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黄庄在地理意义上，指北京西北角一处地铁站，但它现在是密集补习的代名词。以地铁站为圆心的1千米内，云集着上百家大大小小的补习机构。
这里有一个独特的群体——“黄庄妈妈”。无论住在哪里，她们每周都把孩子送到黄庄上数个补习班。在人生前十几年，黄庄妈妈们是北京生活的幸运者，她们大多在北京房价暴涨、车牌摇号之前，已经买好了房子、车子。如今，她们唯一的刚需，就是与生活品质匹配的优质教育。
《智族GQ》在2019年采访了二十余位黄庄妈妈，这些被外界形容“鸡血”“疯狂”的妈妈，现实中看起来体面、礼貌，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谈吐逻辑清晰，唯有在谈起教育时，每个人都熟练吐出“点招”“锁区”“校额到校”等小升初暗号——她们都有一套以小时为单位的教育计划表，对于孩子，她们更像是一名全职经纪人。
2020年末，我们回访了其中一些妈妈，发现小升初后，精细化的教育仍在持续，只是从奥数换成了其他项目。“所有的事情都在提前。”在超额的竞争中，她们不敢停下，只求在激烈的竞争金字塔里，把孩子再往上托举一米。
暴雨已至
车开到海淀黄庄时，张之凡发现今天的早高峰格外拥堵。远处的地铁口居然站满了人，一对一对的家长和孩子满脸惊慌，呆呆地看着地铁站外——大雨噼啪作响，密密匝匝地砸下来，地铁口积水已经没过了脚面。
黄庄整个被泡在雨里。离考试开始不到1小时了，暴雨中，考生们慌不择路地各找办法，有家长一早打不到车，逼得把今天限号的车开出来，被堵在十字路口猛砸方向盘；路上有孩子骑着共享单车往前冲，母亲在后面跟着跑，雨伞被吹得像一个摆设。
张之凡母子走到校门口时，二人的脚被水泡得冰凉。旁边的孩子踩着湿鞋，吧唧吧唧地往考场走，张之凡停下来，掏出来一双干爽的袜子，一双运动鞋，从容地让儿子苗苗换上。
她是那种万事周全的母亲。考试前40天，她密集接送儿子跑了30趟黄庄辅导班，对这附近的地貌一清二楚，早上一看到下雨，就立刻抓了一套备用鞋袜出门。
这是2018年的一个周一早高峰。事后统计，当天下了全年最大一场雨，持续50个小时，降水量“相当于35个昆明湖”。而这一天，也是海淀一所名校小升初项目的复试，包括张之凡的儿子在内，一共有近1000名孩子在暴雨之中赶到海淀黄庄。他们来自全北京的各个行政区，是从1万多份简历里，经过考试筛选出来的。
学校就在海淀黄庄地铁站旁边，是全北京家长最向往的中学之一。这次招考也是每年北京小升初的第一批考试，只招160人，它提前招生，少有的不要求海淀学籍，条件是，这里只招金字塔尖的孩子。
小升初家长圈里，把孩子进入心仪的学校称为“上岸”。此时此刻，10岁、11岁的孩子们从地铁口涌出，迈出第一脚，鞋就全湿了，之后一整天，他们都湿答答地待在考场里，进行学生时代第一次重大考试。只要考过了，他们就能提前“上岸”。
雨声隆隆，站在校门口的送考家长们大部分是妈妈。她们被称为“黄庄妈妈”——指无论住在北京的哪个行政区，都把孩子送到海淀黄庄上补习班的家长。她们每个周末都泡在海淀黄庄，送孩子学奥数、学英语、学作文课……妈妈们熟悉孩子的每一项知识进度，帮助孩子记笔记，刷题，为孩子攒补习班。
海淀黄庄在地理意义上，指北京西北角一处地铁站，广义上，它现在是密集补习的代名词。以地铁站为圆心的1千米内，原先是鳞次栉比的电脑商城，商城衰败后，空出来的写字楼逐渐被上百家大大小小的补习机构占据。在这里，一个孩子能从幼儿园一直补到高三，包括出国、自主招生、理科竞赛、美国数学大联盟等任何你能想到的小众课程。
离黄庄几千米远，就是清华、北大、人大、北理工等知名大学，似乎触手可及。丰富的教育资源滋养了补习机构，很多名师就出自这些学校。黄庄妈妈的梦想，就是希望通过补习班提高孩子的成绩，摆脱北京小升初随机派位的命运，考到一所高升学率的中学里去。
“我对得起儿子了。”张之凡长出了一口气，她目送苗苗走进学校里，脚下一双运动鞋暖和、干爽，她感觉自己很明智。张之凡1米7出头，做事利落，聊天时常会绕过客套一针见血。她看上去跟校门口这些妈妈差不多，四十多岁，短马尾，衣服剪裁得体，一副办公室白领的休闲打扮。
黄庄妈妈们几乎不穿大牌——周末行走在海淀黄庄的大型购物商场里，二十多岁的女孩很多捧着奶茶，背着新款奢侈品包。反而四十多岁的黄庄妈妈们几乎把“朴素”二字写在脸上，我只见到一个妈妈拎着LV挎包，这让她看起来与其他母亲格格不入。
作为最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黄庄妈妈们正把钱投入到消耗更高的补习班、游学营里，她们唯一推崇的大牌是红白校服——人大附中的校服是红白配色，多年款式不变。一放学，海淀黄庄四处都能看到红白校服的身影，许多毕业生甚至上了大学、到了海外还在穿。一位家住东城的妈妈说，“黄庄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目标……”
到黄庄去
暴雨后两天，学校就出了成绩。发榜的第一天傍晚，戴汐在单位的小花园里见到了张之凡的丈夫，他正闷闷地一个人抽烟。“有信吗？”“没有。”
戴汐和张之凡的丈夫在同一家媒体工作，两人在不同部门，此前连微信都没加过。初试前几天，才知道彼此的孩子一样大。
“当时我还不知道苗苗成绩那么好，我没有，你也没有，我心里感觉还挺平衡。”戴汐的儿子冬冬没进入复试，她并不失落。第二天，她又遇到张之凡丈夫，对方一改头一天的沉闷神色：“录上了！”
戴汐突然觉得跟人家有了差距，“羡慕，很羡慕。”她自责，这么久都不知道同事有这么优秀的孩子。另一个同事告诉她，苗苗被录取太正常了，“人家夫妻俩在孩子身上投入了多少！”
两个家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男孩们都是2006年出生，两家的小区只隔2千米，由于户口，张之凡家在朝阳上学，戴汐的儿子去了东城。两个小男孩在班里都是第一、第二名，每个周末，两个妈妈都送孩子去海淀黄庄上奥数补习班。
区别是，小男孩们一个喜欢读书，一个喜欢网球。共同点是，这两个爱好钻研得再深，在小升初申请里几乎毫无用处：含金量最高的证书，只有奥数。
张之凡很久以来都很抵制奥数教育，不搞竞赛，不想抢跑，为什么要逼孩子学这个？儿子从小就喜欢阅读，夫妇俩都是北京名校毕业的文科生，他们自己就能提供高质量的家庭教育。
几乎每个周末，张之凡都陪儿子参观博物馆。一早上进去，跟在儿子身后，一件一件趴在玻璃上审视，直到博物馆闭馆。家里常年订阅中英文《国家地理》杂志，苗苗是个考据迷，他能熟练地上英文维基、英文论坛上找资料，最近研究日本年号变化，他滔滔不绝地讲日本新天皇的婚姻，张之凡配合地问“然后呢？”“为什么呀？”她很在乎儿子的求知欲，如果这一点遭到了打击，张之凡会毫不犹豫地反击回去。
朝阳区的学校教育没有跟上张之凡的要求。
儿子刚上一年级时，张之凡就跟老师发生了冲突。一天放学，苗苗哭得满脸通红，数学测试让从ABCD里找正方形，苗苗指着参考答案气得不行：C不是正方形！
张之凡用尺子反复量，发现图案C的长、宽明显不一致。第二天一早追到学校找老师，数学老师轻描淡写地“哦”了一声：这是我在网上找的题，粘贴时变形了。“没关系，按照标准答案走就行了。”
同样的事情发生过5次，最后一次是三年级数学模拟统考，一道大题表述有歧义，苗苗的答案被扣了5分，张之凡直接找到了上级管理部门。
这道题跟孩子升学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计入期末成绩，可张之凡还是立刻去问了有数学博士学位的学弟，又转问了北大数学系的教授，确定题目有误。最后，她把电话打到上级管理部门，直接追到了命题的主任。两天后得到答复——这道题确实是表述不当，在前一年早已做过更正，两种答案都算对。
苗苗的老师工作认真，但始终抱有一种守旧的价值观，她不理解张之凡的较真：你以为中考、高考卷子就没有错吗？你到那个时候去找谁呀？
张之凡很生气：这明明是朝阳区的知名小学，为什么会是这种教学理念？她坐不住了，她要择校，要把苗苗送到海淀，送到北京顶尖的中学里去。
从1998年开始，北京市取消了小升初的统一入学考试，改成了学区划片派位。其中只有部分重点名校，比如人大附、北大附、清华附等公办校还保留一定的自主招生权。另一种选择是上名校的民办分校，代价是每年学费6万～10万不等。
另一个概念是“锁区”，公办校基本不再招收外区的学生，民办校也只能分出15%的名额给外区学生。
要么等大派位，要么自己考试——家长面前就是这两条路，如果想考外区的初中，难度更大。
海淀是北京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考入人大附等知名中学，就几乎预定了985以上的知名大学。每年都有一张“北京各区清华北大录取人数表”在妈妈之中流传，这是一个圈子内心知肚明的、会让新人感到惊吓的数据：
是一位清华附的家长妈妈第一次给我看了这张表，看到这组数据，我的第一反应是，其他城区的数字是不是打错了？她笑眯眯地看着我震惊的表情：“朝阳区几乎等于人大附的一个班……很多人意识不到，如果你不上一所好中学，就已经告别清华北大了。”
想在小升初跨区，潜规则是必须有奥数竞赛成绩。张之凡终于带儿子去了奥数班，然而第一节课就收到一个下马威：一上课，就全体起立，小朋友们一个个背平方口诀，1×1，2×2，一路背到15×15、16×16、17×17……苗苗站得越来越紧张，前面的孩子飞快地背诵好坐下，数字越来越陌生，等轮到苗苗，他张口结舌，说不出答案，脑袋一下就热了起来。
儿子发烧，张之凡和丈夫顶替了两节，也听不懂。
在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去旁听了一节海淀名师S的奥数课。S在黄庄妈妈中知名度极高，十多年前，他通过数学竞赛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从大三开始，他就在黄庄教奥数课，现在已经是一所辅导机构的合伙人。
教室后排全被家长占满了，20多个家长都在桌上竖着一个支架，正在录像的手机一排比一排高，最后一位妈妈干脆带了个专业三脚架，全程站着听课。20多个小屏幕上，老师写下一个问题：“1-5400中，和5400互质的数字有几个？”
“能听懂的听。”老师开始讲余数、平方数、枚举法，家长们人人一个A4横格本，一秒不停地记录。四年级奥数是分水岭，绝大多数家长在这一年，“刷一下微信的工夫”就跟不上了。这是四年级超速班，坐在这儿的孩子已经是全北京奥数排名靠前的孩子了。
“抬头”，“抬头”，老师反复提醒犯困的孩子。
“1440 ！”有些孩子已经算出了答案，一个男孩玩着铅笔走神，他妈妈猛地起身，跨过两排桌子敲男孩的头：“听课！”
S的高端课一席难求，20多年前他在老家学奥数时，奥数还只是公立中学的兴趣班，免费，是少数人的游戏。现在在黄庄，这是一个基础教育的“红海”产业。
“不是我们非要上奥数，是奥数强的孩子在以后学习中确实优势太明显了，所以公办学校要选拔奥数好的孩子。”S点破了一个逻辑，眼下没有统一小升初考试，奥数就是最标准化的成绩。“哪天人大附比谁100米跑得快，那所有机构都转去教体育了。”
辅导机构变成小升初考试里密不可分的一环，市面上几家大公司早已经资本化运营，S常去国内城市巡讲，发现太原、成都等省会城市，小升初也渐渐开始白热化，不过即便是上海，竞争激烈程度也跟北京“相差最少5年”。他的机构只招985毕业的大学生，北大、清华出身的老师在黄庄这些大楼里比比皆是。
我们坐在银网中心的一间教室里，S比画：我这一层楼都是亏的，租金上都划不来——辅导机构涌向黄庄，是为了抢下最好的学生，用高端班做金字招牌，全北京、全国的分校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
三年级算是学奥数最后一个时间窗，一个寒假过后，苗苗开始跟上进度。苗苗不是数学天才，一直没进最高端的竞赛集训队，张之凡给儿子换到一家刚创业的、竞争不算激烈的小辅导班，以此进入了更高端的班型。上了几个刷题班和冲刺班后，他很快考到了几个重要奥数竞赛的二等奖、三等奖。
苗苗最终考到了大雨那天的复试里。一节考试结束，孩子们挤在走廊里聊天。有孩子发现了苗苗：“你也在？你都不在集训队，肯定考不上！”苗苗不在乎地耸耸肩。
小朋友们讨论起其他考试题目：Shakespeare的故乡在哪里，“Shake…speare、shake…speare是啥？”这个时候，苗苗的读书储备终于派上了用场，“莎士比亚你们都不知道？”他说。
“低级错误”
海淀黄庄那场大雨与戴汐无关，儿子冬冬去参加了那所名校的初试，但没收到复试通知。近1000名小升初竞争者考场厮杀的前一晚，戴汐陪冬冬熬夜看了一宿足球赛。
我见到戴汐是在2019年5月中旬，坐在单位的大堂咖啡厅里，戴汐指着旁边几张桌子：我后来想起来，以前苗苗总在这儿跟着他爸写作业，他们家对孩子真的很上心。
“我不是典型的‘黄庄妈妈’。”戴汐说了跟其他妈妈一样的开场白，她又说：“我不是一个有规划的妈妈。”
41岁的戴汐身上有一种媒体记者常见的自由随性，她对黄庄始终带着一种审视的距离。虽然几次见面她一直在自责，但总能听出一点儿挣扎的语气：她并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听到苗苗被录取的消息，戴汐去打听了一圈，发现几乎每个被录取的孩子都至少提前一年准备，密集地在海淀黄庄刷题、上冲刺班。戴汐自我开解，即便再来一次，我也不可能投入这么多。
儿子冬冬一直在学足球、网球、钢琴、打击乐，三年级开始学奥数，学校离家800米，步行只用15分钟。戴汐热爱网球，她把儿子也培养成了小球迷，冬冬运动天赋一般，但是喜欢琢磨技巧，对全球前100球员的籍贯、爱好、打球习惯了如指掌，一年后，他已经是班上球技最好的孩子。
四年级，儿子没费什么劲儿，考进了奥数超常班。闺密劝戴汐不能耽误孩子：你得往黄庄去。
冬冬所在的这个机构，带超常班的名师基本都在黄庄，他们一堂课只有不到25个位置。闺密的孩子已经“上岸”到了人大附本部，她指示戴汐，快用APP刷课——有孩子发烧了、请假了，名师的系统上空出一节，这时要火速候补进去。一学期有4个调课名额，精明的家长全都用在抢课上。戴汐被说服，开学前一周是黄金时间窗，她每天在家里刷APP等退课，居然抢到了一个黄庄正式的名额。
自此送孩子要提前出门半小时，距离远了4倍，“但是人就是这样的，你不断往前走，这个底线是一点儿一点儿被人往后推。”
儿子没入选大雨中的提前考，戴汐并没责怪他。复试结束后，她看到微信上有两篇热转的作文，来自同期落选的小学生：“成绩，是最值钱的筹码”“心中满是后悔和无奈”……戴汐很不理解：“这种反思简直没有人性。五六年级的孩子就食不知味睡不着觉？太可怜了。”几个月后，当费德勒来上海打球，戴汐还专门跟学校谎称病假，带儿子飞到上海看偶像圆梦。
然而这种自信没延续多久，小升初来了。
戴汐不想跟班上大多数家长一样，躺平等待大派位——如果被派到一所普通甚至教育水平偏低的中学，再想考到好高中就太难了。
她希望儿子考上那几所名校民办校的15%名额里。北京的教育资源已经高度集中，黄庄妈妈们都希望尽早把孩子送到一条稳定的名校体系中，直奔清北和常春藤联盟。她们花了6年，让孩子上最好的奥数班、最先进的英语课，打网球、参观博物馆，营造了最优越的学习环境，完全平等的大派位会破坏这一切。
整个五年级下学期，戴汐一直在带孩子参加奥数杯赛。她总是在考场外遇到久未见面的妈妈们——儿子兴趣小组、网球班的同学一直在减少，现在戴汐才知道，黄庄妈妈的孩子大多从四年级开始，准时放弃乐器和运动，所有时间都去上奥数刷题班了。
戴汐意识到自己的“不称职”，她总是手忙脚乱的：在报名现场发现二寸照片带成了一寸；在缴费时，又发现只有自己没带现金。头一年11月，海淀一所民办初中的小升初考试报名，没参加过“双11”的戴汐第一次见识到秒杀——时间一到，网站直接崩溃了。
庆幸的是，冬冬最终考到了好成绩。戴汐喜悦地接到电话，仔细一听，发现自己又犯错了——第二次秒杀时，戴汐飞快地给两种录取志愿都打了钩。冬冬直接被录到了学费近20万/年的国际班，基本要放弃中考，但她想高中时再决定儿子出不出国。
当天很多秒杀的家长都只报了一个学费10万/年的普通班的志愿，他们之前都仔细研究过报名攻略，知道要占住最紧俏的指标。三天之内，情绪反转，戴汐手中的第一张票，一下子变得棘手起来。
在办公室、在食堂、在微信上，戴汐反复讲起自己的失误，没有孩子的朋友安慰她，这不能怪你，是我也会两个都选；也在参与小升初的朋友态度相反：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像心电图一样，不停忽上忽下”的心路历程开始了，戴汐跑到学校招生办公室，老师讲不出录取标准，口径却是严格的统一：只能退，不能改。老师指着旁边一个窗口——那儿还有人捧着钱排队等着上国际班呢，你们退掉，分分钟有人顶上。
就在另一个窗口，七八十个家长正等着登记候补。戴汐和另外3个填错的妈妈被堵得没话说，那一条长长的队伍变成了一种直观的心理压力，小升初的形势看来远远比想象中严峻，这所学校新修的延庆校区，都有一群人等着刷卡20万去上。
“就因为我这个低级错误……这张票某种程度上废了。”
戴汐的心电图瞬间沉到了底。
一万步的思考
在竞争变得激烈之前，妈妈们也想过别的办法。
焦头烂额时，戴汐和老公发过一条朋友圈：“万能的朋友圈，谁能帮我小升初？”很快，有人介绍了一位职业中介，北大附、人大附、清华附、八少八素……不同班型明码标价，最好的一档，中介费50万～ 80万。
已经不想去验证真假了，戴汐觉得这个数字简直荒诞。戴汐老公2006年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裸辞、贷款，每年学费17万，毕业后成功从科研转型进入商界。夫妻俩了解精英教育的价格，当年的高投入也收到了高回报，但为一个初中学位花50万走后门，疯了吧？
黄庄妈妈们在前十几年，是北京生活的幸运者，她们大多在北京房价暴涨、车牌摇号之前，已经买好了房子、车子。如今，妈妈们唯一的刚需，就是与生活品质匹配的优质教育。
更早之前，张之凡想过买学区房，把户口迁到海淀区。苗苗五年级时，张之凡下定决心，以十几万的房产税和房子面积缩水一半的代价，转去海淀考初中。张之凡跟奥数老师讨论这个计划，收到了冷冰冰的回复：“来不及了。”
“才5月份，为什么就来不及了？”张之凡被告知，五年级才操作，已经换不成海淀学籍了。苗苗现在只能留在朝阳参加小升初派位。
那是张之凡心情最为痛苦的一个月，此前所有稳定的规划全都变成了泡影。一个周末，她把儿子送到黄庄的奥数班里，当天也是大暴雨，窗外一片灰色的雨雾，张之凡穿了一双新凉鞋，在阴暗的走廊里一个人焦躁地踱步。
“光你自己努力没有用，你还要受很多限制。”张之凡盘算了一遍自己的人脉，发现哪个都帮不上忙。她颓唐地坐下，走累了，脑子里还是没有任何答案。脚上湿乎乎的，低头一看，居然都是血——新鞋已经把她的脚后跟全磨破了。手机上跳出通知，有人给她的微信运动点赞，恭喜她，走完了一万步。
唯一能做的是补习，再接着补习，在激烈竞争的金字塔里，把孩子再往上托举一米。
一些家长的焦虑已经弥漫到了课堂上。奥数老师S遇到跟不上的孩子，建议家长要么课外多加点儿时间，要么班型降一级，几乎所有家长都会选择“加点儿时间”。
“跟不上的孩子大多是不够聪明。”竞赛的选拔自有其残酷性，但S发现，大多数家长都不愿承认智力差距。常有家长问出这样的问题：我是北大的，我孩子怎么这么笨？每次测试后，总有家长替孩子找理由：你看你这个地方多粗心！S觉得这是一种家长的自我欺骗：“在我看来，粗心本身就是考试考查的一部分。”
承担这种焦虑的，绝大多数是母亲。S的奥数班上，80%陪读的都是妈妈，其中最常找他倾诉的，往往是全职妈妈们：“如果家里幸福还好点儿，不幸福，老公外面有个人啥的，那孩子就是妈妈的全部。”
采访中我也发现，不管丈夫是否家庭收入的主力，大部分家庭承担育儿职责的，都是母亲。其中一位黄庄妈妈常因送补习班跟丈夫吵架，丈夫从来不关心小升初，埋怨妻子变得越来越疯狂。吵到最后，妻子警告丈夫，自己赚得多，付出也多，“既然是丧偶式育儿，你不要‘诈尸’，比什么都强。”
这位黄庄妈妈抱怨：“生娃、养娃，等回家了，这个家务活也是我的……女人承担的东西更多了。”
几个妈妈告诉我，她们得每天从单位早退，回家做饭送孩子来黄庄。单位领导很理解——女领导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妈妈们为了孩子在不成比例地付出，不能因为她们付出了这些辛劳，还要送她们一个‘非理性’的污名。”一个社会学学者对我说。
这位社会学学者也曾是位黄庄妈妈，体验过周末一天9个小时连轴转的奥数班，学者身份让位于保姆、司机。直到孩子出国“上岸”，同学妈妈们竟都不知道她离婚多年，孩子是单亲家庭——因为，许多孩子的爸爸也从未出现过。
痛苦与荣耀
2019年整个5月，戴汐都处在一种焦头烂额的状态。当时，一位国际知名钢琴家来上海演出，沪上一票难求，有指挥家主动帮戴汐约了一场采访。戴汐毫不犹豫地推掉了，“我儿子升学就这一个月的事。”
戴汐丝毫不想隐藏自己的疲惫，从错过的那场大雨考试开始，她情绪的心电图已经上下变化太多次了。
2019年3月的一个傍晚，她看到群里说，一所海淀名校的朝阳分校正在发放面试通知，冬冬参加过他们的笔试。戴汐的手机常常接不到电话。为了小升初，她第一次去办了未接来电提醒。坐在办公室，戴汐开始神经质地反复看手机，丈夫当晚要飞上海，想起一会儿下班要取车，担心地库信号不好，戴汐立刻叮嘱丈夫：务必保持通信，直到起飞前一秒再关机。
5点、6点，电话迟迟没来。戴汐捧着手机跑下停车场，飞速把车开出来，电话还是没来。
这是戴汐最心仪的一所学校，她惴惴地一路开车回家，再次下到地库，正要调车位时，7点钟，电话突然响了。
“你是冬冬的家长吗？明天我们学校有心理专家讲座，请父母家长带孩子7点半到学校来。”
戴汐秒懂，这就是传说中的“密电”，这个莫名其妙的心理讲座，就是一种隐晦的通知。
“一定要父母双方吗？孩子爸爸在出差。”
“哦，你自己看吧，最好双方都来。”
也许是要考察家庭情况吧，戴汐揣度，父母都在会显得更有诚意？她已经被几个月来各种小道消息弄得疑神疑鬼。孩子爸爸已经过了安检，接到戴汐电话后，什么都没说，立刻转身折返回家。
招生的门道太多了，小升初不是标准化考试，哪家学校在报名、哪家已经悄悄通知考试、哪家在补录，全靠黄庄妈妈们私下汇总流传。奥数名师S直白地告诉我，辅导机构的老师是最了解这些真真假假消息的人，很多机构也跟学校合作密切，可以推荐优等生名单——黄庄妈妈们此前风雨无阻地让孩子上几个奥数班，就是为了在这种时候能多占一些先机。
张之凡至今还保持着每天刷小升初论坛的习惯，论坛的热度在每年5月达到顶峰，“某某名校值得去吗？”这种帖子，留言一天内可以刷到20页。
这些信息细碎、多变，妈妈的反应因此看起来多疑，反复无常。有拿不定主意的朝阳妈妈，一大早6:30就给张之凡打电话：两个学校的面试都在同一天，到底应该带孩子去哪个？此前对方孩子要评市“三好”时，这位妈妈正跟班主任闹不愉快，张之凡催促她，别较劲了，为了孩子低个头去认错吧，“都这时候了，还讲什么清高啊？”
戴汐的情绪始终起起伏伏，学校发布的“密电”并不是最后通知，家长们迟迟没拿到最终的船票。直到2019年5月的最后一周，一天临下班时，微信上有家长好心通知戴汐：“据说今晚会放消息，一起去学校等信儿吧。”同一时间，冬冬也在喊妈妈回家，法网比赛马上开始了，他需要妈妈回家帮忙登录视频网站会员，看直播。
“回家给你法网信号，还是到学校门口等你想要的票？”戴汐故意问儿子。小男孩终于成熟了：“你去学校吧。”
戴汐和其他三十几位家长，赶到学校铁门外，从7点多一直等到9点。当晚8点是学校在所属行政区的录取截止时间，戴汐等待的是第一批外区录取的机会。家长们已经等不及官方通知了，风向一天一变，他们要守在学校门口才安心。
9点钟，一个老师出现，他把大铁门打开一道缝，站在门里，对着一份名单，开始一个一个地喊名字，打一个钩，挤进去一个家长。
天啊！戴汐心想，她这辈子都没这样排队挤过什么。一个体面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家长，在这种场景下，很难不感到荒诞。
“冬冬！”听到儿子的名字，戴汐立刻应声。一挤进那个大铁门，她的情绪又一下紧了起来。
“所有的事情都在提前”
2020年12月，我再次见到了戴汐，儿子冬冬已经升入初中二年级，离中考还有一年半，母子正处在难得的宁静期。
在2019年初夏那个挤窄门的夜晚，母子俩终于成功“上岸”，戴汐第二天高高兴兴去刷卡，以6万/年的学费，给儿子抢到了一所海淀名校分校区的录取资格。
当晚一出门，戴汐就看到另一位认识的妈妈跑过来，此前戴汐一直在发微信说服她一起排队，那位妈妈迟迟不动，等10点半又改主意赶到学校，铁门已经再也不让进了。
小升初这一仗，已经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戴汐，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一直说自己“是个没有钉钉子精神的人”，不能扛事儿。
在后续的几个月里，她跑了3趟郊区，反复问那所填错志愿的学校能不能更改班型；跑了4趟名校的分校，就是为了露个脸，显示自己的诚意；一个工作日的夜晚，10点多躺在床上看书时，她看到北京十一学校发了两天后的考试准考证，一向不着急的戴汐从床上一跃而起，翻出电脑，把电子版赶紧下载下来，“万一明天考号不够了呢？”
签字半个月前，早“上岸”的闺密还在训斥戴汐：“早多少年就跟你嘚嘚，结果你现在说来不及了，真叫你气死了！”
签字后，有五年级的妈妈主动找上戴汐咨询“上岸”的经验，“赶紧想办法，我自己动手晚了，目标不明确，东张西望，只能硬考。”戴汐回复这位妈妈，“小升初是个系统工程，一定要提前规划！”
而提前“上岸”的张之凡，却发现这种“提前”永无止境，越抢跑，越发现总有人跑得更早。
在那场大暴雨后的第三天，张之凡接到录取短信。还没来得及喜悦，她刚发微信说被录取，就立刻被热心家长们拉到十几个群里，手机里源源不断地蹦出新通知，攒语文课、攒英语课、攒辩论课……获胜者的妈妈早开始激烈讨论，报不报？报不报？
在录取名单发布的下一秒，这群孩子就已落入了辅导机构的“天罗地网”中，全套暑期计划早已备好，建议孩子们提前学初中数理化，提前学习大语文……
“我被信息炸倒了。”那一夜张之凡反而没睡好，随后连发了两天高烧。
一年后，张之凡讲这些时，她已经习惯了家长群里每天一百多条的未读信息，这些提前被招收的孩子，已经快把初中数学刷完，英语普遍达到高中水平，一些孩子的英语口语已与英美孩子无异。
唯一的变化是，奥数课早已经停了——小升初后，只有个别有竞赛天赋的孩子还在继续，大部分孩子都放下了这块敲门砖，奥数对提高中考数学成绩并不明显，大家转而去刷教材范围内的数学题了。
2020年的世界局势变化，也影响了妈妈们的选择。一位丰台妈妈此前不想折腾学籍，直接把女儿转到了国际学校。每年学杂费加起来小20万，换来全家心态轻松，学校是12年一贯制，本科直接出国。
2020年再回访，“我们已经回公立学校了。”——2020年5月初，在小升初窗口的最后时刻，丰台妈妈突然下决心把孩子转回来。“我当时想，我女儿还有6年读大学，如果特朗普连任，中美关系的现状就还要继续4年，到时候能不能正常出国读书谁都不好说。”
另一个忧虑是，疫情让经济和个人生活都变得脆弱，孩子父亲在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工作，丰台妈妈突然多了危机感：“万一我老公哪天失业了呢？到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付得起后续出国的学费？”
“人总是在你有机会的时候，才特别为难。”夫妻俩在不到24小时的窗口期反复讨论，最终决定给孩子转学，为此，两个人在10天内筹了100多万现金，给西城区的房子解抵押，转到女儿名下，在截止期前抢出来一个学籍。也许是受到这一家的影响，女儿所在年级的两个班，50个人，陆陆续续，最后有30个孩子都转回了公立学籍，通过大派位，升入公立初中。
公立学校的赛道虽然拥挤，但丰台妈妈觉得，它起码是熟悉的、稳定的。
“公立学校的知识体系、知识的密集程度，都比国际学校扎实。”这条赛道也很安全，“我们中考之后再决定出不出国，那时候可以往前走，也可以往回退。”
2020年的戴汐，站在围城里面，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她打算让冬冬去读公立高中的国际部，最好的国际部一共有4家，除了看中考成绩，也会参考托福分数——熟悉的量化指标又来了，冬冬又回到海淀黄庄，开始每周去上4小时的托福班。
“课上老师说，托福是成年人的英语水平考试，很多阅读题要以成年人的心智才能理解。”然而戴汐看到，坐在儿子旁边的，有很多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我又晚了。”
要不要刷题？要不要停掉孩子最热爱的网球课？戴汐又开始反复问自己。整条履带都在加速，她已经目睹了有人被摔下——冬冬的一个小学同学，今年成绩下滑导致抑郁，已经停学在家两个月了。那位妈妈告诉戴汐，每次去门诊开药，都能看到同样来自名校的同龄孩子。
“所有的事情都在提前。”戴汐刚刚“上岸”，此刻又要折返跳回水中去。只有周末的海淀黄庄一如往常，奥数、小升初、PET、KET、中考、高考、SAT、AP、物理碗、模拟联合国、托福、雅思……地铁通道永远贴着巨大的辅导班广告，辅导名师的巨幅头像面露微笑，旁边的考试名称如同暗号，对应着不同年龄段的应试考试。新一批妈妈拎着孩子的手匆匆走过，早晚有一天，她们会弄懂这些名词的含义。
原文刊载于《智族GQ》2021年2月刊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感谢王贞女士
感谢实习生佟宇轩、张炜铖对本文的帮助
策划：GQ实验室
采访、撰文：刘敏
编辑：靳锦
摄影：Eric张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