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丑丑
看到国家鼓励生三胎的消息,感觉好魔幻。此一时,彼一时。
我外婆那个年代,鼓励多生,当“英雄的母亲”。
我外婆生了11个,活了9个,我妈妈是老三。
到了我妈妈结婚生子的年代,四川农村只允许生两胎,且两胎的间隔时间必须足够长。
我是老大,是我爸妈生的第一胎。
我一岁的时候,妈妈怀了第二胎。
因为两胎间隔时间不够,计生委的人天天来动员我妈妈去打胎,后来又动员去引产。
我爸爸气不过,大骂计生委的人缺德,残害生命。
一天天拖到我弟弟出生。
两胎生育额满,妈妈响应号召去安了节育环。
12岁,我去区中学住校,每周六下午才能回家。
一个周末,进家门我就闻到一股浓烈的中药味。走进厨房,看到蜂窝煤炉子上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放。炉心里,一饼烧得红红的蜂窝煤已经快燃尽了,就像一坨快要散开的咸蛋黄。
炉边的地上,放着一个黑色的砂罐,里面的中药正咕咕咕往外冒着热气。这雾气在厨房里弥漫出一股迷茫又慌张的氛围。
妈妈和本家的姑婆坐在灶前说话,两人都神情严肃,妈妈低着头。
看我进来,妈妈挤出笑容,站起来问我饿不饿。
姑婆五十多岁,是我们王家的族长,家族里谁家遇到事情,都去请教她。
我喊了一声姑婆好。姑婆站起来拍拍蓝色的斜襟粗布衫,把头上的白色帕子盘帽理了理,笑着说:我已经和你妈聊半天了,该回去了。
送走姑婆,妈妈坐在灶前出了一会儿神。下定决心般,拎起砂罐,拿去茅厕倒了。
又过了一些时日,我发现妈妈好像长胖了,宽大的衣服下肚子微微隆起。
爸爸妈妈把我和弟弟叫到房间,插上门销,说有重要的事和我们说。
妈妈把声音放得很低,说自己怀孕了。
我脑袋嗡地一声,很恐惧。
这一年,妈妈34周岁,爸爸35周岁。我12周岁,弟弟10周岁。
妈妈说,他们从来没想过要违反政策,生三胎。
没想到,安了节育环十年,竟然还是怀孕了。只好去中医那里开打胎药。
喝了三副打胎药,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还是一天天大起来。
前几天姑婆来串门,看见妈妈在熬中药,问清原委后,劝说爸爸妈妈留下这个孩子。
姑婆说,你吃了三副药都打不下来,说明这个孩子一心一意奔你们而来,要做你们的孩子。
何况,多一个孩子,你们老了也多一个依靠。
见妈妈沉默不语,姑婆又说,这药再这么吃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起身提起炉子上的砂罐放到地上。
爸爸妈妈商量后,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
妈妈怀三胎了。12岁的我心里装着这个沉重的秘密回到了学校。
妈妈肚子越来越大,不敢再露面。
爸爸对外宣称,妈妈去了雅安的大舅舅家里。其实,妈妈只是躲在阁楼上。
妈妈怀孕的消息,还是走漏了风声。
又是一个周末。我刚走上老街,远远便听到大喇叭的声音,广播里一遍遍播放着计划生育政策。
我心里一紧。
果然,一辆小货车斜斜地停在我家门口,车顶上绑着一只大喇叭,喇叭口正对着我家大门。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小货车,在高亢的计划生育口号声里进了家门。
家里很冷清,爸爸在地里忙,弟弟出门玩去了,爷爷也不在家。
木梯子仍旧搭在正方形的楼梯口上。我知道,妈妈在楼上。只要爬上木梯,钻进这个正方形的口子,我就能看到妈妈。
但是我不能,我甚至不敢朝楼梯口多看一眼。
阁楼不通风,冬天冷,夏天又闷又热,堆满了稻谷和杂物。
阁楼上铺了一张床,一个椅子,一张方桌。
每天天蒙蒙亮,妈妈就躲到楼上,一声不吭。一直到深夜,家家户户都睡了,老街一片漆黑,爸爸把家门插上插销,关了灯,妈妈才轻脚轻手踩着木板,摸黑扶着楼梯下楼来,回到房间睡觉。
白天,爸爸要种地,还要忙米面加工坊的活。躲在阁楼上的妈妈,也是饥一顿饱一顿。
我家菜地
爸爸抽空煮好饭,用大斗碗实实地装一碗白米饭,上面放两块豆腐乳,或者一些腌菜,泡一点开水。关上家门,爬到梯子上,把饭放在楼口的楼板上。
妈妈轻手轻脚过来取走,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狼吞虎咽吃得一粒米都不剩。
如果妈妈有事,听到楼下没有外人,她会轻叩楼板。爸爸关上家门,她再下来。
有一次,妈妈肚子痛,想上厕所。爸爸关上家门,妈妈一只脚刚踩在楼梯的横档上准备下来,门哗地一声打开了。
原来,爷爷刚从房间出来,看见堂屋这么黑,不明所以,顺手把门打开了。
爸爸吓出一声冷汗,妈妈吓得差点踩滑掉下来,赶紧再缩回楼上。
那一年的腊月,过得特别凄凉。
往年,腊月里,爸爸妈妈会早早带着我和弟弟进城买新衣服,采购年货。妈妈会炒地瓜干、炒瓜子,炒花生,各种好吃的。
这一年,什么都没有。爸爸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家里的氛围紧张压抑又小心翼翼。
我家有电视机和录音机,老街的年轻人到了晚上喜欢聚到爸妈的房间里看电视、唱歌、嬉闹到很晚。
腊月二十几,晚上八点,那群年轻人聚到爸妈房间后,我从外面把爸妈的房间门锁上。
我锁好门,妈妈下楼来,躲在天井里,把大铁盆注满水,挺着大肚子清洗床单。
干到十点半,妈妈躲回阁楼,我再把房间门锁打开。两个多小时,里面竟没人发现我把门从外面锁上了。
妈妈肚子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不方便,阁楼空气不流通,她经常觉得难受。
为了消磨时光,妈妈不停地纳鞋垫,给爸爸做给我做,给弟弟做,一双又一双。
常年躲在阁楼,不见阳光,妈妈的脸和手很苍白很苍白。
有一次我偷偷爬上楼去看她,妈妈甚至开始给我交代后事说,如果她出事,要我带好弟弟。
记忆中,乡政府的喇叭在我家门口守了很长时间。
计划生育宣传车就停在这墙下
新年的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坐火车回家。
一下火车,就看到弟弟在站台上等我。
弟弟拖着一根木棍,耳鬓两边的汗和污垢混合在一起淌出了一条沟,一撮头发湿漉漉滴贴在额头上,脸庞红彤彤的。
从我家走到火车站,要走四十多分钟,弟弟竟然一个人跑来接我。
我心里一惊,以为妈妈出事了,不敢说话,拉着弟弟就走。
我们沿着铁轨往村子方向急走,弟弟靠近我,很小声地说:“姐姐,妈妈生了,生了个弟弟。”
我浑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下意识呵斥弟弟:“不许说!”
弟弟说:“妈妈已经生了两天了,全村人都知道了。”
我多了个小弟。全村人都知道了。我一瞬间心情就雀跃起来,巴不得马上飞回家。
我和弟弟加快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回家。
推开爸妈的房间,我看到了这个小我13岁的小弟弟,被裹在襁褓里。又黑又浓密的头发,小小的鼻子和嘴,白皙的皮肤,睡得正香。
妈妈想让我抱抱,我不敢,伸出手指摸摸弟弟的小手,有一种奇异的喜悦和激动。
妈妈说,只要孩子没落地,哪怕已经开始产前阵痛,被计生办的人发现,都会被强行拉去引产。
所以,阵痛开始后,妈妈便从阁楼上下来,躲到我家做面条的机房里。
机房放满机器和杂物,四面透风。
爸爸准备好消毒过的剪刀,一盆水,把妈妈锁在里面,自己出去忙了,偶尔抽空跑回来看一眼。
妈妈在狭小的空间里忍受着阵痛,不敢大声呻吟。
妈妈独自生下弟弟,看到弟弟脐带绕颈,她一圈一圈把脐带解开。
爸爸来的时候,看到妈妈和弟弟满身血污躺在小床上。
爸爸用剪刀剪了脐带,包裹好后去请村里的医生。
村里的医生到了一看,赶紧让爸爸把妈妈和小弟搬回家,说这里四面透风,环境又脏,大人孩子受了风寒或者细菌感染,都有危险。
爸爸刚把妈妈和小弟搬回家里的床上,就有隔壁邻居来拍门,说要借我家的大铁盆洗衣服。
爸爸刚打开门,小弟弟嘹亮的哭声就响起了。全村人都知道了。
小弟是第三胎,按政策需要交1888元的罚款。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农村,很多人一年的收入都没这么多。
家里凑不够那么多现金,爸爸主动把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录音机,还有他的嘉陵摩托车送到乡政府抵罚款。交完这些,再交了八百多元的现金罚款。
1888,是当时一台大彩电的价格。村里人给小弟取了个绰号,叫“大彩电”。
小时候,每到周末,寒暑假,我都要带小弟。
小弟很可爱,每次抱着他的时候,我都很后怕。
小弟在正式落地来到人间之前,他生的权利都无法得到确认,每一天都有可能被强行消灭。有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在反对他生而为人。
妈妈在怀胎的十个月里,吃尽了苦头。她躲在黑暗的阁楼里,过着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是最后她成功了。
生育的环境是如此严酷,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妈妈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决定?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冒着生命危险,十月怀胎最终生下孩子?
如果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在这个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会如何抉择?
那些人世间的是非对错,外部环境的友好与否,其实都不重要。有人支持你,有人反对你,有人爱护你,也有人伤害你,所有这些,都不应左右你。
不许生,还是鼓励生,都不重要。你要问问自己,这是我的渴望吗?是,就勇敢地行动。不是,就不必勉强。
生命是自己的,人生的路得自己走,一切苦乐都是自己承受。
为自己做主。想生就生,不想生可以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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