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清华大学陆续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学术期刊，这对于消息闭塞的校园师生来说，尤其珍贵难得。正当大家想感谢对方时，却发现包裹上无名无姓。
一连串的疑问盘旋在清华师生的心中，直到很多年以后，大家才明白过来，寄来这些的，是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1948年12月，梅贻琦离开清华，从北平飞往南京，几经辗转到达美国。他的离开，让许多人久久不能释怀，更无法理解。
若论时间，梅贻琦是清华历史上任校长最久的；若论威信，更无人能出其右；若论感情，清华对梅贻琦的意义，恐怕比家庭还来得深。
可饶是如此，为何梅贻琦偏在时事大变迁之际置清华于不顾，离开自己为之扛过了暴风骤雨的清华园？
生而为人，必有人性之光，今天柴叔和你一起，从那段历史的回顾中，从梅贻琦对清华三十年的发展守护中，从梅贻琦的格局与心胸中，寻找答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学生运动迭起，派系纷争，先后两位校长被驱逐。
先是罗家伦执掌清华，既专权又任人唯亲，最后只得灰头土脸地离去。南京国民政府又派来吴南轩，却让冲突进一步加剧，直到吴南轩及其亲信被逼入东交民巷饭店，被迫全体辞职才罢休。
在这种情形下，谁来担任校长，谁能服众，让国民政府头疼不已。挑来选去，最终梅贻琦临危受命，重返清华。
选择梅贻琦有三点原因，一是留美背景，二是梅曾任清华教务处长，三是学生敌人的敌人，就是学生的朋友。
梅贻琦上任第一把火，先烧自己，削弱校长权利。
就职演说上，梅贻琦说了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振聋发聩，完美解决大学应以教授为主，校长为辅的问题。
这还不够，他在全校设了34个委员会，各种事情都由委员会各自管理。
梅贻琦把自己的戏份一再删减。
在任何会议上，他总是先倾听群众意见，集思广益再作决定，最常挂口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从众”。
梅贻琦常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茶送水的。”
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校内的风潮平息了，每个人都觉得，学校是大家的，谁都有一份。
人心从来不是强权专制所能压迫而来的，你把自己放低了，也许别人反而更高看你一眼。在清华人眼里，梅贻琦虽不爱言语，却是绝对的C位。
梅贻琦的第二把火，点燃了清华大学工学之火。1932年2月，梅贻琦提出将清华“拟向工程科学方向发展”，以配合国家工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正当全力布局之时，麻烦事来了。
梅贻琦各方周旋，好不容易请蔡元培等人一起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清华的经费才有了着落。
有了钱，梅贻琦告诉学子：“赶紧恢复学业，推进校务。”他亲自指挥、督促各项建设和实验器材订购，同时大力聘请最杰出的人才，工学院的设立进展神速。
清华工学院的成立开启了清华的“黄金时代”，让时处困顿中的中国看到了强国的希望。
工学院所开设的课程与教学方法均仿照美国一流大学设置，教师绝大多数都是留美的“海龟”，同时，实验设备也属世界一流。
就拿土木系的水力实验室来说吧，仿照德国大学的实验室建造，设备也多来自德国，比当时美国的一般大学水平要高，被称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
更令人惊叹的是，整个实验室还有地下水库一座，可以储水一万立方英尺，拥有户外水槽、钢轨和电车，可以用来作舰艇模型试验、大型河工模型试验等，庞大壮观。
机械工程系的场馆和设备更加壮观气派。发电厂、航空工程馆、飞机实验室的设备全部购自英美和德国，先进程度为世界之最，可以与欧美任何一家著名大学的机械实验室匹敌。
梅贻琦讷于言而敏于行，从不搞花架子，也不说任何大话。
知道强国之路最缺什么，他便把教学的迫切需要引向哪里，以期尽快让国家步入现代化轨道。
做实事的人不爱多言，这条道理亘古不变。
压抑的环境里出不了大师，创造始于自由。
梅贻琦明白这个道理，他的第三把火，在清华纵起自由之火。
梅贻琦很清楚，“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他随时随地留意人才，在资金极度紧缺情况下，给人才以施展才华的空间，为人才再提高，提供资金和机遇。
在他的主持下，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纷纷被聘来清华。
他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组建“聘任委员会”。不论出身，不论学派，只要合乎条件能对清华有所贡献，就一律按标准和程序予以聘请。
天才数学家华罗庚当年进清华，先是由数学系的熊庆来等人推荐，再由梅贻琦同意，最后由聘任委员会定夺。包括他后来一路破格升助教、教员、教授，所有把关者为华罗庚大开绿灯，纯粹出于公尺，而非私情。
国民政府时代，教育界乱象丛生，教育部门强力推行“党义课程”。梅贻琦表面上遵守这个教育宗旨，实际上却采取蔡元培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对所谓的“党义课程”根本不以为然。
他太明白，只有保持民主和学术自由的空气，才可能产生不拘一格的言论和思想，才谈得上创造与真正的成就。
在清华，教师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讨论学术问题非常平等，校内各种讲座、讲演连绵不绝。
1934年，国共关系剑拔弩张，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因一次演讲时的言论被逮捕，梅贻琦等人立即联手营救。
但清华师生并未因此事而恐慌，园内的自由空气仍一如既往，学术讨论甚至政治主张愈演愈烈。对于这些，梅贻琦从不干涉。
梅贻琦说：“清华的教育并不告诉学生谁对谁错，只要养成他们自己判断的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空气下，清华园大师云集，出现了“流派共存，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
如果没有梅贻琦对自由理念的坚持，清华的星光将暗淡隐晦。
三把火烧完之后，清华之光，荣耀中华，清华的未来，光明一片。可是中国的未来，却因战争蒙上了一层阴影。
危墙之下，安有完卵，清华搬迁。
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即将书写。梅贻琦就是那位泼墨挥毫的文人。
“七七事变”后，为避战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建临时大学，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
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都到重庆做官去了，在联大只是挂个名，西南联大实际由梅贻琦一人主持。
由于经费物资奇缺，联大房舍全采用铁皮屋顶并覆盖茅草。土墙上开个口子，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遇上刮风下雨，屋顶的铁皮便抖动摇晃起来，稀里咣当叫嚣着，把教授的讲课声都盖住了。
梅贻琦一家租住的房子，每次刮大风，沙土尘屑便从瓦缝中簌簌落下，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不知吃进去多少灰土。桌椅不管擦拭多少次，不过一小会儿，便又是一层厚厚的灰。
尽管条件已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水准，但梅贻琦不让师生在纪律上松懈，更不让学术水平降低。他多次对师生说：“穷要穷得有意义，苦要苦的有希望”。
当时三大校组成西南联大，论设备、经费和师生人数，都是清华最多。
这个家，不好当。要平衡各方，既不觉得谁占了便宜，又不认为谁吃了亏。
此时的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他对三校师生一视同仁，但凡有些许不公或偏袒，联大就办不好。
联大办好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联大真大。
这个大，不是说校舍如何之大，教室如何之大。
这个大，在于梅贻琦的格局之大，胸怀之大。
要说辛苦，联大九年的岁月中，梅贻琦的劳心劳力可说是到了最为繁重的时候，但他从没退却过半分。
在梅贻琦的带领下，西南联大这座最“破烂”的学校，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四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功勋，一百七十一位院士，以及百余位大师，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
风雨过后见彩虹，可是梅贻琦的彩虹远未到来。
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不顾全校师生的挽留，执意南飞，从此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多年的清华园。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可是梅贻琦，清华永远的校长，他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然而梅贻琦真的离开了。
走之前，他把身上一枚金圆和一根金条交给自己的秘书，自己便乘车进城办事了。此时，解放军已把北平围住，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抢救学人”计划，带走一批学者，梅贻琦在其中。
到了南京后，蒋介石多次劝梅贻琦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
不为当官，又要南逃，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清华。
据当时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自己曾问过梅贻琦：“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
梅贻琦说：“我一定走，我得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
他的离开，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是必然，也是必要的。
之后，梅贻琦辗转到达美国，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清华大学在美国的庚款基金就是由这家机构管理。
庚款基金的使用必须由清华校长签字才行。对于这笔巨款的存放与用途，各方虎视眈眈。稍有不小心，清华的经费就会出问题。梅贻琦的到来使得这笔款项的用途得到了保障。
掌握着如此大的款项，可在美国的六年时间里，梅贻琦为自己定出的薪水每月只有300元，相当于美国教授的最低薪酬，仅够维持日常开销。
他连一个像样点的公寓都租不起，以至于还得靠大女儿打论文赚些辛苦钱，五块十块地给母亲寄去，补贴家用。
连蒋介石都看不下去了，要他提高自己的薪酬，梅贻琦说：“这些钱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台湾方面不断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请梅贻琦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都被他拒绝。他对劝自己的好友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
他不愿把清华的钱拿去盖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只想把有限的钱用做长期的研究工作。几年后，梅贻琦回到台湾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此时他已66岁。
为了这个台湾的“清华”，梅贻琦再次把自己陷入了疲累不堪的境地，自己的生活却极度节俭。
他总是穿着长袍布鞋，那布鞋还是从地摊上买来的。仅有的一双黑皮鞋，只有出客时才穿，一穿就是十几年，直到去世。
办公室里连一套沙发都不肯买，只肯用矮藤椅代替。他把基金全用在图书、仪器和请教授上，每晚写信、看公文、打字到凌晨两三点。
因为拮据，梅贻琦连一间房都买不起，只能住在办公室，无法把妻子韩咏华接来身边。
在美国的韩咏华为了维生，62岁时还给人洗衣、带孩子，甚至在医院当临时护工。曾有学生在美国见过韩咏华，说起来泪水涟涟。
而身在台湾孤身一人的梅贻琦，因妻子不在身边无人照料，每当长袍袖口破了时，他都只能晚上自己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
无法想象，一个人掌握着大笔款项的支配权，却过着这样的日子。
金钱收买不了的灵魂，崇高为其塑造金身。
因长年劳累和营养缺乏，梅贻琦的癌症，在发现时已经转移到身体各处了。台湾当局为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但都无力回天。
去世前一段时间，胡适去看他，劝他留下一些文字，说清一些事情。梅贻琦没有接话，直到去世，都没留下只言片语。
梅贻琦入住台大医院时在床下放了一个黑色提包，这个包跟随他多年，装了什么珍贵的东西没人知道。他去世后，治丧委员会在料理后事时迅速将手提包封存，以备查检。
当手提包启封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包里全是由梅亲自管理的清华基金账簿，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丝毫不差，一分也未入私囊。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热泪盈眶。
梅贻琦的一生从来没有什么学术成果，更没有人喊他大师，但他用自己的大格局、大气魄成就了清华。没有梅贻琦，就没有如今的清华，这一点都不夸张。
大师已随西风去，人间再无梅贻琦。一座大学可以没有高楼，也可以没有钱财，甚至可以没有大师，但是若无半点梅校长之风骨，大学不足以称之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