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学区房”即将成为“过去式”?

义务教育质量事关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未来、人民幸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要“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但在前期“重点校”政策的导向下,由教育资源不均衡引发的择校问题开始凸显,并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承担着“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和服务功能,其人口基数大、来源广、流动性强,优质教育资源紧张且发展不平衡,择校引发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改革开放以来,就近入学政策作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政策,得到了长期的贯彻和实施。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增强,就近入学政策经历了从虚弱走向强势的过程,政策目标从最初协助普及义务教育到规范治理择校问题再到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和保障教育公平的方向转化。

教育资源不均衡引发的“抒校热”

家长通过各种方式将子女送到重点优质的学校上学是择校最基本的表现方式。20世纪90年代,重点校带来的弊端日益凸显,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淡化重点学校政策,但是重点学校在各方面优势明显,仍旧是家长竞相追逐的对象,教育公平的原则遭到了破坏,产生了“权钱择校”“择校费”“赞助费”等各种教育乱象。

“学区房”导向下的教育不公平

面对屡禁不止的择校热潮,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择校乱收费等问题的政策文件,但收效甚微。2004年开始推广“学区化”,提出根据地理位置和优质学校分布划分学区,并作为招收入学的主要依据。

2014年进行“学区制”改革,为每所学校详细划分学区,并严格执行就近入学。随着学区制度的深入落实,传统的择校路径发生了变化,择学区成为了新的择校方式,“学区房”应运而生。名校附近的房产成为了学生家长新的追求,以房择校本质上是以钱择校,经济手段的优先取代了教育权利的平等,引发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生长等经济社会问题。

当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时候,各方的价值、观念、利益都处在互相博弈的状态,虽然暴露了很多问题,但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在一段时期内进入政策议程的社会问题还是有限的,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在优质教育资源强大的吸引力下,择校成为众多学生家长的必由之路。

纵观整个问题源流的发展变化,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到“择校热”再到由学区房引发的教育不公平等,各种问题互相交错,互相影响。就近入学政策,逐渐演变为诱发学区房问题的幕后推手,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和不满,政策调整和更新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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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就近入学”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政策缺乏公众参与及有效监督

就近入学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服务人民群众,维护教育公平。政策制定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信息发布和收集反馈的过程。通过对信息的补充、修正和完善,最终达到切实有效的目的。就近入学政策事关千万家庭,执行过程更应该阳光透明,招生信息公正公开。但从当前政策制定来看,普通大众的参与度还是相对较低。

教育政策是各区县根据市教委提出的有关就近入学的基本要求,再结合各区县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整个流程并没有公众的参与。教委与学生家长缺乏沟通的桥梁,因此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些政策措施难以被公众理解和认同。

比如就近入学政策中关于招生范围的划分,家长普遍对教委公布的招生范围感到不满,经常会有家长会问到,为什么我们家就住在学校的马路对面却不能就近去这里上学?为什么同住在一个小区,我们与家与别人家的孩子却分在不同的学校?划分的依据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往往教委很难给家长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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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不均衡引发学区房问题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和学区房问题己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通过购买学区房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房地产商利用就近入学政策炒作学区房,获得高额利润,以房择校正逐步演变为新的“以钱择校”。

抒校行为由“小升初”向“幼升小”转移

北京市就近入学新政实施以来,破解了多年来“小升初”恶性择校竞争这一难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超六成家长对北京“小升初”改革满意。不过,在九年一贯制、禁止跨区择校、对口直升等政策的影响下,传统的四大教育强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锁区”的趋势也日趋明显,“小升初”的择校动机向“幼升小”转移。

而“幼升小”的入学政策又与户口、房产、实际居住等有直接关系,再次刺激了学生家长在教育强区买房、办户口,为学区房的火热添了一把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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