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雪花
图：来自网络
遵医嘱，又吃了几天药。可仍不见一点好转。也许每一个处在生死边缘的人，都还有一丝求生的欲望！马已死，却还要当活马医。
做生意，我做不下去，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每一天都要给我的母亲打一通电话，甚至是好几通电话，抱怨她，气愤着与她说气话。越是这样，越是对此病不利，没有一个好心情，急火攻心，这样下去怎能好？
于是，在药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又去了就近的医院。当然，黄南州人民医院的医生，对待病人都极有耐心。每一次去，医生都问的特仔细，每一次都要给做一下耳膜检查，也不收费。她们总是劝慰我，说：“吃药吧，慢慢的恢复！”这样一来，我又重拾了信心，心情也似乎好了很多。
这种病，也许再没有别的好药，医生又给开了营养神经的甲钴胺，以及银杏蜜环口服液。又吃了好一段时间，感觉还是不管用。
越是这样，心情也越差。
时间流啊流，我在人间晃啊晃！时间已进入了农历的十一月。正值一个寒冬，世间的万物都抱紧了肩膀，缩成一团，积蓄力量，盼望着春天，好在春天的舞台上活跃起来，一展自己的风姿。
而我呢？失去了健康，怎以去与这个世界“一搏？”感觉干什么都力不从心，恍恍惚惚，魂不守舍，似乎越发的觉得活着没意思。
平日的闲暇之余，我爱听文章，听音乐，可是，我的听觉神经已损伤，好像是我正行走在光明平坦的大道上时，忽然间前路坍塌断裂，一切似乎就在这一刻戛然而止。无奈而又悲伤的望着眼前的一切。不知道哪里还有我可前去的路！
但是，我仍然没有放弃治疗。
我从小都是受舅舅疼爱的人，特别是我的三舅，一直以来都视我为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已年过六十的他，听说了我的这一遭遇后，他经常发微信安慰我，劝慰我！他愤懑不平的斥责那个乡村大夫，还劝我不要抱怨带我去扎针的那位舅舅，他说他也是为我好。
马跑千里，总有失一蹄的时候。人有百日好，总也会有糟糕的一天。他说，要真不行，那就配个助听器吧。
舅舅不止一次的，对我这样说。我清楚地知道，这是舅舅他对我莫大的关心。可是，我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他让我买助听器。因为那样我不就彻底的成为一个残疾人了吗？每次放下手中的手机时，我都要难过好久，失望好久。
但是，日子仍在继续。
一向够坚强的我，还是让每一天都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这种强打着精神，忍受着痛苦度日的生活，实在艰难。
青海这边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通常都是在零下十几度。店里的生意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旺季，因为一年当中也就靠年前这一段时间赚点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正常人每天都累得叫苦连天。而又何况我这个头疼加耳聋的人。
生活乱如麻，也许我该好好的静养，避开这繁杂喧闹的人群，“隐居”起来最好。但我不想这样，我抱着痛苦硬是走在正常人的轨道里。
由于疲累，情绪差，听力似乎一直在下降。我以为我马上就要彻底的毁掉，可是，我没有，善良，纯朴的青海人，来我店购物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我一遍听不清，听不准的时候，还会耐心的再说上一遍。感觉活在这个有爱有暖的人间里，还是有活着的意义的。
一些年龄稍大一点的叔叔和阿姨们，总是微笑着对我说，这里的天冷，一定要多穿点。虽然我听得不是太清，但我的心已经如沐春风，仿若有一股暖流在心里流淌。
可，我还是难免有时会心躁心烦，不知不觉间一股子气就涌满了心头，抱怨家人的不关心，抱怨命运的不公。
在农历十一月底的一天，我丢下正在做的生意，又再次到达了西宁市人民医院。
一路上，在几近四百里路的路程里，我一直是呆呆地，无助地看着车窗外。好像这个世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这个世界里的人。山上的雪白的刺眼，飞翔的野鸟与野鸡肆无忌惮，横行霸道，路标似乎也不再那么的醒目。
车里的人，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在打呼噜，有的正在与家人打电话，有的人不知为啥，开心的一直在那儿微笑着。所有的所有似乎都与我无关，无论怎样，我都开心不起来。
到了医院门口的时候，已夜幕降临，但是医院里的医生们还未下班，赶紧排队挂号，挂好了号之后，赶紧跑到三楼就医。但是，医生是按点下班，就在我前面还有俩人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男医生说：“你们到明天再来吧，我该下班了。”
到了医院里，再厉害再有钱的人，都要听从医生的话，这话绝对不假。
出了医院门，天已黑，一股飕飕的冷风就钻进了我的脖颈，我把衣服裹得紧紧的，帽子和围脖赶快用上。尽管这样，还是冻的浑身摇晃。
华灯初上，车水马龙，此时的我在想，如果我不是来看病的，再冷，都有心情好好的溜溜。可是，有病缠身，再好看的夜景我都无心去欣赏。哪怕是吃不吃晚饭都无所谓。
速速找了一个旅馆住下，稍微洗了一把脸，就有气无力的瘫倒在床上。想睡却头疼的难以入睡，想打开手机，放一首曲子听听，可我的耳朵听不清。百般无奈，万念俱灰，愤懑不平。
在寒冷的冬夜，只身一人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眼睛盯着洁白的天花板，又扪心自问，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意思？
第二天，离天亮大约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就起了床。梳梳头发，洗洗脸，下了宾馆的楼。四肢无力，头昏脑胀，迷迷糊糊。感觉，我的灵魂只是被这一身肉驾驭着，支撑着。感觉身体里的血液缓流着，要么就是被堵截。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走出了宾馆。北风凛冽，夜还很黑。身上的热气儿，被肆虐的冷风毫不留情的在一瞬间掠走。顶风而行，感觉有两只无形的大手强有力的推着我，不让我走，但是我硬是要走。
走进医院，我又坐到了那个诊室门口。眼前的几个患者，无精打采，病恹恹的，一幅幅窘相样儿。也许是没睡醒，也许是被疾病折磨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更是厌烦这种地方。
没过多大会儿，医院走廊下的人，猛然增多了起来。这时的天，仍然没有大亮。但已经到了医生上班的时间。一些身穿白衣的人，陆续走进了自己的诊室。而我们要等的医生还没到。于是，我赶紧进了一次卫生间。好为就诊作准备。
从卫生间出来时，排在我前面的第一个患者已经在就诊中。这一刻的我心静如止水，也有着一些焦虑与不安。
看病也要按一种程序走，不可“违规”。很快就轮到了我上“战场”。
这一次的医生，是一位年过五十的叔叔，根据门口的名字，还有他的样子，尽管戴着口罩，也能判断出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藏民。很亲和，很体贴。
在我关上门的那一刻，他就极有耐心的问我，哪哪不好。我不讳疾忌医的，简略的说了一遍。他不加思索地说：“那这个得做检查啊！
可是，今天是星期六，做检查的人不在。”他看着我的病历，长叹了一口气。说：“你这病程不短了，想恢复，不太容易！”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深呼吸着，六神无主，忙问他，医生，那咋办呢？我这是来咱贵院的第二次了，那您给我开点药吧，就按我给您说的情况开药。他看了一下电脑，摸了摸手里的圆珠笔。稍迟疑了一下。说：“那好吧！”
我带着轻飘飘的两盒药出了医院门。这时，时间尚早，不想就此回家，想着再去中医院看看吧，正要奔上前去，但我又犹豫了。呆呆地站在十字路口，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这一刻的我，感觉，好累、好累。迈出去的前脚被收回，决定回去。
抱着绝望在寻找希望。心有不甘，心怀怨恨。多想把这些拌着药物一同咽下。
一天三次的吃药，一顿不落下。有时会忘记，哪怕到了半夜，只要想起来，拖着疲惫的身体爬起来，迷迷糊糊的也要把药吃了。
吃药，也是无济于事。始终没见好转，但我还是坚持着。度日如年，惶惶不可终日。刚满39周岁的年龄，我还算年轻，不想就此毁了。所以我每见一个到我店来买东西的人，都要仔细的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哪里有治我这种耳聋的。
我在发动我的亲戚朋友，让他们也为我多打听。几乎要发疯的我，感觉自己就要成为神经病或者说是轻度的抑郁症。
我整日整天的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的，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看着路上的汽车，在极速的前进，以前的那种车轮与路面摩擦的声音听不清了，看着路旁的柳树枝条，在随风摆动，以前的那种窸窸窣窣的声响呢？我额前的长发被风儿掠起，耳边的那种呼呼声响去了哪儿？
生活在一个充满无限情韵的世界里，我却不能深切的体会了！此情此景下，我呆若木鸡，一种莫名的悲伤与难过如黄河水一样四溢横流，呛得我就要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