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温了纪录片盗火者《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以下简称盗火者）。
无论是画质还是制作水平，这部纪录片都乏善可陈，但豆瓣评分却高达9.2分。
“犀利、敢言、一集一个痛”，《盗火者》跨越3万公里，走访18个省市，采访了包括陈丹青、钱理群、刘道玉、周国平在内的众多教育学者、大家等，最终呈现了近5个小时的影片，从10个维度揭示了当今教育的困境和改革痛点。
不止有视频记录，《盗火者》还有同名书籍，虽然出版于2014年，但是放在当下，它对教育的反思仍旧振聋发聩。
重回人的语文
“说大话、空话、废话、套话，现在的文章越写越华丽，越写越花哨，越写越言不由衷，文风有很大的问题。”
这句话出自于北大钱理群教授，其对中小学生中文写作的批判可谓是字字珠玑。
不止是“作文教育”出现问题，中小学生的语文课堂乃至教材选用也是问题重重。《盗火者》第一集《重回人的语文》，导演组将镜头聚焦于小学语文教育，揭露出“语文之殇”。
何谓“语文之殇”？对此，作家叶开有着痛彻心扉的经历。
叶开是前《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妻子是古典学博士，在语言文学领域游刃有余的叶开夫妇，有一天却被请了家长，原因是女儿乔乔的老师认为乔乔有阅读理解障碍。
但事实上，9岁的乔乔自小酷爱阅读，从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到J.K.罗琳的《哈利波特》，从《小王子》到《昆虫记》，很多章节她都读得滚瓜烂熟，对书本爱不释手。
刚开始叶开有过困惑，直到一次，叶开参加了女儿的一堂语文公开课，叶开才意识到问题所在。
那节公开课上的课文叫做《带刺的朋友》，叶开发现公开课已经事先排练过，甚至简单的举手也藏着秘密。举右手才有资格回答，举左手是假装举。叶开感叹道，“小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忙着作假，长大了会怎么样？”
在课堂上，叶开的女儿举手非常积极，但临近下课，女儿才终于被点名，她问老师：“为什么叫带刺的朋友？我看不出来他们是朋友。”
叶开回去后查找《带刺的朋友》原文，发现上海的教材把中间过渡的自然段给删掉了。“这个文章本身就是很差的文章，经过删改，连逻辑都不通了。”叶开这才明白，女儿所谓的“阅读理解障碍”，只是不符合教材的标准答案。
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还有一次，乔乔碰到了一个作业题：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熟读《三国演义》的乔乔写出答案：孔明和庞统，但老师却在作业本上打了个叉，说答案应该是诸葛亮。孩子们问老师“为何不能写庞统”，老师回答，小学阶段只能写诸葛亮或周瑜。
作家周国平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
有一次，一位朋友的女儿把她的试卷拿给他做，上面有一篇是他自己的文章，题目叫做《人的高贵在于灵魂》，周国平做完后，朋友的女儿按照标准答案给他打分，结果只得了69分，被朋友的女儿“嘲笑”一番。
对于这个经历，周国平感叹道：“这个东西是非常荒唐的，什么段落大意、主体思想，某一句话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词的用意是什么，作者写的时候他有这些想法吗？而且，哪怕作者自己有他的一个想法，他的想法能够作为标准答案吗？”
针对语文课堂和教材选用问题，2009年，由近20位教师组成的民间组织“第一线”提交了一份二十余万字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痛斥了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事实的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
拿“事实的缺失”举例，这份报告称：“为了增强说服力，教科书在名人身上编排事实，虚构情节，大有无所不用其极之势。”譬如课文《乌鸦反哺》，生物学上已经证明了，乌鸦没有这种习性，可这篇文章却以目击者的视角来讲述反哺的故事。
“有人觉得可以通过编一个故事来传达真理，但是真理从来不是通过假话来传递的。”“新一线”的教师郭初阳对此评价道。
时间回溯到民国期间的语文课本，处处流露出慈悲心、父母心。
陈丹青的老师木心先生1927年生于浙江桐乡，七八岁时在乌镇的一所小学读书，“一个中国向下的小学就已经放莫扎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安徒生的童话。”陈丹青的母亲也是在民国长大的。“母亲小时候上学，说有一家风琴，现在她才想起来弹的都是教会里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原谅人。”
“民国的课本非常善良”，陈丹青感叹道：“尤其是小学课本，猫、狗、春天、风筝，它真的把你当一个小孩对待。”
而彼时教材编撰者大多是一时精英，蔡元培、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家，不惜放下身段，为小学生斟酌字句。透过老课本，人们感受到是开放而质朴的时代气息。
2001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打破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教材出版垄断，据业内人士推算，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的年利润高达300亿元，面对这块被切开的“奶酪”，众多出版社跃跃欲试。
“出版社权争得很厉害。因为这个是不得了的。”
钱理群对此现象观察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无奈地感叹道；“现在所有的教育问题，最后都归到教育之外了，不是理念问题，也不是方法问题，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教育本身恰好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是最不讲利益的。”
语文，是人一生下来便开始接受的母语教育。
在法国，孩子们上语文课，注重经典文学的教育。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萨特到加缪，16至20世纪的经典文学作品，都被囊括在课堂之内；
在美国，孩子们上语文课，注重阅读分享。教育部不会印发统一教材，语文课读什么书，由任课老师自己开书单，而学生读《哈利波特》还是狄更斯都无所谓，关键是在信息时代保持阅读的习惯；
在中国，如何重拾人的语文，让孩子们爱上阅读、爱上文学，其路任重道远。
大学大学
不仅仅局限于基础教育，《盗火者》对于高等教育的反省也处处鞭辟入里。
“我们的一些大学生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句名言同样出自于钱理群教授。
在《盗火者》里，钱理群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钱教授去上课，发现有一个男生坐在第一排，非常注意听他讲课。
“我在讲课的时候，他时刻发出微笑，立刻做出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基本都在点子上。下了课后，这个学生走到你面前就说，钱老师你的课讲得真好。我一般对这种赞美保持一种警惕，但他接着讲，你讲得好在哪里，一二三四，都全部讲在点子上，教师碰到这样的学生会感到非常高兴，所以我对他就有好感。到了第四天、第五天，他说钱先生我要去美国读书，需要你写一个推荐书，我就欣然推荐了，推荐完的第二天，这个学生从此消失了。”
钱理群继续讲述到，“我这才明白，他来听我的课，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功利目的，学生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点头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很有效果。”
不止是学生，如今的大学校园也被“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所淹没。
“一个台湾人到上海几所学校看了后，说这与其来说是一个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公司”，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被称为“武大版蔡元培”，对于当今大学处处弥漫的”功利主义”，他痛心疾首，“人人都在想钱，人人都在赚钱”。
拿211来举例，“这211是一种平均的结果，是一种走路子的结果。”
有一年，长安大学（原本为西安公路学院）被划入211，刘道玉对外界表示反对和质疑，“长安大学怎么能进211？”，这一声音传至长安大学后，学生们非常激动，全体学生签名要罢免刘道玉，“他们不知道我其实没什么职务可罢免 ”，刘道玉回忆说。
拿教授来举例，教授们忙碌于接课题，“现在研究生都把教授导师叫老板，研究生是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做完了教授挂名，申请经费。”
大学教师们都去抢课题，“几十万、上百万，大的课题能上亿”。
而另外一边，本科生们“苦论文久已”，对此人大教授张鸣评价道，“本科生发什么文章，简直荒唐！本科发文章肯定都是抄的啊，但它就是（变相）鼓励抄。”
教授朱学勤说，“这些课题（论文）做出来全是印刷垃圾。”
“我们上大学时不是这样的”，陈丹青回忆起自己大学时光说，“那时我们可以自己办各种舞会，自己找各种人演讲，每个宿舍都亮着灯在那里辩论，大家互相赞美，互相不服。”
“我现在有时候到大学去（演讲）时，人虽然挤得满满的，但我一点都不高兴，我知道他们有多无聊。”
何谓大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何谓大学精神？
1927年，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碑铭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这十字曾激励了一代代年轻人。
大学生应是人群中的翘楚，是精神的刀锋，是真希望所在，但现在他们被死死地套住，变成浑浑噩噩的一大团，渴望快速成功。
与此同时，大学产业化所造成的弊端也在近10年显露。
“当时的规划是到2010年高等教育达到15%的下限，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到2002年就超过15%。我们的年增长率不是10%、15%，而是30%，40%，这样的速度显然是很不理性的”，学者杨东平说。
大学成规模的膨胀，导致的最显现的结果是学历的贬值，起薪下滑，使得家庭负担更加重，社会教育期望落空。
“这是一个悲壮的连锁，父母付出越多，后辈越沉重，越急于回报，越发现回报无门。”
其次，虽然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增加了，但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正从原来显性的总量不公，转移为隐性的结构不公。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农村学生主要分布在二本以下的院校、地方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而在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如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农村学生的比例在持续下降。没有竞争力的寒门子弟，即使能在“高校扩招”风潮中升入二本三本，四年之后，他们的未来又将如何在大城市安放？
寒门学子攀爬命运的阶梯，似乎正在出现断裂的声音。
寻找马小平
马小平不止是一个名称，它更是一种符号。
在《寻找马小平》这一集里，导演组记录了一位已故教师的命运沉浮。
图为马小平
马小平是一名中学教师，爱好文学，书房和卧室都被书塞满，“七千多本书，每一本书都读过，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
他的课堂在当时可以用“离经叛道”来形容，在他的课上，学生可以听音乐、看电影、欣赏朗读诗。
在湘潭一中教书时，马小平用两年的时间教完三年的课程，初三一整年孩子们都在课外阅读。中外文化故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悲悯与痛楚都是课堂的主题。
孩子们很喜欢他的课堂，“两个小时一堂课，大家都愿意听，中间不休息。”
1992年，马小平从湘潭来到东莞中学。那个时候，应试教育的焦虑开始弥漫到中小学校园。对马小平来说，升学压力与教学评估成为一种痛苦。
那时，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应试教育把人培育成考试的工具。
在与学生黄素珍的通信中，他如此写道，“应对各种考试成了教学的主要目的，课堂里充斥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这样的教育成为了一只怪兽，吞噬了学生的天真和童趣。"
后来，马小平编撰了一本《人文素养读本》，他从逾千册藏书里挑选出130篇文章。在深圳中学任教时，他在高中开起了“人文素养通识课”，一开始大家非常欢迎，但后来上课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大家觉得没有办法给我提高分数。”
他的教育改革被称为一种“花架子”，因为“高考不会那样考”。
在马小平执教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一次家长会后，作为班主任的他被20多位家长团团围住。家长们质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本上的内容。学生回忆说，马老师回到办公室后，泣不成声。
2009年底，马小平癌症病逝。
那个时候，马小平籍籍无名，直到2012年《南方周末》的记者曾鸣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马小平的故事才为更多人知晓。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在写《师说》的时候，不顾流俗，收召后学，与青年交往，知贤而好道，是老师二字最生动的阐述，这书写的亦是马小平。
后记：
无论是书本还是纪录片，《盗火者》野心庞大。不止是批判和吐槽，纪录片和书本里还有对教育探索的报道，譬如《学在民间》讲述了几位“在家上学”孩子的故事，《课堂风暴》将视线聚焦于一所乡镇中学的自我改革。
当然， 《盗火者》也有不完美的地方，譬如网友所评价的主观化，但结合当下，教育的诸多问题到现在依旧存在，在这个维度上，它更像一个“吹哨人”。
教育探索之路很漫长也艰难，我们刚刚上路，我们已经远行。
参考资料
《盗火者》纪录片
《盗火者 中国教育改革静悄悄》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