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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竞争的方法，不是做得更多，而是做得更聪明。
撰文：陈光
编辑：沈佳音
去年，Stella Christie的儿子3岁时，有一天他和两个朋友未未和飞飞约好去野生动物园玩一天。结果飞飞没去，因为他有门网课要上。
“一个3岁小孩不能和他的朋友出去玩一天，因为他要上网课！”Christie很震惊，她是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心理学系长聘副教授，“我的第一反应是：飞飞真可怜！我相信他更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而不是去上网课。我的第二个反应是:为什么？为什么飞飞的父母认为对他而言，参加在线课程比和朋友一起玩更好？”
Christie发现飞飞的事并不是孤例，而是代表了一股风潮：我们这些家长，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努力为我们的孩子安排补习课程。
作为一个发展心理学家和母亲，她对目前的鸡娃现象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去年，她发表了文章《我为什么不建议孩子上太多补习班》：“到底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去上很多课程，真能带来最好的学习效果吗？‘上很多课’这件事，会不会也有缺点或是代价？”
Stella Christie
Christie是类比推理领域享誉世界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智能的起源。2018年，她创建了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验室儿童认知研究中心，并开展一系列实验，探索儿童的玩耍机制，力图从科学角度解密，孩子是怎样在玩耍中学习的。
她的研究指出，和不断督促孩子学习具体解题技巧相比，培养类比思维也值得家长关注。而自由玩耍，正是习得类比思维的重要渠道。
“今天你‘鸡娃’，你怎么能确定20年后，这些知识还很重要？”在今年4月底的一次演讲中，Christie向中国家长抛出了这个问题。
从学习卡片、英文动画，到各种兴趣班和补习班，为提升孩子学习成绩，家长做了很多尝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条让孩子学习如何学习的途径，就是自由玩耍。
能在20年后依然有综合竞争力的孩子，一定很会玩。
“瞎玩”的奥秘
Christie本来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但上心理学选修课时，一个很小的问题改变了她的学术生涯。
她好奇，人一开始是怎么学会区分“cup”(茶杯)和“glass”（玻璃杯）的。往深了说，就是人最初的思维是如何形成的？人的认知从哪儿来？要探究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孩子身上。
当人们推崇人工智能的强大时，Christie却指出，人类小孩比人工智能厉害得多。
她举例，孩子看几个球，就可以认出什么是球，什么不是球，也就是说，孩子是从小数据中学习的。而即便在人工智能最得意的人脸识别上，人工智能仍需要几亿张人脸的学习，才能学会认出一张人脸。人工智能是依靠大数据学习的。
而且，孩子识别不明确模式的能力远高于人工智能。
当大人教孩子说“谢谢”时，一般教几遍，孩子就知道应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说“谢谢”，在什么情况要说“不客气”和“再见”。
但其实在今天——当人工智能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时，它还是学不会何时该说“谢谢”。人类可以通过编程让人工智能说“谢谢”，但它本身是不知道什么情况该表达感激的，因为说“谢谢”的规则不明确。
Christie指出，孩子比人工智能聪明，是因为小孩具有更强的识别模式能力，并能把识别出的模式应用到一个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这就叫类比思维。实际上，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发现都来自类比思维，类比思维也是创新、发现的源泉。
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发生于学龄前时期。学校并没明确教给孩子“朋友”“敌人”，或其他复杂社会角色的概念，也没有明确教导他们如何在生活中发挥创造力以及培养适应能力。Christie指出，孩子常在游戏中，学习此类通用生活技能。
大量证据表明，游戏对于儿童社交、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发展非常必要。拥有更多玩耍时间的孩子会在语言发展、数字知识、社交技巧和情绪控制方面表现更好。
Christie发现，在大人教孩子的情况下，中国的孩子和国外的孩子表现一致，都很棒。但是孩子自己玩的情况，在5分钟以内，中国孩子探索的次数比国外孩子探索的次数低。“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玩的机会比较少。”
在《爱因斯坦不用识字卡：孩子究竟怎样学习以及为什么》一书中，知名儿童心理学家帕塞克（Kathy Hirsh-Pasek）表示，真正的智力和创造力不会源自严格管制下的活动或死记硬背。很多研究发现，真正对孩子身心发展最有益的，是孩子自发的、独立的玩耍，特别是户外玩耍。
目前，Hirsh-Pasek也正与Stella合作开展很多在中国进行的研究项目。
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系教授Wendy A. Suzuki在TED演讲中也指出，运动可以促使海马体中产生新的脑细胞，从而提升人的长期记忆力。运动也可让人的前额皮层发生变化，从而提升人的专注力。
追、跑、打、闹中，孩子综合能力的提高不亚于学校学习。特别在公共场所中，孩子的社交能力也能得到锻炼。而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对自身所处复杂的人际网络的驾驭能力。
Christie四岁大的儿子就经常玩“沙坑”。在沙坑沙子中，孩子可以运用想象力，搭建城堡，这个过程中也常有和陌生小伙伴间的互动。Christie经常看到儿子主动邀请、组织其他小孩共建。
比如，会有小朋友说：“我为什么要帮你？”
儿子会说：“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有一个更大的城堡了。”劝说、组织领导力，都包含在简单的“沙坑”游戏中。
但作为儿童成长过程的重要一环，游戏往往不会自然发生，它的发生常受周围环境及可供进行游戏的机会的影响。
中国教育部公布的一项数据指出，近5年间，中国各学段的超重和肥胖学生比例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中小学生超过了10%。
早在2012年，中国儿童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儿童户外活动状况调查报告》就显示，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小学生中，超27%的人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明显占用了更多时间。
儿童户外运动的减少不止在中国。
美国作家Richard Louv在《林间最后的小孩》中以“大自然缺失症”一词描绘现代社会的孩子缺乏与大自然的联系。和城市比，自然中具有多样性和模糊性，那是孩子探索未知，发现新事物的绝佳场景。
但这种多元环境也意味着风险。《大西洋月刊》就曾指出，现在的孩子常被以安全之名过度保护。独立、冒险和探索精神等，甚至已被从童年中剥离。随着自由玩耍时间的下降，儿童心理障碍问题逐年上升，当代美国儿童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已是上世纪50年代的5至6倍。
来到中国后，Christie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反差。大部分中国城市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与城市设计之间的联系。城市中，有大量适合老年人的免费健身器材，但很难找到免费的儿童公共游乐场。这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Stella Christie的儿子在玩健身器材，中国免费的儿童游乐场非常稀少。
不完美学霸的成长“秘籍”
城市设计是人理念的体现。不管科学怎么论证游戏对儿童成长的功效，应试教育下，大部分中国家长还是坚信，做题、成绩才是硬道理。作为一枚“国际学霸”，Christie本人的成长经历，也许能让人有所启发。
Christie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在新加坡和挪威读过书，熟练掌握包括中文在内的五国语言，2004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2010年又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认知心理学博士学位。2018年加入清华大学前，她已在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担任终身副教授。
在闪耀的履历下，Christie自称“不是完美学霸”。在印尼上小学时，她在班里的成绩排名基本在前十左右，平时也没多认真学习，每天都赶紧做完作业，好留出时间看喜欢的侦探小说，和小伙伴在户外玩。爸妈也不会“鸡娃”。直到小升初时，她意识到升学成绩很重要，才走心学习，考了第一。
回忆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Christie最感激的是父母很少告诉她应该去做什么，而是经常问她的想法和感受——她为什么做或不做一件事。这让她觉得自己被信任，自己的想法很重要。
在课外班上，父母也完全尊重她的兴趣，给她报了喜欢的表演课，虽然母亲本人对表演没多大兴趣，也没觉得表演课能对学习成绩有啥好处，但还是很支持孩子，每周会大老远开车送孩子去学表演。
直到去新加坡读书，当时英语还不是很好的Christie才真正遇到学业上的挑战。
她的英语文学课成绩不行，才拿到52分，为保住她的政府奖学金，老师不希望她继续学这门课程，她本可以放弃，但是这门课恰恰是她很喜欢的。
“我跟老师说，没关系，我试一试可以吗？我要继续学习这门课，我特别喜欢。我也有很多成绩不好的经验，但正是通过这些经验，让我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Christie说。很多教育学研究显示，各方面表现最好的小学生，是在学龄前就掌握了诸多通用技能的学生，而不是那些追求某些特定技能的学生。
而通用技能，其实更像“软技能”，比如时间管理，和他人合作，对事物重要性、优先次序的判断等抽象能力。
“可能‘玩’听上去比较抽象，但是成绩和学习的关系也是比较抽象的。”Christie说。她解释，为拿到综合好成绩，学生首先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老师不会告诉他具体每一步，他需要知道自己的强项、弱项是什么，自己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等。要经过自我分析，而不是机械地复习。
Christie强调，学会如何学习，比只会做题重要。
道理很简单，但让家长理解不容易。“有很多家长会说，孩子一年级、二年级成绩没问题，但怎么四五年级就不行了？因为孩子会面临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调整安排自己的精力，去解决新的困难，这个抽象的学习能力、学习态度是更难的。”
提升学习能力的良方往往不是报更多课外班。在Christie看来，小孩子很聪明，他也许在各种课外班表现都还不错，因为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很快的，但她担心的是，如果孩子有太多的补习班，他可能周旋于各种具体技术，更难以抽身上升到更高、更抽象的学习态度层面，统领全局，了解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她说：“让小孩参加过多的课程，可能会扼杀他的动力和兴趣。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是父母决定孩子上什么课，所以孩子会觉得，他们的‘兴趣’是由别人决定的。”
和妈妈一样，Christie的儿子也喜欢表演，自己提出想上表演课。Christie会明确告诉孩子，他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不可以半途而废。虽然他喜欢表演，但这门课不简单，对他有挑战，而且会占用很多时间，需要他自己安排好兴趣和学习间的占比。
Stella Christie的儿子很喜欢孙悟空，有一段时间天天把自己打扮成孙悟空。
孩子天生就会玩，但不等于不需要成人参加和引导。
Christie说：“他提出想法，去试一试，但具体怎么玩，有时候他自己也没想法，这个时候，成人是可以帮助孩子，看到更多可能性的。不是教孩子，而是可以去提醒，问一些问题，让孩子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如何学得更聪明？
在育儿上，做得越多越好吗？上越多的课越好吗？“不！上几门课程可以培养内在的动力和兴趣，但是上太多的课程只会扼杀它。”Christie的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我们这些资源有限的人来说，仅仅通过做更多的事和花更多的钱，是很难获胜的，而无限制地拼资源可能会让大人和孩子都不堪重负。 ”
赢得竞争的方法，不是做得更多，而是做得更聪明。在《我为什么不建议孩子上太多补习班》一文中，她介绍了一些真正学习的方法：“‘聪明’在能找到并管理资源，能调整并应对挑战。这些是我们希望孩子能拥有的技能。如果孩子必须上无数课程才能掌握这些基本技能，那么就花钱上课吧。但如果廉价的方法，比如父母和孩子一起读书、孩子和朋友一起玩耍，让孩子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为什么还要选择昂贵的课程呢？”
有时，并不需要家长和孩子每天刻意腾出时间去玩，甚至在听了专家建议后，把游戏当成一项任务去做。游戏的理念可以渗透进生活各方面，哪怕只是和孩子对话。
目前，Christie的团队也在研究父母语言使用与儿童类比推理思维的关系。Christie的博士生高杨是一位八岁孩子的母亲。有一次，孩子看了关于“新冠”疫苗的新闻问她：“妈妈，是基因变异更厉害，还是科学技术更厉害？”
高杨当时就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他觉得，既然科学技术这么厉害，人类这么厉害，发达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一个新冠病毒就把我们打垮了？他很好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最后，高杨以一个问题回答了孩子：“那你觉得蜘蛛侠更厉害，还是钢铁侠更厉害？”这是一个培养孩子类比思维的机会。孩子知道，蜘蛛侠是基因变异来的，钢铁侠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自己，变得很厉害。
孩子听了，似懂非懂，对这个问题更着迷了，还专门画了一个漫画来探讨，到底是病毒，还是科技会更厉害。
和严肃地按照科学知识给孩子解释相比，这种类比，让探索科学问题成了一场游戏，而不是作业，反而激发了孩子更大的兴趣。
在现实空间里，Christie也在试图搭建更多让孩子自由探索，提高类比思维的游戏环境。她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韩西丽老师合作，正在北京中心某处改建一片儿童活动区。
场地中，有一片木质羊群的设计，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在羊群中探索。羊群的空间排布体现出了一种互动上的模糊性，这些木羊既好像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又像是在相互追逐。这种模糊性有助于激发孩子的探索性行为:他们可以骑在羊身上，玩扮演游戏，也可以在羊群间追逐嬉戏，还可供他们以木羊为道具进行规则游戏，如跳绵羊比赛。
家长的休息座位也设置在游乐区中央，而不是边缘。这样，休息、等待中的家长，也可以随时加入游戏。
与同伴的自由玩耍，孩子获得的成长不亚于在传统课堂上。
“我不想告诉家长应该怎样做。因为我觉得科学是不会告诉你，什么样的家长是最完美的。也不可以说，怎么样做一个家长，你的孩子才是成功的。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长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Christie说。
她认为，不论是陪孩子玩耍、聊天，还是补习功课，亲子之间最重要的，其实是情感的交流。
她最喜欢的一个关于为人父母的隐喻是“放风筝”。“最理想的是，后面你不用动，风筝就飞很高。你们之间有那根线的连接。但为达到这个结果，一开始，你要根据风的情况，风筝的形状等具体情况去调整，不能随意拉扯这条线，也不能随意跑，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判断。最后，风筝会拥有自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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