要培养具有专业素养和家国情怀的高素质专业化未来师范人才；过程新，即要将高质量和高标准作为师范生培养的生命线；手段新，即要在师范生培养中充分引入教育信息化手段；评价新，即师范教育评价应指向师范生专业素养、学习力、研究力、职业胜任力、核心竞争力、终身教育能力等的持续发展。
“‘新师范’是更系统化的师范教育。”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王恩科认为，师范大学需要突破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割裂的教育模式，推动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琴瑟和鸣”，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持续成长。
“新师范旨在构建指向‘两适应三胜任’核心素养的师范教育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结合该校的改革实践介绍说，两适应，是指适应全信息时代变化和适应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三胜任，是指胜任全教育理念下的教育实践，胜任基于真实问题的教学反思与研究，胜任终身自主学习与可持续专业发展。
综合来看，“再师范化”的战略方向不是综合化的简单转向，而是要在综合化的基础上走特色化发展之路，回归师范生培养主业。进一步完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进一步创新现代教师培养模式，进一步构建一流师资素质提升体系，进一步健全新师范教育保障体系，进而“回归”并“上升”到更专业、更系统、更长效的新型师范体系。
新师范 如何“新”
面向教育为本再出发
当前，对新师范教育的探索正处于起步期。不少地方和高校都在摩拳擦掌，朝着完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之路前行。
2018年，广东省教育厅出台了《广东“新师范”建设实施方案》，着力建设广东特色“新师范”，助推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师范教育将不只停留在校内4年，还会延展到毕业生上岗后的5年，在毕业时要求做到已知已会，上岗后则帮助他们开发潜知潜能，拓展职业能力。
师范生培养“不只扶上马，还要送一程”。2019年，华南师范大学印发《华南师范大学“新师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2年）》。此外，该校还成立了全国首个教师教育学部，以学部作为主要牵头部门，与学校教师发展评估院等机构有机联动，整合校内相对分散的教师教育培养资源，将教师培训从社会服务功能升级为人才培养职能，把师范生培养和教师培训都列入学校主要职责，推进职前职后教师培养一体化。
“高校亟待从专业设置范式、学科群、课程群、教学团队等方面系统地进行师范类专业建设。”刘仲奎结合西北师范大学改革实践认为，要将学术性与师范性有机结合起来，高度重视教育实习、训练和培养师范生的教育教学技能，在重视学术水平的同时，突出师范特色和优势，培养高质量师资。
“新师范”不仅仅体现在内容上，更体现在过程中。西北师范大学从2020级开始，实施新本教师专业能力训练，训练内容含一般教育能力、学科教学能力、教育管理能力、教师专业发展能力等四个部分，共10个训练模块和24项训练内容，构建了学校师范生教师专业能力训练体系。
某种意义上，当前新师范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是向“教育为本”的再出发。师范类院校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凸显“师范”特色，综合性高校又该如何选择？
2020年1月，西南大学重组教师教育学院，全面调整教师教育职能定位，整合师资队伍和教师教育资源，正式开启新一轮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和一流教师教育学科专业建设。转型后的教师教育学院将继续探索综合性大学框架下的教师教育发展模式，凸显教师教育优势特色。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了线上教育革命的步伐。史无前例的“停课不停学”，也给师范教育留下了新一轮变革的基因。
“师范教育体系中要融入智能教育，不是简单以开设几门课程、掌握几项技术为目标，而是以全面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和智能水平为目标，促进基于全体、全面、全时空的教与学的能级和效率提升。”戴立益说。
事实上，信息素养成为未来教师培养必然绕不过的时代素养。布局“智慧+”师范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大部分高校的普遍共识。华南师大以教育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促进新型教师教育发展，将教师教育与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融合，重构教师教育模式。如，研发教师能力AI测评系统，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教师能力发展联合实验室”，将“5G+人工智能”用于“新教师能力测评”等教师专业测评。
“‘新师范’为现代化教育带来新气象。”王恩科认为，发展新师范教育是贯彻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必然之举，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的必有之义。发展新师范教育，就是要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新模式，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夯实人才之基，开拓动力之源。
来源：中国教育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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