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联合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搜狐教育主办的 “振兴乡村教育公益论坛”于5月2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以《“助少壮求位育”：关注乡村教育变迁下的青年命运》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刘云杉认为，变迁中的乡村青年沿着教育阶梯走出乡村，挤进城市，但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制度承担着一对截然相反的任务。一方面，教育鼓励竞争，将机会不断扩大到更多的群体，以便人尽其才，人尽其能，这是其“加热”机制。但另一方面教育又将人群限定于经济岗位、以及某些社会结构种，不可避免地分流大多数人，这是其“冷却”机制。
刘云杉关注到，乡村青年从“空心人”转为“透明人”，情感淡漠，与谁都隔着距离，成为局外人。刘云杉提出疑问，“这些上不去又下不来、漂浮的年轻人，他们如何落地生根？”她强调，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潘光旦先生1932年写下的这句话，今天既迫切，又有别样的意涵。
文 / 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经济高歌猛进，我们完成了从18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启的工业化进程。疫情之下，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在占全世界18%的人口中消除了绝对贫困。然而，我们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还停留在与总量经济发展不相称的水平上，尤其体现为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我国目前常驻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预测203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5%，这意味着未来的十五年间，我国将有占总人口30%，也就是超过4个亿的新市民可以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里。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社会大流动，超过4亿人完成跨地区、跨行业、跨阶层的伟大转移，必将带来一个国家和民族规模空前的发展机会！[i]
这是经济学家既理性又浪漫的描述，呈现的是客观的数据、巨大的体量与空前的机会。我关注的是数据下面具体的人——跨城乡、跨行业、跨阶层的转移中，成功的跨越者、悬空的飘浮者。持续二十年，这个议题不时“抓住”我，窥视他们打开或者封闭的心灵，感受他们的意气风发与困顿沮丧，触摸他们既脆弱又坚韧的亲情与家庭，探寻既远又近的乡村，同样既近又远的未来。他们既是我们，也不完全是我们。
我们一同走过时间。失去家园庇护的个人能更体面、“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里”吗？叱咤风云于历史大舞台，或裹挟进时代的灰尘里，不同世代的生命轨迹，情感结构发生了哪些蜕变？哪些被扭曲？哪些顽强地坚守？在这个大时代中，教育做了什么？不得不做什么？还可以或者必须做些什么？
01
功能扭曲：向上流动的阶梯
上个世纪末，中央党校年轻的教授李书磊在胡麻营乡，惊讶于只有一个单位挂着县里的牌子，那就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教科书的法定文化将边远、闭塞的村庄与国家的文明体系、符号世界连接在一起，上课的铃声用的是北京时间，教师说的是普通话，村小校长是村里唯一“吃皇粮”的人，是有编制的“国家干部”……他指出学校是深植乡村的国家机器——村落中的“国家”。[ii]
类似的表述，我们在教育史中读过。美国公立教育之父贺拉斯.曼指出，每一所乡村学校均被视为共和国建设的堡垒， “仅仅改变社会表层的革命可以是一日之功，但深入改变人类性格中最重要的品性的革命、解除曾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受压抑的心理能力的革命却不可能在一次剧变的运动中完成”——这一场品格的革命是学校教育的使命。学校可以塑造清醒、聪明而又善良的人，新人所具有的新性情，将是新制度的民情基因。教育既能消除无知，还能疏导冲突，建立和谐共处的秩序。在童年温暖氛围中，公立学校让不同背景的孩子和睦相处，培养相互尊重的精神，借以摆脱社会的各种矛盾。孩子乃是未来孩子的父亲，教室中的一切决定着国家的制度和命运。[iii]教育是政治理想的钥匙。
2001年夏秋，我因“南昆铁路如何影响西南少数民族村落的社会与生活”项目，在黔西南的大山沉处蹲点。在乡村的课堂，师范毕业回乡的年轻的老师很苦恼，“秋天来了，天更高，更蓝了，树叶金黄了，大雁南飞了”，教科书中的北方秋天与阴雨笼罩的满山翠绿是完全的两个世界，她教的班级在全镇统考中，数学平均分只有37分，语文56分。她无可奈何地说：农村孩子读书太笨了！
拿着教鞭的年轻老师，反复告诫学生：你们长大后想穿皮鞋还是布鞋？想穿皮鞋，就用功读书；你们长大后想坐牛车还是开汽车？想开汽车，就用功读书；你们长大后想坐飞机在天上飞还是像牛一样耕地？想在天上飞，就用功读书吧！
带着狗猫上学的孩子，扯着喉咙喊书。读书改变命运！读书更像一个体力活儿，比的是嗓门大、力气足，至于是否用脑走心，就不知道了。这体力，是村庄的活力，飘着国旗的村小，高昂的读书声，在寂静的山野，格外生气勃勃。[iv]
其时，村小已近历史尾声。移植城市的乡村教育，虽质量堪忧，但村庄仍有学校。始于2001年5月，终结于2012年9月，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的十年间，我国农村中小学数量锐减一半，平均每天消失80多所。文字不再下乡， “撤点并校”的政策初衷是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在“有学上”之后，还要“上好学”，政策实施中出现了：“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现象，学校进城了，出现了“城挤、乡弱、村空”的系统性困局。
文字上移了，教育变贵了。农民直白地说：学校迁走了，娃荒了，婆姨慌了；土地荒了，老人慌了！一个村庄没有了学校，就像一个家庭没了孩子。青壮年外出打工，家还在村庄。人有根，心安稳。学校拆了，孩子走了，村庄衰老了。迁走的学校，将村庄抚育性功能强行外移时，家移了，根动了。
学校的根基在哪里？学校如同“悬浮的孤岛”，一个“理性化的孤岛”，不仅外置于村庄，也高悬于所有日常生活之上。校园不亲近了，教育昂贵了。在质量与效率的旨趣下，原本是一个传递文化、延续整体生活方式的学校却被异化为一架体制性的“社会阶梯”。“如是则使人生只有斗争，只有分离。而社会上也只有聪明强壮的成功，不管愚笨病弱的失败。尽他们的痛苦，怨恨、忌刻、和反抗，教育是不负责任的。”[v]钱穆先生批评赛跑式的教育重现，这是一种看似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的机会教育！这更是一种结构性、体制性的功利主义！
那些被严酷的竞争抛出来的人、那些走不上去的人呢？他们由此获得力量了吗？变得更有见识、更有能力吗？初中毕业，进不了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不得不回到农村的年轻人，“种田不如老子，养猪不如嫂子”，不仅荒了劳动的技艺，更是废了劳动的心性！他们再难回到既有的劳动秩序、生活秩序甚至价值秩序中，流而不能动。
村无游民，野无狂徒，这只是一个朴素的社会理想。
02
位育失当：“苦中苦”与“人上人”
沿着教育的台阶，走出乡村。跨越城乡的他们，又如何拾级而上？继续“往高处走”呢？
在社会的阶梯意象上，每个个体都是双面作战，一方面设法往上爬，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防御下面的人往上钻，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绝不仅仅是寒门）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作为社会选拔与资源分配的“筛选机制”，教育制度承担着一对截然相反的任务：一方面鼓励竞争，将教育机会不断扩大到更多的群体，以便人尽其材，人尽其能，这是其“加热”机制；另一方面又要将被激发起来的人群限定于经济岗位、社会结构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将大多数人定义为学业失败者，这是其“冷却”机制。教育筛选的要害正在于平衡这一悖论：既要努力提拔为数不多的“有才能的人”，又要试图“抚慰大多数人”。
在这对既“加热”又“冷却”的拉力下，农家子弟是如何既被激发又被挫败？毛坦厂中学可谓“高考工厂”的典范，考分是硬道理，提高考分的唯一秘诀就是时间加汗水，题海战术，重复训练，每天学习时间长达16小时，可谓“血汗学校”。被称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工人在8小时工作外再加班3、4个小时，血汗学校与血汗工厂是同构的，学校需要培养现代生产流水线所需要的人力与人性：让他们能持久地、不停息地运转，惜时如金，严格自律，相互监督且竞争。他们坚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里有两重悖论，其一，学校以“苦中苦”来培植“打工人”行为惯习，又以“人上人”来刺激成为社会精英的情绪与志向；其二，农家子弟带着动机与惯习之间的内在冲突——走入大众高等教育时代，他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文凭竞争，以及不愿相信的教育“消费陷阱”。
苦读曾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教育机会均等实指“变成不平等的机会均等”，通向卓越的机会不应受阻于外在财富的匮乏，这意味着穷人家聪明努力的孩子能出头，富人家的傻孩子也能被剔除。如今，与其说机会均等，毋宁说机会陷阱！能用“苦读”逃脱“苦命”是他们的福分，“乐学”是另一个世界的逻辑。优质教育不断集中，也不断上移，一度拥挤的县中，如今成了被淘汰者的收容所。随着资源富集的“头部”学校出现，作为脊梁起支撑作用的县中塌陷了。2020年，林小英叩问：那些被放养的县中孩子，出路在哪？
“苦读”真能逃脱“苦命”吗？2019年范云霞以毛镇高考陪读母亲为案例完成博士论文，探讨“劳动家庭的教育参与”：第一代农民工离土离乡，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迁徙；第二代期望借助教育，实现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的阶层跃升——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他们大概率地跌入工作机会的逆向拍卖中：竞争优势恰恰在于更长的工作时间、更便宜的薪酬。他们的母亲们，中断自己的工作，以儿女为中心，小心服侍，极度压抑，勤奋且无聊度过陪读时光的母亲们，能预测出这样的前景吗？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流动中，代代相续，前赴后继；父母用自己的“苦中苦”托举“人上人”的儿女，儿女的幸福恰是以背离父母为前提：暗淡的出身，不体面的父母，是急于摆脱、难以面对、有伤自尊的暗伤。
那些跨越城乡、跨越行业的中产阶级家庭呢？有忙于挣钱养家的父亲，有“丧偶式的育儿”的母亲的孤单，有中产下滑的焦虑，教育消费升级的压力，在“卷”与“浪”中，孩子的心与父母的心还能通吗？
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vi]——是为亲人。己心通他心，此心即安乐，是为“小康”。人心尽得相通，举世大安乐，此即“大同”。
03
回归故里？
依恋与抗拒、心疼与鄙夷，“分裂的习性”让年轻人陷入难以自拔的沮丧：与原生阶层生活的常识、常理以及常情格格不入，不得不“向上看”、“向外看”，自己的经验与情感既不给予“切己”的支持，同时被压抑、被贬低甚至被羞辱：这个脆弱的年轻人，在不属于自己的水域，或笨拙地模仿、或格格不入；进而退却，从“空心人”转为“透明人”——他只是在社会里，却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不归属任何一个价值群体。情感淡漠，与谁都隔着距离。能来一趟回归之旅吗？
我可以重新找回这个极力逃避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一片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我回到家，看望母亲。我开始与母亲和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vii]
读懂这一段，很多年轻人低下头，眼睛红了。
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年轻人，飘浮的年轻人，他们如何落地生根？他们会积累越来越多强烈的愿望和能量，这些愿望与能量应该在基层社会找到释放和实现的途径。“如果他们成功，将会是伟大的建设；如果他们失败，将会是巨大的破坏。”我们的教育体制回馈给社会的是一种令人激动也令人焦灼的不确定前景。
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viii]潘光旦先生1932年写下的这句话，今天既迫切，又有别样的意涵。
[i] 刘俏：最远，又最近，这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光华@破五，2021）
[ii] 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iii] （美）克雷明著：美国教育史.2.建国初期的历程，第143页。
[iv] 刘云杉：谁在“坐井观天？”教育参考，2002。3
[v]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第91页。
[vi]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vii] （法）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第2页，后浪出版社
[viii] 潘光旦文集，第8卷，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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