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居不易。”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通过科举考试首次来到长安，在谒见前辈贺知章时，对方语重心长地给予他的感慨。
而白居易在京城的生活也真如他所说，充满了艰辛，其名字“白居易”在这样的反差之下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笑话。
进入现代，没有了旧式的封建王朝，也没有了所谓的帝国都城，但却雄起了一批批宛如“长安”一般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一座座灯红酒绿的新城拔地而起，以它们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科学合理的制度、多姿多彩的文化……吸引着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而这尤以“北上广”为最。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纷纷来到这三座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成为了“北漂”、“沪漂”、“广漂”中间的一员。
但和当年的意气风发迥异的是，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有的黯然离去，有的挣扎求生。消磨了青春，埋葬了梦想，最终是否都化为一个个被大城市淹没的“现代孔乙己”？。
“全村的希望”
如果为这些“现代孔乙己”们草草勾勒一幅画像，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头顶发丝稀少甚至早生白发，鼻梁架着酒瓶底眼镜，呆滞的眼睛周围有着浓重的黑眼圈。
因伏案过久的颈椎时常酸痛，腰腹部堆积着因为过劳而增长的肥肉，一身团购的套装搭配脸上如日本艺伎般的妆面，时髦鞋子里隐藏的土布绣花鞋垫却只有自己知道。
“全村的希望”表情包
脑子里装着营销号里的财务自由，眼睛里看着他人分享的精致生活，嘴巴上念叨着最新潮的不婚不育，存折里只有可怜兮兮的基本工资……
看到这张“肖像”，你是否对此不屑一顾，暗自觉得自己天纵英才，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还是一脸苦笑，对着它描绘出的生活图景感到似曾相识？
无论你如何看待他们，都无法否认这些人的存在。他们或许就是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甚至就是未来的你自己。
而他们的生活即使如此尴尬，也并不是因为不够优秀，或者不够努力。相反，许多人当年甚至是“全村的希望”。
虽然媒体总爱报道大都市中光鲜亮丽的人们，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依然存在为数众多的、不为人知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和中小城镇。
乡村教师
在一些自感优越的人们口中，它们被蔑称为“十八线小城”，但其实它们才是构成这个广大国度的主体，是“乡土中国”的核心部分。
生长在这些地方的孩子们，从小就面临着或隐或现的“匮乏感”。
食物匮乏，关爱匮乏，教育匮乏，娱乐匮乏……这些匮乏以各种纷繁的面目出现在他们的眼前：碗里的糙米，父母的打骂，破旧的校舍，繁重的农活，不一而足。
县城“扶弟魔”
孩子们从小到大，都面临着一个似乎“亘古不变”的选择：要么去读书，要么就跟着家里人外出打工，或者留守务农。如果碰巧是个女孩，这个选择里还会多一条路：嫁人生子，成为新一代农妇。
与之相伴的还有另外一个闪闪发光的神话：知识改变命运！
教科书讲述着“渴求知识的大眼睛”的故事，老师安慰他们“上了大学就好了”，周围进城务工的亲戚言谈中总会若有若无地提及某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别人家孩子”……一切都在铸就这个神话。
“渴求知识的大眼睛”
像《三体》中的思想钢印，一旦被打上就终生难以抹平。孩子们从小就被植入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要读书，考好中学，考好大学，跳出农门改变生活！
就这样，孩子们在匮乏中绞尽脑汁，提高自己在那一张张考卷中的分数。终于，一些天资聪颖而又勤奋刻苦的孩子们脱颖而出，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前往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深造的权利。
一名贫困生的家
他们中很多都是家乡多年来唯一的大学生，家乡人对他们引以为豪，他们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全村的希望”。
“寒门的贵子”
前几年，一篇题为“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文章，曾经引起全社会的热烈反响，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文章中以对多个“寒门贵子”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平凡两相对比，传递出一种消极的论调：现如今，知识越来越难以改变命运。
苦学的大学生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由于家庭因素、社会变革等内外部原因，都只能过上最普通的生活。
舆论的哗然中，不乏对于此文的质疑。
有人从文章的立论和论述入手，质疑它逻辑的合理性。
有人指出该文所举出的例子仅仅是“寒门贵子”中间的一小部分，还是“混得最差”的那一部分，不具有代表性。
有人干脆对“贵子”的定义发出疑问：什么才算“贵”呢？
然而，众声喧哗背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历的日趋贬值。
在上世纪90年代凤毛麟角的本科生，如今已随处可见；硕博士生的数量与日俱增，而高等教育的文凭含金量则不断下降；高校连年扩张，高考分数也随之水涨船高；就连“海归”，也慢慢失去了光环。
同时，能力、家境、心理素质等等在过去不受重视的因素，越来越被人看重。一道道由这些几近“不可抗力”的条件组成的门槛，像天堑一般横在这些“寒门贵子”的面前。
有了这些“天堑”，他们的“翻身之路”，也渐渐变成了“蜀道难”。
单是贬值的学历，还不足以难倒他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人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应试。
他们开始参加一次次考试：考证、考研、考博、考公……前赴后继地，想要用一个个金光闪闪的证书或者成绩，来做自己人生的垫脚石。
然而，考试总有尽头。一些人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到学历教育的尽头，又有一道道难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996福报”
这道难题，就是工作。
2020年，国务院宣布：今年应届毕业生达到834万，恐成“最难就业年”。
就业难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两大因素“功不可没”。然而，明眼人知道：即使没有疫情和经济衰退，也许这个数字也并不会有很大变化。
从2016年开始，就业变得越来越难。
几十上百人争夺一个名企岗位的同时，中小企业正经历持续数年的“用工荒”；连年递增的失业人口背后，是如潮水般涌来的应届毕业生；“35岁下岗”的“魔咒”，早在“996”疯狂加班时就埋下了伏笔……
“35岁辞退”
这一切都在猛烈冲击着“寒门贵子”们的神经。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他们纷纷“各显神通”。
有的开始早早储备能力，从大一开始就不断兼职实习，积攒工作经验；有的一门心思准备考研，尤其是那些“热门专业”；有的热衷于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试图削尖脑袋在体制内安身立命……
然而，幸运儿总是少数。在绝对的艰难和相对的走运之间，大多数人不是沦为“N年抗战考试”的“范进”，就是纷纷放低身段汇入各行各业的洪流里。
而那些选择就业的人们，等待他们的，是繁重的工作任务。
由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在极小的地域范围内，富集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及诱人的薪资待遇。以“北上广”为首的大城市们，成为各路青年就业的首选。
为了追求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平台、更广的上升空间……他们背井离乡，栖身于大城市的角落间。在北京朝阳区、顺义区等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每一天都有人前来，也有人离开。
而在各大城市的CBD，彻夜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间，来来往往的男女，他们衣着光鲜妆容精致，却常常需要算准城市最早和最后一趟地铁的班次，披星戴月花几个小时来往于城郊的住处和公司之间。
无尽的加班挤占了这些年轻人们吃饭、睡觉、休息、娱乐、交友的时间，使他们被迫成为不折不扣的“社畜”。
“996，ICU”
为了忙里偷闲，隐形蓝牙耳机、便携枕头、折叠床、咖啡因含片等等“神器”，成为了年轻人们的必备品。
只是，在公司办公室的小睡取代不了床上安心的睡眠，外卖的重油重盐料理满足不了被烟酒损害的肠胃，而与家人朋友的微信视频也无法与回家看望的亲切感相提并论。
常年无规律的作息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使高血压、心脏病等原本“只属于中老年人”得慢性病，也开始找上了年轻人。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乃至“00后”倒在了岗位上，透支了自己的健康。
一名猝死的青年
而无意义的加班、无休止的考核、无效能的劳动、无感情的社交，这“四无”的精神生活，也在蚕食着他们的心理健康，使得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等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连年上升。
出于自嘲，这些人发明出一系列“别称”来称呼自己：“打工人”、“韭菜”、“干电池”……在“佛系”、“小确丧”等等玩笑调侃背后，是他们竭力掩盖的空虚和无力。
“长安居不易”
摆在他们面前的更大的问题，是难以在大城市立足。高企的房价、稀有的户口、婚恋的艰难……让他们倍感“长安居不易”。
在北京，一套位于昌平的普通三室一厅二手房价格，都动辄飙升几百万。而要想买下它，一个年轻人需要从大学毕业开始便向父母索要首付，在掏空上一辈的钱包之后，背上数十年的贷款。
要是想在北京拥有自己的家庭，并养育一个孩子，给他较好的教育，还需要参与学区房的摇号竞争。而一所地段好的学区房，价格又是郊区房的好几倍，普通人根本望尘莫及。
如果决定终生租房，看似降低了压力，但北京的租房成本也照样居高不下：在这里，一套设施齐全的单身公寓，月租金就要两到三千以上，基本占据工资的一半。
除此之外，落户、购车、子女入学……等等问题，也为这些来北京逐梦的人设置了重重限制。
既然“长安居不易”，那么就回到老家吧。从2010年起，各大城市悄然兴起了一股“逃离北上广”的潮流。许多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们纷纷卷起铺盖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期望自己能在家乡得到安顿。
“逃离北上广”
只是，几年之后，他们再度“回到北上广”。在异乡奋斗的这些年，已经让家乡在他们眼中，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陌生的地标、老去的亲人、疏离的朋友、迥异的观念……无一让身心无处安放。
而社会舆论也对他们毫不留情地开麦嘲讽：“小镇做题家”、“现代孔乙己”、“凤凰男”……多年的努力拼搏，看上去就像一个笑话。
迄今为止，“漂”在“北上广”的年轻人，依旧充斥着这些大城市的街头，他们重复着无数前辈的道路，却换不来心中的美好生活。
或许，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来到大城市，不应该追求更好的生活，不应该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但他们能做到吗？他们为什么要从一开始就放弃内心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呢？有谁能够抹杀他们多年的努力，拿走他们追求梦想的而权力？
或许，应该改变的不是这些心存希望、砥砺前行的人们，而是整个严酷的社会环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