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冯祎（发自澳大利亚墨尔本）
编辑丨漆菲
“在没有人回到澳大利亚之前，这些声明不过是甜蜜的诱惑！”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被澳大利亚拒之门外的国际学生们一直在用“scolipop”（棒棒糖）这个词戏谑莫里斯政府为他们“画”的一张又一张“大饼”。这次的“诱惑”，指的是新南威尔士州承诺将制定隔离计划、每周允许250名留学生入境的消息。
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滞留海外留学生返澳的利好消息。可对于焦急返校的留学生而言，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前有位于北领地的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启动第二批留学生返澳计划，结果悄无声息被叫停；后有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大学宣布拟每两到三周接回1000名留学生，最终缩水至120人。
近日，澳大利亚新任教育部长艾伦·塔奇（Alan Tudge）表示，在新冠疫苗效用不确定以及全球多国病例增加的情况下，今年国际学生大批返澳基本无望。而在中澳关系持续遇冷的当下，即便熬过疫情，澳洲教育业恐怕也要像大麦、煤矿、牛肉、葡萄酒那样受到“连坐”。
7所澳洲高校国际排名面临下降
近日，澳大利亚教育政策研究智库米切尔研究所在最新发布的报告《新冠病毒和国际学生》中，用“崩溃”一词形容澳大利亚留学市场面临的窘境。
仅仅对比2020年1月和2021年1月，前者共计91250名国际学生抵境，后者仅有360人，锐减99.6%。2020年第四季度，留学签证申请人数仅为45155人，退回至2006年的水平；2021年，澳大利亚境外个人留学签证申请数量比2019年同期下降80%-90%。
该报告预测，如果边境限制不解除，到今年7月，澳大利亚国际学生将减少30余万人，相当于新冠疫情暴发前的一半。若情况加剧，2022年7月，澳州境内将只剩下约16.5万留学生，同比2019年减少41万。
这其中，中国留学生是边境封锁最大的受害者。截至2020年3月底，滞留澳洲境外的留学生约有11.6万人，中国留学生占到一半以上。这不仅因为澳大利亚政府从2020年2月起对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实施旅行限制，更因为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常年稳居第一。
澳大利亚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内地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注册数逐年增长，于2019年达到25.9万人，比排在后面的印度、尼泊尔、巴西、越南的总数还多。不过，这一趋势自2020年开始有所下降，去年的注册数为22.9万人。
而中国留学生每年给澳大利亚教育行业带来100多亿澳元的学费收入，占其全国教育产业年收入的1/3。
澳大利亚内政部的数据则显示，今年1月，有1978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公民提交了学生签证申请。虽然同比上年增加了326人，这一小幅增长仍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境外注册数大幅降低。
海外学生签证申请数字变化
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类出口行业，也是其第三大出口收入来源，国际学生的减少引起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在与教育相关的484亿澳元的年收入中，57%是以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形式产生的。留学生们不生活在澳大利亚，就不会在房地产或零售方面有所支出，而这部分支出与学费的比例为7：3。如果边界关闭至今年年底，澳大利亚未来三年的留学收入将减少190亿澳元。
国际学生的锐减也给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带来“人口冲击”——悉尼减少的7.2万留学生集中在市中心、西南部的Hurstville和西部的Strathfield，墨尔本减少的6.4万名留学生集中在市中心和东南部的Clayton。
与此同时，高校教育还为澳本土创造了超过16万个岗位。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工会透露，受疫情影响，教育产业已减少至少1.25万个工作岗位。而澳大利亚大学联盟的预测更不乐观，他们认为，2022年澳洲高校将失去2.1万个工作岗位。
在这之前，悉尼大学校长Andrew Spence已经宣布，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学校管理层将降薪20%；新南威尔士大学裁员近500人，墨尔本大学裁员450人，莫纳什大学也将于今年年内裁员近300人。
留学生的减少还让高校的研发经费大幅缩水，包括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在内的7所澳大利亚高校因此面临跌出世界前100所大学名单的风险。即便如此，澳大利亚政府依然未对开放边境松口。
中国留学生一波三折的返校路
“我们的专业需要面对面临床试验，还有几百小时的实践任务，网课是完成不了的。”小宇就读于南澳一所大学的医护专业，去年春节回国时遇到疫情，没能搭上返澳的最后一班飞机，只能留在国内等候安排。原本去年她就该毕业了，疫情让她和大部分同学的毕业时间都被推迟一年。
小宇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浏览澳洲本地新闻，更新疫情政策方面的信息。在与学校留学生部经过多次沟通后，她终于成为南澳首批接回的300名留学生中的一员。这300名学生分属南澳的三所大学。据她和同乘的留学生聊天，发现他们大多是攻读医学、牙科、护理或保健类相关专业，且处于将获得学位最后两年的学生。抵澳后，她又经历了两周的隔离和两次核酸检测，才重新回到校园。
另一位留学生Hugo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就读于北领地的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去年2月，他曾试图通过印尼中转飞往澳洲，但出发当天，从广州飞往印尼的飞机被临时取消。无奈之下，他只好先飞韩国，希望能从首尔中转。
“结果到首尔时赶上疫情暴发，在那里被隔离了两周。这期间澳大利亚对韩国实行了边境禁令，航班再次被取消。”Hugo不得不返回国内，经历了两周隔离才与家人团聚。虽然大学很快开通了网课，但他觉得，高额学费换来的是并不匹配的学习环境和效果，父母的钱花得实在冤枉。
去年11月，学校发来的一封邮件让他看到了返澳的希望。“学校说，近期会有70个名额经转新加坡返回澳洲，然后在北领地的隔离中心待上14天，就可以返校了。”Hugo按照要求提供了各种证明和检测材料，但航班日期却一拖再拖，直到现在还没成行。
当时，鉴于亚洲一些国家在新冠疫情防控上取得的良好进展，澳政府表示，正计划与中国部分省份及一些亚洲国家建立“旅行泡泡”。“旅行泡泡”指的是国与国之间双边或者多边的旅行协议。这意味着，疫情期间，互惠国之间的公民可以相互往来而不受边境封锁、隔离政策的影响。
但直到今年1月，新西兰直飞澳大利亚的单向免隔离航班才真正开通，新西兰人可以在无需隔离的情况下进入新南威尔士州、北领地和堪培拉首都领地。4月，新西兰直飞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航班也开始预售机票。
其他国家中，澳大利亚最早抛出橄榄枝的是新加坡，当时有报道称，澳大利亚将于今年7月率先对新加坡开放国境，届时留学生可以从第三国返澳。但从后续消息来看，这个时间也变得遥遥无期。
对于等待赴澳留学的人来说，更像在经历一场博弈。小沈家住广东省南部小镇，她从上高中起便动了出国留学的心思。在和家人商议后，原计划于2020年赴澳留学。当澳大利亚边境关闭后，她依然努力说服父母支付学费。那时她认为，开放边境只是时间问题。但现在过去12个月了，小沈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
“去年4月底，我父亲寄了15万元学费，几乎是家里的一半积蓄。还有2万多元，是我平时打工攒下的钱。”小沈说，作为交换条件，她去年参加了高考，但成绩并不理想。让她难受的是，因为这份在疫情期间依然坚持留学的“雄心壮志”，让她和家人承受了来自邻居、亲戚的质疑和取笑。
教育业恐遭受中澳危机“连坐”
滞留国内的留学生返澳无望，留在澳大利亚的人也面临人身安全危机。
今年1月12日，悉尼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当地火车站外遭到6名青年的辱骂和袭击，幸得周围人相助才没有受伤；1月13日，在墨尔本蒙纳士大学就读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被一白人男子无故殴打，导致鼻腔内软骨破损，所幸袭击者被警方抓捕；1月14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堪培拉一站台遇袭，造成下颚、右脸颊严重损伤，施暴者是一名非裔青年。
“近期，澳大利亚多地连续发生我留学人员遭遇袭击的恶性事件，对我在澳留学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2月5日，中国教育部发布2021年第1号留学预警，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充分做好安全风险评估，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半个月前，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也发布了类似警示文章。
“我并不反对我的中国同学，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朋友。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能让中国政府认识到，其行为将会给中国人带来恶果。”2021年3月，一篇题为《论中国》的文章发表在墨尔本大学法学院的内部报纸上，引发诸多讨论。
虽然澳大利亚国际学生委员会主席Belle Lim支持大学内部的言论自由，这篇文章依然让她倍感担忧：“在这个国家，任何学生都不应该被边缘化或成为目标，”
去年9月，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进行的联合调研发现，52%的中国受访者表示，自疫情以来，他们经历过种族歧视；超过1/3的中国受访者遭到过辱骂，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离开澳大利亚”“中国病毒”是他们听到的最为常见的字眼。
一位就读于悉尼科技大学电气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告诉《凤凰周刊》，该专业9名中国留学生的某科成绩为零分，直到他们向学校投诉了教授的歧视行为后，才将学分要了回来。
疫情期间，70％的国际学生遭遇失业或工时被削减，而政府发放的留职津贴和求职津贴等补助，也将他们排除在外。
“如果学生们不能够自立，就应该回家。”去年4月总理莫里森说的这段话，成为压垮国际学生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这些人在他们（澳洲政府）眼中，纯粹被当成一种收入来源，疫情时他们自顾不暇，就立刻把我们抛弃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无奈地说。
从莫里森呼吁对新冠疫情源头展开独立调查，到中澳双方大打贸易战；从澳洲当地排华情绪高涨，到联邦政府勒令维州退出“一带一路”……中澳关系的僵持亦让教育业成为继大麦、肉类、葡萄酒、煤炭、棉花后，遭到中方打击的又一澳洲支柱产业。
去年9月，澳大利亚移民工人公平倡议组织发布了一项针对5000多名留学生的调查，与疫情前相比，59％的受访者不再愿意向他人推荐澳大利亚作为留学目的地。作为输送留学生的主要国家——中国和尼泊尔，这一比例更高，分别是76%和69%。
澳大利亚一家名为飞克移民的中介公司向《凤凰周刊》透露，现在针对澳洲留学的咨询明显减少，他们几乎取消了所有线下的交流会。“和我们合作的中国留学中介说，他们很少会主动推荐澳大利亚的大学给客户，这部分客源被分流到了英国、加拿大等地。”
今年新学期开学时，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人数下降了32%，悉尼科技大学下降了35%。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Lauarie Berg认为，除了疫情本身，整个澳大利亚社会暴露出的剥削、种族主义和缺乏关怀，是促使留学生对澳大利亚幻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为了挽回留学生，澳大利亚学界开始向官方提出抗议，并打出标语称，不应将留学生看作“摇钱树”和“ATM机”；维多利亚政府对个别专业的留学生发放了3000澳元的一次性补助金；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昆士兰大学为其提供了12.5%的学费折扣。
与此同时，也有另一股声音，如同查尔斯·斯特大学公共伦理教授Clive Hamilton说的那样，大学校长们过于迷恋“中国黄金”的诱惑。而联邦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主要原因是政府担心境外势力干预本国研究。
5月17日，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什·富来顿伯格（Josh Frydenberg）公开表态称，联邦政府已经在做准备，将于今年年底起欢迎国际学生返澳。
当被阿德莱德大学副校长Noel Lindsay问及“在不断恶化的贸易和外交争端之后，澳大利亚是否应该无视中国”时，富来顿伯格回应说，他希望中国留学生能返回澳洲。“中澳关系一直充满挑战，这不是什么秘密，但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是互利共赢的。”他如此评价。
富来顿伯格表态前，澳大利亚政府刚刚决定，不再延长对南澳大利亚州高校高达10亿美元研究经费的拨款，令该州成为最积极呼吁中国留学生返回的地区。只不过，就算疫情过去，中国留学生恐怕也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