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关键数据。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指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了近一亿——2010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为119,636,790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在过去10年间培养的大学生，已经接近之前的大学生总数。这一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而在肯定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取得的成效的同时，需要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接下来的10年，我国应该着力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不宜再追求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
与高等教育的规模快速扩大相对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两方面问题。
其一，大学生的培养质量难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2002年首届扩招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时起，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就一直与“严峻”相伴。20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达到874万，2021年，这一数据突破900万，为909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高校毕业生“集中就业”有一定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主因，是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因为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对应，是部分用人单位招聘难，很难招到适合本单位的人才。
众所周知，服务业是容纳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产业。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2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4.5%。相比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43.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但这是不够的。资料显示，2018年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高达165147.47亿美元，约为其GDP总量的80.6%。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相比发达国家还不高，这与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后的创新贡献不足有关，要形成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就必须提高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其二，学历社会的“学历高消费”现象，影响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国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一国的人力资源整体水平的重要指标，基本的逻辑是受教育年限越长，个体的能力与素质越高。而要使这一逻辑成立，需要教育关注学生能力培养。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以升学为导向办学，重视学生的学历提升。于是出现“高分低能”与“学历高消费”等人才培养、使用问题。
对于过去10年新增的一亿大学生，需要追问，这些大学生，每个都是货真价实的吗？相比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些大学生的“含金量”是一样的吗？从现实看，我国高等学校在扩招时，首要考虑的是怎么快速扩大规模，而没有充分考虑如何保障培养质量，随着高等教育快速扩大规模，我国出现学历高消费现象，形象地说，就是研究生去干原来本科生甚至专科生就能完成的工作，本科生去干原来高中生就能完成的工作。或者有人认为，有的本科毕业生还不如以前的高中毕业生。
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就是希望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普遍接受高等教育，有更高的能力与素质。以此提高各行各业的服务水平，推进国家社会经济整体进步。但前提是，这些从业者接受的是高质量的教育，而不只是拥有一个大学生身份；到各行各业（包括传统行业）后，能够给原来的职业岗位注入新的活力，推进行业服务升级，并给未来的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岗位需求。如果大学生到岗位后，无法做出创新贡献，而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在学历导向下快速发展，那就会导致学历高消费、高学历低就业现象。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4.4%，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普及化时代。这要求我国必须构建新的人才评价体系，不能再以学历论人才，否则，如果整个社会依旧是学历社会，教育的重要功能是供给学历，满足社会的学历需求，会严重影响教育的质量提升与形成合理的教育结构。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的发展，只有形成良性循环，才能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并消除社会的教育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