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最近刚结局的热播剧《小舍得》里有几句分别来自老师和家长的台词，围绕同一个观点：“女孩学理科，本来就是要弱一点的！”
因为固执地相信“女孩在理科没有天赋”，教育者们索性放宽心态，不对女孩在理工学科方面抱有期待，也不会给予过多关注。
“女孩不擅长理科”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了，最近又社会上又兴起所谓文理科之争，而就在近日，一份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AAAS）名单出炉，实在显得恰如其时了。
4月22日，9位华人科学家当选为202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两院士（或外籍院士），他们分别是：
普林斯顿大学结构生物学家颜宁；斯坦福大学化学家鲍哲南；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蔡立慧；耶鲁大学物理学家曹慧；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李飞飞；斯坦福大学通讯专家孟怀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科学家沈延安；哈佛大学免疫学家吴皓；牛津大学哲学家张美露。
除了沈延安，其他8位华人院士都是女性。
这的确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在历史面前，也的确值得一份肃然起敬。
哈佛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校友吴皓，主要研究天然免疫相关蛋白的结构与功能，2012年被聘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及分子药理学教授，2014年被聘为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麻省理工学院 (MIT) Picower学习与记忆研究中心主任蔡立慧教授，早在2008年就靠阿兹海默症的研究，成为中研院院士选举中最高票与最年轻的女院士。
斯坦福化工系主任鲍哲南，曾开创以皮肤为灵感的有机电子材料领域，因在人造皮肤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1年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并被外媒盛赞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2015年她被《自然》评为年度科学人物，2017年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2017年11月，鲍哲南升任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院长，成为第一位斯坦福当华人女院长。
李飞飞也是斯坦福教授，主要研究电脑视觉、认知神经科学、电脑神经科学和大数据分析，被誉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及人工智能多样性的全国领导者。
耶鲁大学应用物理学教授曹慧，则主要致力于理解和控制纳米结构中的量子光学过程，概括地说，她的研究涉及基础物理研究和应用的量子效应和纳米光子器件。
被这份名单涵盖的杰出者不仅是科学领域，也包括人文艺术领域的杰出成就者。比如身为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的张美露，在张美露之前，这一法学界的崇高席位曾三年缺席。
而8位女院士内，最为国人所熟知的，也许还要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兼职教授颜宁。
2016年9月，颜宁在《开讲啦》讲台上发出一个问句：“女科学家们都去哪里了？”
她主动提及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当时的主持人撒贝宁反复强调“女科学家”这个身份，被誉为“学术女神”的颜宁本身也一直想找个机会正面探讨它。
“科学就是这么一个浅显易懂的世界，它没有任何门槛，只要你在本科接受了足够的训练，它对性别没有偏向性。”颜宁这么说。
01
“女科学家哪去了？”
被国人誉为“科研女神”的颜宁的确漂亮，最漂亮的是她丰厚的学术荣誉与成果。
不到30岁，便被聘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17年任职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讲席教授；自2004年起，颜宁以每年发表约2篇CNS论文（指代自然科学领域顶尖学术期刊Cell、Nature、Science三个刊物）的速度，被学术界内称作“开挂”的学者。
从一个大的层面来说，人们推崇“科研女神”，或许出于以往将女性排除在科研田地的心理惯性的逆反。
以颜宁求学、科研的漫长时间线为尺，8年前浙大教授冯钢对女性不适合做学术的发言还热乎着：
“女性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于翔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察：“对女性而言特别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女研究生做到第三年、第四年，课题遇到困难时可能会想‘要么我不做了，找个好老公把自己嫁了吧’，而男生不太有这个选择。”
学术界有一个概念叫“生产力谜团（productivity puzzle）”。
它由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对比同领域、同大学出身的263对男女博士的生产力发现，男博士发表的论文数量基本上是女博士的两倍，这种性别生产上的差异被称作“生产力谜团”。
如果这些观察符合我们的经验，或许更该追问的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的产生。
这也是颜宁想问的。她曾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年招生委员会负责人后发现：“在我们面试上，发现女孩子们的表现好极了，不论是知识，还是表达，都非常优秀。可是再往后面，去做博士后了，甚至再往后面，要从事独立的科研工作了，你会发现，女科学家去哪儿了？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02
入场券谜团
约十年前，在我高一结束后准备文理分班那几天，班主任每天晚自习都会叫人出去谈话，一谈就是一个小时。
被叫出去的都是平时成绩考前，但志愿选择了文科的同学，在教室外灯光微弱的走廊里，班主任相当认真且不解地问我：“你学文科，以后干什么呢？”
我也的确想了很久，才憋出一个听上去会显得“志存高远”的职业：律师。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坚定”背后其实存在一种略显冲突的微妙心境：老师劝学生学理科，是因为觉得优等生学文科即是“浪费”；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优等生”女孩，选文避理的一大原因，就是从小到爱的耳边总是能听到类似“男孩学理科还是比女孩强”的声音。
在分数的刺激面前，实话说，我不敢“任性”地学理。
我的心理和经历恐怕代表了许多性格相对内向自卑的女孩的，当她面对挫折的时候，也许同样会下意识想到曾经听到的那句“女孩学理科就是没天赋”。
今年24岁的嘉嘉在美国某所高校物理系读博，与她同期的11名博士生里有2名女生。“坦诚来讲，在理科专业的科研界，女生大多学生物、化学，物理专业的女科研者是少数中的少数。”她说。
嘉嘉的日常是每周工作约60个小时，其中至少有40个小时要泡在实验室，高校实验室资源紧俏，竞争激烈，“实验室就像丛林”，读博两年，嘉嘉和她的女性同学们天天一副“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精干模样，“倒也不必这么刻意，但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感受到一些‘照顾女性’的时刻。”
就在前两天，与家人通话时，妈妈心疼地劝说嘉嘉“不然还是回国找个工作吧？”虽然父母没有直接表达因为嘉嘉是女孩，但回顾整个成长过程，嘉嘉自觉身边的老师、家长甚至包括同龄朋友，总是不乏一种潜移默化的观点：刁钻深硬的理工科，让男孩子去研究更合适。
嘉嘉记得自己的小学老师就曾直接明明白白地对她说：“女孩子数学分数不好拿的，应该多抓语文和英语。”
那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一句随意的感慨，却让嘉嘉不知不觉记至今天。十几年后的当下，人们对女性科研者、科学家大方赞歌，但这里面是否多多少少羼杂着些缕“惊奇”的心态？
从基础教育被引导选择，到高等教育至科研学术阶段，都已隐隐可以看出，问题，或许不出在“成果产出”，而恰恰出在“入场券”。
一方面，对科研——尤其是理科领域，“苦”和“累”的固有认知，导致女性整体会受到一种“照顾”，另一方面，社会和家庭反施加的阻力，也要求整个女性群体远离科研，长此以往，入场的女性基数便不会多。
03
“星辰大海”，只有“快乐星球”
被称为“大地的女儿，地大的师者”的中国地质学开拓奠基者郝诒纯（女）先生，曾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那是一个相较现在，整个社会更加笃信“女生学不好理科”的年代。
地质是重野外实践的学科，野外考察，郝诒纯和几个女孩子的体力的确跟不上健步如飞的男老师们，于是，她走上治学研究的第一条路，是努力增强自己的体力和体能。
郝诒纯每天都要出去跑步，为了能在野外登高如履平地，她还在郊外自主练起了跨沟渠、跳田埂。
一年过后，郊外的崎岖和险阻，已经不能阻挡她了。
这次当选的8名女院士之一的鲍哲南教授，也经历过独属于女性的障碍。她上世纪90年代独自到美国求学时，还不满20岁，要靠打工维持生计，替公司上门调研，还屡屡遇到流氓调戏。
这些，是“女科学家”们在成为“科研女神”之前，切实经历的，且绕不过去的困境。
但要知道的是，无论是学习还是科研，都是一个漫长的、终生的过程，真正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只会将这种限制视为必须攻克的学术难关之一。
这些与性别有关的限制是考验与挑战，但它们永远不该成为最重大的障碍。
2019年6 月 21 日，颜宁在清华大学发起由本校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组织的“2019 Women in Science”论坛，在论坛上，颜宁首先说了这么一段话：“做这个论坛的初衷，并不是要鼓励女性做科研，做不做科研是个人的选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无论你做怎样的选择，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一定要给自己勇气，这才是我的初衷”。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从小就产生“目标是星辰大海”的科学家，永远是罕见的少数，彷徨与迷茫是大多数科学家曾经历过的路，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为了造成阻力，而是帮助他们看清楚自己内心真正想到达的地方。
女生究竟学不学得好理科，搞不搞得好科研和学术，这根本不是问题，8位当选女院士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