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科生一定牛过文科生?不一定!最牛的还是文理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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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刊发了一篇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主要观点是对我国人口问题的担忧和建议,不过文章论述极不严谨,满篇都是槽点。尤其是文中提到文科生太多是东南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让不少人惊掉下巴,更引发社会舆论争议。

最近,首创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韦志超用美国诺贝尔获奖者的数据专门作了研究,认为理科生不一定比文科生牛,答案甚至会相反!他的结论是,如果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代表的话,那么文科并不必然逊于理工科;相反,经济学要优于大部分理工科。

韦志超这份作为首创证券研究报告的文章,是通过比较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经济学五大学科的学术最高奖项获得者的本科背景,来比较经济学背景与理工科背景到底有多大差异。物理、化学、生物及经济学采用1969年以来的诺贝尔获奖者数据,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才首次颁发。菲尔兹奖及沃尔夫奖则被公认为是数学方面的诺贝尔奖。

韦志超通过对美国诺奖得主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在前五这一档,经济学明显强于物理和化学,物理和化学基本相当,生物最弱;在6-10这一档,经济学和物理相当,明显强于化学和生物。因此,“综合图1和图2的情形,我们可以明显的得出结论:经济学>物理>化学>生物。”

因为美国的数学获奖人数不算很多,韦志超把经济学和数学的比较扩展到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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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位数的比较来看,数学还是要比经济学强,但幅度并不大。因此,韦志超认为,如果各学科的学术最高奖得主存在着以上的能力排列,那么简单的说理科生要优于文科生特别是在智力上优于文科生是值得认真商榷的。

通过上述数据,韦志超还发现,物理化学生物这些理科的诺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上,并没有出现最顶尖名校绝对垄断的情况,其中位数得主也大概是在美国本科排名20-30的学校。

韦志超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最顶尖的挑战是在数学学科。数学学科的水平基本决定了科技发展的上限。中国人目前的占比可能在15%,未来的均衡值可能在30-40%之间。

韦志超本科是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应用数学双学士,博士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师从当今增长理论顶尖学者OdedGalor、Peter Howitt和David Weil。布朗大学在IDEAS经济学分领域排名里列在经济增长领域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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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志超

不过,有朋友就会问了,经济学到底属于文科还是理科呢?中国大学招经济学本科生的时候,文理科兼收,但是都有一个基础要求,数学功底要好。本科学习过程中以经济理论学习为主,同时要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数理统计与概率论作为基础,因此总体上偏文科,不过近年来有越来越强调数学的倾向。

美国的本科教育比较注重综合素质,经济学科的本科生一般直到第三学年才开始上必修的经济学入门课,不过数学并不特别强调,因为与正宗的理工科相比,所需的数学运算要少得多,经济学的文学学士学位通常只需要数学到统计即可,而理学的学士学位通常只需要数学到微积分。不过,有志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则要在本科阶段多选一些数学课程。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经济学这学科不文不理,既文又理,很特殊。看来,文理双修才是最牛的。

不过,在国内大多数人看来,经济学几乎等同于玄学,你学了各种经济知识,但是你不一定能赚钱;经济学家们夸夸其谈,也未见得对经济有什么好处。

这是对经济学极大的误解。实际上,改造世界并非经济学所长,经济学的强项在于改造“世界观”,也就是搞经济学的人常说的,“经济学不会改变世界,但是经济学会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经济学的学习会让你了解人类的认知弱点、社会运转的制度缺陷,掌握整个世界运行的根本逻辑,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方向。

1990年获诺贝尔奖的科斯(Ronald H.Coase)被认为是凯恩斯以来唯一可以与弗里德曼齐名的经济学家,他的成就是1937年发表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通篇没有复杂的模型和过多的数理演绎,但是却清晰的指出了组织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从而改变世人对于组织、企业的看法,告诉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明确产权至关重要。90年代我国开启的股份制改革,如果没有科斯理论作为指导将不会成功。此外,科斯用经济学去分析法律,开创了法学新视角。

另外一个例子便是推崇科斯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张五常与科斯一样,也基本不用数学模型,只靠基本推理,探讨土地产权理论,对80年代中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深圳率先从从香港引进土地租赁权拍卖制度,从而为中国此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奠定了制度和资本基础,资本和技术才大规模扎根中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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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夫妇(左、右)与科斯(中)

所以,文科思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会深刻影响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央行关于人口的论文发出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是率先就文科生的作用发表看法。他撰文指出,“一些教育学的研究指出,理工科的学生相比较而言,更加具有激励反应这样一种导向,也就是说如果你给他一个比较强的激励,他就会去追求这样一个目标,而文科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有更加长远的发展的观点。”

陆铭谈到,在中国的地方实践当中,地方官员面临着最大化本地GDP增长和税收这样一种激励,所以有“注重经济发展,但是不太注重其他方面的支出这样一种表现”。而根据陆铭的研究,对同样的激励机制,不同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的恰恰相反,是学文科背景的领导人更加注重民生方面的支出。”

陆铭的研究发现,在换人之前,这两组地方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一到换人以后,文科领导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的科教文卫支出就明显的上升,而且是逐年上升。但是在理工科背景的领导所带领的这个地方,它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就有所下降。

其实,文理之分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专科式教育所带来的遗产,那时不仅文理分科,而且各专业还划分得特别细特别明确,而在欧美国家没有什么文理得概念,本科教育自然也没有划分的那么细致,而是强调综合性素养,有利于融合贯通,培养跨界思维、交叉创新的能力。近年来我国高校改革也积极迈向这个方向,因此强调文理差别的思维非常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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