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长期纵暴、包庇“黄师”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下文简称“教协”）于4月29日至5月5日进行网络问卷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有意离开本港教育界及对本港教育和社会状况的意见”，共收回1178份回复。调查声称，四成受访教师有意离开本港教育界，主要原因是政治压力日增。说法甫出，即遭到香港各界的反驳。 这份调查存在哪些问题？往日香港教育界为何乱象频出？香港国安法颁布至今，香港中小学教育迎来哪些变动？观察者网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前会长邓飞。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教协”调查以偏概全
观察者网：关于“教协”这份网络问卷调查，您能否谈谈里头都存在哪些问题？
邓飞：主要是它的取样数量和实际会员数量不相称。它号称自己有逾九万会员，也就是说它可以联系到八九万人，但实际上回复的只有1178人。换言之，近99%的人根本没把这一看上去很严肃的调查主题当回事。
“教协”只按这1178人的回复就得出结论，宣称有四成受访教师有意离开本港教育界，企图借此代表全体“教协”会员乃至代表香港整个教育界，这是说不过去的。
观察者网：那在您看来，大概多少取样才算是在正常合理范围内？
邓飞：因为研究机构不可能完全掌握香港几百万市民的联系方式，所以有些调研只要一千多人的取样就基本可以代表香港的整体民意。而“教协”不一样，他们每年都会进行会员的重新登记手续，联系会员交会费。在完全掌握会员联系资料的情况下仍旧只取样一千多人，这显然不合理。它必须有更高的取样要求，才好说自己的调研结果具有代表性。
资料图来源：港媒
观察者网：在实际生活中，就您的接触与了解，近一两年内选择离开香港教育界的老师多么？这问题里谈的是离开“香港教育界”，不是离开香港。
邓飞：离开香港教育界，一般可以等于离开香港。在香港，脱离教育界改行的人其实不是太多，因为改行后很难拿到跟原本同等的薪水、假期，完全没得比。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离开香港教育界后基本都选择出国了？
邓飞：对，他们干脆就移民走掉了。这种情况多不多？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但绝对没有“教协”这份调查里说的四成那么夸张；平摊下来，一个学校恐怕还没有一个。就我所接触的，一个学校未必都会有一个老师选择移民或提前退休；一个学校里老师最起码有五六十人，即使真摊到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往日正常退休的都不止一人。
观察者网：您是否有了解过他们离开的理由？
邓飞：其实这些老师离开的理由跟一般市民离开的理由大致相同，可能觉得香港的社会、政治环境变了，他不习惯、不喜欢、不爽，就想走人。想去澳大利亚、加拿大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少人是拿相对快捷的晚上买张机票就能走人的BNO签证去英国。
这些人恐怕对英国了解不多，其中一些人此前到底有没有去过英国，都要打个很大的问号。我在英国读书、生活过，所以对英国有点了解，我所在的区有位刚退休的英籍华人校长也提醒过大家，要想清楚是不是真的能适应得了英国再考虑移民，因为华人在英国终归是少数族群，不容易熬——他在英国长大，因此这话可不是瞎吹的。
所以我觉得脱离香港教育界移民国外，背后的理由跟非教育界人士不一定有很大的区别，更多其实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恐慌”，再加上对英国也不是真的了解，就盲目投奔过去。
观察者网：看“教协”官网的报道，“教协”会长冯伟华认为“教育局以不公平的手法处理投诉、接受匿名投诉、罔顾教育界意见硬推课程改革”等，令教育界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他的这些指控，您有什么看法？
邓飞：他寥寥数语其实包含了好几个观点，我们一点点分析。
“教协”会长冯伟华（资料图/港媒）
他说教育局接受匿名投诉是不对的，这里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教育局什么时候说过它接受了匿名投诉？一般情况下教育局是不接受匿名投诉的，现在冯伟华说教育局接受了，这话从何而来？对于这点，我是存疑的，现在更多是媒体在以讹传讹。
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匿名投诉就一律不管了？也不一定。根据香港的法治原则，如果匿名投诉牵涉重大公众利益，还是要管的。比如如果有人匿名投诉某学校有学生遭遇某老师很严重的不公对待，或正受到其他学生的严重欺凌乃至暴力，教育局甚至警方不可能不管的。
因此不是说匿名投诉一律不管，没那么死板。冯伟华把“匿名一律不管”教条化，这说法有违法治原则。
此外，冯伟华也提到“罔顾教育界意见硬推课程改革”，这说法也有两处错误。
第一，教育课程的改革，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基本上从1999年至今，课程就一直在优化完善修订，其中包括通识教育科。我自己曾担任过课程发展议会通识教育委员会委员，也当过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通识教育科目委员，改过高考的卷子，我可以肯定地说，相关改革一直在持续，一边实践，一边优化，同步进行，绝非今天忽然改得天翻地覆。
香港通识教育科改革多年来一直持续进行（资料图/港媒）
第二，课程改革或优化一直以来都是很听教育界的意见的，但这也恰好是它的不足之处——所有课程改革，你不能只听前线老师的意见，其他人的全都不管。大学、家长、社会的意见全都置之不理，尤其是毕业生进入社会，由雇主承接，而那些商会、民意代表的意见全都不管，这是说不过去的。
他们都是利益相关者，为什么没有权利表达意见？无论他们的意见是忧虑还是支持，全都不管，一律只看教相关科目的老师的看法，这样的改革最终只会成为“近亲繁殖”。而且只有一线老师有权参与改革发言，他们肯定优先考虑自身单方面利益——这不叫专业改革，纯粹是行业利益自我保护，或者可视作“对改革的垄断”。
不光是冯伟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香港教育尤其是香港课程的改革，有个极其错误的概念，那就是只有相关学科的前线老师才是专业的，只有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才有唯一发言权。冯伟华再度强化了这一必须打破的错误观念。其实现在已有大学校长、知识分子强烈质疑这一观念，关于中学通识科的课程改革，大学都没发言权，这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
·“言论自由”不能成为教学失职挡箭牌
观察者网：在教书过程中，一些“黄师”以言论自由为自己的“反中反共”言论辩驳，再或宣称是为引导学生客观中立看待。在您看来，所谓言论自由与爱国教育两者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邓飞：现在那么多人扯老师的言论自由，我个人认为这跟言论自由八竿子打不着，我只关心你的教课到底有没严格按照课纲来做。
中小学阶段的教育跟大学有点不同，大学里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不变的课纲，某教授是某学科或某学派领袖级人物，他在教相关课题时，可能主要教自己学派的知识，比如在经济学领域他属于芝加哥学派，在讲课时就主讲芝加哥学派，其他学派的不多扯。这完全没问题，是大学的学术自由。
但中小学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小学所有学科的课程纲要都是由专家和教育部门共同制定出来的，以适应进入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的身心发展，所有老师、所有教材都要严格按照课纲进行教育，不是由老师去随意放飞自我。
香港小学生在课堂上参与活动（资料图/中新网）
中国历史科有中国历史科的课纲，英文有英文的课纲，同样通识教育科也有通识教育科的课纲，老师们必须严格按照课纲讲课，而不是利用这课纲甚至甩开课纲，把课堂变成教师个人的讲堂或城市论坛，把教书变成个人政治意见自由发挥或自我炫耀的机会，这样的老师是完全不合格的。你对课纲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是你个人的事；课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你无权随意改变课纲。
举个例子，第一个被取消教师资格的小学老师就是完全乱来的，在课堂上不光讲“港独”，严格来说他是在讲其实中国分裂了也无所谓。单从教育专业角度来说，这老师是完全不专业的——哪个学科课纲规定他可以教这些小学生现阶段他们暂难以完全理解的问题？拿出来看看？好比小学算数学加减乘除，你却拼命讲微积分，这是乱套的。
第二点再说回政治伦理。老师怎么可以在课堂里教学生分裂国家，教他们不尊重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谁跟他说，教“一国两制”是通过挖一些所谓内地阴暗面来反衬香港的优越？这完全是错的。“一国两制”虽然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前提是“一国”，双方要相互尊重，而非反衬对比谁野蛮、谁优越。而且，这老师所理解的香港跟真实的香港也不完全一样，完全是活在自我想象下的一种教学。
2020年6月10日，香港教育局就教师操守培训向全港学校发通告，指出在下个学年开始，新入职的教师必须在3年内接受由教育局提供的30小时核心培训，包括“教师专业身份”及“展现专业操守和价值观”等课程。（新闻截图）
观察者网：有一个疑问，之前香港一些老师将鸦片战争解读成“为自由贸易的商务战争”，这说法是否违反了香港相关学科的课纲规定？
邓飞：历史在香港分两个学科，中国历史部分是“中国历史科”，世界历史部分是“历史科”——“历史科”也包含了中国历史的内容，不过解读角度不同。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港英政府管治，因此历史科课纲谈及鸦片战争时会比较强调这是贸易引起的战争。中国历史科的课纲跟内地的大同小异，认为英国人因贸易逆差对华输入鸦片，中国发觉鸦片祸国殃民就没收烧毁，英国以此为由发动战争。现在历史科的课纲跟中国历史科的相接近了，不会再帮英国人文过饰非了。
观察者网：老师要严格按照课纲要求教书，但看新闻报道，有悖这一职业素养的情况似乎不少……
邓飞：课纲里没有说香港政治是个必考题，但考评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这部分变成必考题目，导致老师在教通识科时变成教香港政治。换言之，以前从考评局命题到一线老师对课纲的理解都是放飞自我的，都不严格按照课纲来做，这完全是错的。
这也涉及到教学质量的监管问题。教学质量监管可以分两层来谈，一是学校监管，二是教育局监管。
学校监管，说白了，有点失责。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所谓“教师专业自主”这么一个唬人的口号下，学校对老师教学质量的监管不到位——因为觉得你在这学科上是专业的，我没法从专业角度判断你的教学质量，所以我只能从行政事务上进行管理，比如看你教书进度有没拖慢、每学期有没安排3次大测验10次小测验，等等。
专业自主是一个整体概念，它不应该成为老师拒绝上级——包括学校管理层和教育局管理部门——监管的理由，换言之不能把“专业自主”变成自我保护的理由。这点是需要打破的。
而教育局在监管方面也要身先士卒。传统来看，教育局对学校教学质量的监管就是派督学。港英时期，督学是由港督委任的，从中英数到音美体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督学；这些督学会到学校观课，看你批改作业，看你教学进度的安排，进行完一揽子监督步骤后会写评语。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管手段。
我20多年前入行时，这种督学巡查其实蛮频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近十年来就再也没见过督学来学校监管了。有可能是教育局经常鼓吹“校本管理”，让学校自己管好自己，最后自己成为甩手掌柜的缘故。我觉得这点要改进，督学安排要重新做起来，要加强对学校教学质量的监管，而不是等它出事了，演变成教育之外的社会政治事件后才来监管，这太迟了。
·国安教育将在中小学全方位推行
观察者网：自香港国安法颁布以来，香港社会部分领域开始做出变革，比如前不久林郑月娥就有透露港粤公务员拟互换“挂职”，警队警员们在就职前也要先进行宣誓或签署声明 ，等等。在教育方面，香港有什么新变动吗？
邓飞：最大的变动，就是教育局推出了两方面的政策。
教学教育方面推出指引，文科、理科、商科等不同学科里都要包含一些涉及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一些公民教育类活动也要适当推广。国家安全教育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分别是国家宪法与基本法、香港国安法，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
另一方面则是管理上的指引，确保学校学习环境符合国家安全规定。具体说来，以校长为核心，把学校各部门的人员组织起来，重新检讨、检视学校里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学校是一个安全的、可让学生静下心读书学习的环境。同时确保一些有违国家安全要求的行为、符号不在校园里出现。比如有人在升国旗奏国歌时故意做些所谓的“政治行为艺术”，再或唱些涉嫌推崇“港独”的歌曲，这时该怎么处理、教育，会有相应的指引。基本上是要把2019年在校园里发生的各种乱象清除出去。
这两方面的措施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时间很急，基本上六七月就要向教育局呈交相关的工作计划和报告，下学年9月1号开课后教育局还会派人到学校检查工作。
此外还有具体课程的改革，比如从9月1日起通识教育科就要变成“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相比原本的通识教育，“公社科”会把国家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一些信息囊括进来，让学生们能更全面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
观察者网：之前采访其他香港人时听到过这么一个吐槽，说他们以往迫于社会氛围，连爱国也不敢公开表达。不知道学校老师以往说自己“爱国”时是否会有相应压力？
邓飞：看情况。以前你问一个教育界的人“你爱不爱中国”，他可能回答你“我爱中国，我爱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下一句没说出口的极可能是“我不爱现在的中国，我对当代中国是陌生的，甚至是反感的”。所以对于所谓“爱国”，要区分，以往港人提起“爱国”，不是像遇到麻风病一般全都避之唯恐不及。
当然，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受“港独”或本土论思潮影响，部分人可能连“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都不爱了。所以如今不论是校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要跟上，让他们既爱“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也要爱当代中国；若听之任之，多年下来就可能如台湾那般变成“天然独”，那就麻烦大了。
具体说来，改变他们对当代中国的态度，要让他们不对当代中国嗤之以鼻，不能用内地的阴暗面来塑造香港的优越感，更不是采取违法手段，想方设法推翻内地政权；“爱”一时难以做到，那至少也要先做到尊重，尊重当代中国社会，尊重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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