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北美留学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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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海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命案，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在光华楼东主楼惨遭割喉，而嫌疑人竟然是同系的海归博士姜文华。
是什
网上声音嘈杂，很多人把姜某塑造成了一个被制度压迫的“老实人”。
但海归博士姜某真的是激情杀人吗？
是“非升即走”的高校晋升制度害了他吗？
当天光华楼东主楼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原事件真相，我们需要听到更多人的声音。
从网上爆料的嫌疑人姜某履历可以看出，他曾经也是成绩优异的佼佼者——
2004年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学士；
2009年美国Rutgers University统计学博士；
2009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
姜某年轻时也应该是一个意气风发，学习成绩独占鳌头的优等生，前途本应光明远大。
是被逼到绝路的激情杀人，还是有预谋的行凶？
难以想象，他和数学学院党委书记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其中的原因，更是让很多海内外的科研工作者唏嘘不已。
网上说法繁多，为避免偏颇，本文综合了复旦大学师生和业内人士的说法，试图还原完整的事件始末——
据知情人士透露，姜某是海外人才引进计划进了复旦大学，本科也是在复旦大学就读。
他到复旦聘期是六年，不达标就解聘。
眼看六年期限快到，姜某并没有完成和复旦大学的约定，院系经过再三衡量决定解聘。
当天派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前去宣布解聘通知，没想到遭了毒手。
姜某在美期间的经历来看，科研成果和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
2009年，他在罗格斯大学统计学博士毕业后，接到了耶鲁的offer，但是美国导师坚决不让他去耶鲁。
反倒是去了一个美国的统计机构工作。
他的心态或许从那时候发生的变化，他在美国期间有一个女友，女友陪读，是复旦数学系一名老师的女儿，两人并未结婚。
陪读的女友和他父亲原本以为姜某会在美国发展，没想到他选择回国，于是提出分手。
姜某回国先是去了苏州大学。
在苏州大学待了几年，后来到复旦大学任教。
姜某和复旦大学签署的是六年合同，可是在上课期间态度不好，甚至出现了课堂上威胁学生的教学事故。
最终，被迫停课。
网上有学生爆料了姜某课堂上和办公室中的“荒唐举动”，爆料学生称关于客观事实部分已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做了笔录。
在上课的时候，姜某的语气一直是比较冷的，学生一直都是小心翼翼。
当学生回答完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之后，姜某说回答正确，但并不想理他。
下课后该学生想要直接和姜老师沟通，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这句话激怒了姜某，直接恶狠狠地说：
“你不知道哪里错了，还来问我？”
下节课铃响后，姜某干脆连课都不去上了，一直在和学生扯皮，然后最后威胁学生，如果不退课，会给他非常差的成绩。
甚至在学生走出教室后，还朝他扔粉笔头。
姜某的心态在那个时候非常不平稳，据说当时还有学生去他办公室请教问题，但被他骂了出来，还说绝对不会写推荐信。
但是，当时学生并没有要求姜老师写推荐信。
一个学生因为仰慕老师的才学和研究能力追随他的脚步，却得到老师如此对待，可以说姜老师复旦的课堂上直接剥夺了一个学生学习的权利。
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学生口中，姜老师“脾气差”是出了名的。
事后，该学生本想息事宁人，但学院出面主持了正义，即使更换了任课教师。
这几年，姜某和院系的关系越来越恶化，院里综合考虑不再续聘，姜某心里也能感觉到。
再来说说姜某和被害人数学科学学院党委王书记之间的关系。
据学校老师称，学院党委王书记为人非常好，平时对待师生也很热心，和姜某也并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
甚至，王书记在被杀前还在各方游说，看看能否为姜某提供一个“行政岗位”，让其免于在中年这个阶段还要承受找工作的压力，避免生活难以为继。
王书记被害当天，是代表数学科学学院传达通知，并没有决策权。
显然，当天发生的事情和王书记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海归博士姜某杀人，一时间舆论的中心全都在国内“非升即走”的高校制度上。
甚至认为姜某是一个“老实人”，被大学逼得走头无路没有办法才选择杀人。
这种为犯罪者辩护的立场还有很多，但被割喉的王书记就有罪了？
酿成悲剧的究竟是教师的心理问题，还是高校“非升即走”制度？
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升即走”？
“非升即走”制度，这一制度其实是来源于北美的Tenure-track制度，即对助理教授进行为期六年的科研考核，时间结束不达到目标就立即解雇，成功了就能晋升副教授，拿到终身教职，不会轻易被解雇。
不过同样一套制度在国内外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国外的Tenure-track是为学者争取利益，会在考核过程中给予你一系列支持，让你最终能够留下来。
而“非升即走”出发点则是国内高校为了能在短时间内产出大量的学术成果，成果是“目的”，人是“手段”。
出发点不同就导致了这套制度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比如通过率。
就拿姜某的母校罗格斯大学为例，Tenure-track的通过率超过90%以上。
但在中国的某些高校，Tenure-track的通过率非常低，甚至是个位数，138个人进去，只有5个人可以留下。
非升即走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确定的标准。
不论是三篇SCI，还是三篇CNS，只要在签合同的时候说清楚，什么样能升，怎么样得走，大家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有多大能力申什么岗位，愿赌服输，都不是问题。
就怕你合同上一句非升即走。
这是“非升即走”制度在中国遭人诟病的原因，复旦大学事件不是第一次引发学术圈对此制度的不满。
但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想要突破解决体制上的僵化。
复旦大学姜某杀人案到底和“非升即走”有没有关系，又有多大关系？
统计学领域有四大天王期刊，四大小天王期刊，一般评选教授和副教授都是按照论文发表来看。
姜某的履历很好，手握一篇四大，数篇四小，按理说评个副教授没有问题。
但大家忽略了这些论文发表的时间。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姜某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在美国发表的期刊，在复旦大学任教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科研贡献。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说他是学术成果丰厚？
过去的成绩决定你能够来到一个好的科研平台，现在的成绩又决定你的职称。
（知乎上的一些讨论）
固然，“非升即走”的制度有非常大的问题，很多学科的发展不能只看眼前的几篇论文，更多的是要保持长线的创新。
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等多家企业毫不吝啬在海内外高校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短期来看，一定是赔钱的，但是长期的价值不可估量。
复旦大学割喉事件，足以给所有人敲响警钟。
这是一个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