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曾住在西安城内后宰门中段路南的芍林里。芍林里是个小巷子，只有六户人家，户主基本都是教育界人士：李国桢家住1号，田涵荣家住2号，我家（先父梁午峰）是3号，刘安国家是4号，程大华家5号，李印良家住6号，都是1934年建房后迁入的。
1960年，我在后宰门小学上完四年级，因为兴建“西医二院”（今交大二附院），芍林里被拆迁，我家搬到了北郊的龙首新村。当年秋天，我就在龙首村小学开始了我的第二所小学之旅。
龙首新村是西安市政府新开辟的一处居民区。当时的西安，城里城外的界限十分鲜明。城里就是指西安城墙以内的区域，一出城门就被称为城外，看到的就是大片的庄稼地。此前一两年兴起的除四害、打麻雀，直到此时还余威未散。在城里看不见的麻雀，一出城墙，就能见到它到处乱飞，叽叽喳喳的很是热闹。麻雀似乎已经知道自己不再是属于城墙范围以内的物种，进城会有危险，尽管只隔一道城墙，它们也绝不越雷池一步。
龙首新村建在北关正街尽头油库街北边，未央路的南端，再向北爬上一个大约一千米左右的大坡，就算上了龙首原，龙首村就座落在这龙首原的南端。由于是新建居民区，住房、商场、粮店、煤场、邮电所、食堂（即饭馆）、卫生所、派出所、银行等等一切公共设施，全都是新设立的，当然还有龙首村小学。我们家被分在东区十五栋，学校和我家并排，北临一条马路，中间隔一条马路，我家在路东，学校在路西。可以说学校打了上课铃，我再往学校跑，都能赶上上课。
龙首村小学有双面三层教学楼，据说当时西安有双面教学楼的中小学仅此一家。但建材质量低劣，楼道和教室的水泥地面很快就被我们这些喜欢打闹的孩子蹭出了沙子，门板上的树节脱落，又让每一个教室门都长出了许多眼睛……尽管如此，这里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无可讳言，这所小学留给我的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1960年，国家已经提出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调整经济建设，但饥饿仍在肆虐。那时，居民每个月的粮食标准是27斤半，如果用红薯来代替，一斤粮食可以换购5斤红薯，但还是不够吃。老百姓就只有遵从国家提出的“低标准、瓜菜代”来度过难关。由于不够吃，家家都严格控制着每天的粮食消耗量。有些家庭要靠出苦力的大人来维持一家生活，粮食就主要供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们早上上学基本上都没有合适的早点可带。有的孩子从家里拿一块蒸蔓菁，有的带着生的蔓菁或胡萝卜，最好的就是带一块蒸红薯，这多半是女同学。我有一次带了一根白萝卜，吃了以后肚子里就如百爪挠心，难受了整整两节课。
饥饿是现实的存在，但它也阻止不了孩子们的欢乐和顽皮。课间十分钟，同学们依旧打打闹闹。饿得慌了，就唱一曲谷长林同学带来的歌，充当精神食粮：豆腐、发面蒸馍、大米稀饭、窝窝头。汤沸啦，胡辣汤。三样菜，三样菜，萝卜、辣椒、蒜薹，蒸馍油油菜。
曲调振奋激昂，歌词更是令人垂涎。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进入自己的想象，迎来下一节课的铃声。
很快到了冬天，天既冷，人又饿，孩子们一下课就开始集体跺脚，于是整个楼都沸腾了。这还不算，更刺激的是挤热和。同学们一个挨着一个，把跟前的同学挤向墙角，嘴里唱着：“挤、挤、挤热和，挤死一个少一个……”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直到上课铃响。
学校是新学校，操场很大，有足球场，孩子们在体育课时仍然拼命奔跑。结果有一天，一个孩子在奔跑时昏倒了，吓坏了当时带课的体育老师，我们也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好在龙首村卫生所离学校很近，学校立即打电话请来了医生，给这个同学打了一针，他才慢慢缓了过来。随后，学校立即做出了决定，体育课禁绝任何消耗体力的内容。
出于安全的考虑，教育局提倡各学校在上体育课时引导学生做一些安全的活动，于是各学校都提倡大家踢毽子，未央区还举办了各小学的踢毽子比赛，我有幸参加了那场比赛。比赛在红庙坡附近的盲哑学校举行，我参加的项目是速度赛，监督计数的不知是哪个学校的一个小女生。枪声一响，比赛开始。当结束的哨音响起时，女孩报出了119的计数，我在心里计的是121，于是就脱口而出。女孩脸红了，看了我一眼，我们都没有说话。统计数据的老师过来了，问道：多少？女孩回答：121。轮到我红了脸，但我们仍然都没有吭声。后来我获得了第二名，第三名的成绩是120。
一个冬天熬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粮食标准依然没有改变。不过很快树发芽了，榆树上长出了榆钱，槐树上长出了槐花，我们这些饥饿的男孩子有空就挂在树上。榆钱和槐花不仅可以解当时之馋，还可以采回家蒸麦饭，十分好吃。但好景不长，榆、槐的花季很快过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剥榆树皮充当食物。我也剥了一些榆树皮回家，让母亲给我做着吃，吃了一口，又苦又涩，后来就再没有吃过。但很快就发现，周围能看得见的榆树都被剥得只剩下白白的树干。直到现在，你在西安市能找到一棵榆树吗？我们小时候，那可是和洋槐一样非常常见的树种啊。
吃树皮的事人们也许还都记得，但吃苍耳子有谁还能记得？苍耳子是一种野生植物，同学们叫它“刺刺狗”。你从它旁边走过时，不经意间，它小小的带刺的果实会挂在你的身上。龙首新村和我们学校都是新建的，周边还有很多地方只是征了地，却都荒着没有开发。我们学校北边马路下就是这样大片的荒地，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草，其中就有苍耳子。不知是哪位同学看到这小小的果实突发奇想，想看看它能不能吃，于是就磕开一颗在嘴里一尝，结果油油的，没有什么异味，感觉还不错，于是就一传十十传百，不断有同学品尝。
开始几天还没有异样，结果后来就有人出现了流鼻血、上吐下泻等诸多症状，再后来就有一个同学因此去世。老师和医院一查，才知道是吃了苍耳子的后果。学校慌了，开始逐个调查哪个同学吃过苍耳子。排查得很细，一下查出几十个人，其中就有我。其实我是很胆小的，看到其他同学吃，我只是尝了尝，并没有真吃，但有人举报了我，所以也就在案难逃。我们先是接受了西安市政府派来的市中心医院医生的检查，随后就把我们集合在一起，送进了糖坊街的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接受全面的观察治疗。
我们这批同学中除几个人症状比较明显外，其他人基本没有症状，但在医院却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每天有定点喝的绿豆汤，汤里还有少半碗绿豆，这真是解决了我们的饥饿问题。在医院喝了一周的绿豆汤，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上学了。所有的家长都松了一口气，母亲也答应我每天早上可以带半个馍，这算是我尝了一点苍耳子后的最大收获。不久，《中国少年报》来了，我在第一版正面看到的就是一个画图：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孩手里拿着一张《中国少年报》在飞跑，旁边注着大号黑体字“苍耳子有毒！”看来这件事是惊动了全国的。
到了1961年，饥饿开始有所缓解。当时已经开放了自由市场，国营商店里也有了一些高价的食品：高价点心（水晶饼）一块钱一块；高价水果糖一毛钱一颗……市场上也有叫卖的食品，如回民烙的锅盔一块钱一牙。还有人卖一种叫“疙瘩儿剁”的麦芽糖，他们喊着：“疙瘩儿剁，疙瘩儿剁，一毛钱一个。”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基本是40多元，只能买40多个水晶饼，而这40多元却是一个普通人家一月的生活费。当时的面粉是0.148元一斤，要买水果糖，充其量也只能买一颗半。所以这些商品基本是没有人买的，但市面总算出现了一些活跃的气氛。
当然，我们这些孩子看着这些东西还是眼馋，于是就想一些挣钱的路子，解决自己嘴馋的问题。前面说过，从油库街到龙首村村口要上一个大坡，我们班原先就有些家庭贫困的同学在此“挂坡”挣钱。一千米的长坡，拉架子车的人是无法上去的，于是就有人拿一根一头拴着铁钩的麻绳来挂坡：把铁钩挂在架子车前端的一个小铁环上，然后把绳子搭在肩上，帮拉车人把架子车拉上坡。挂一次坡可以挣一毛钱。对贫困家庭的同学来说，这钱是要拿回去补贴家用的，而对于我们这些家里还能过得去的孩子来说，挂这一次坡就是一颗水果糖，于是就试着加入了挂坡的行列。但这并不是我们能干得持久的事，挂过几次，吃了几颗糖，也就疲惫了。这么长的一个坡，总是要很吃力才能拉得上去，何况我们还都饥肠辘辘，不划算。
自由市场开放后，种自留地也没人禁止了，于是家家门前窗后的小块空地上就有了一些不同的种植。我们家北窗后开始种了一种叫“迪溜”（音）的菜，长在地下，果实不知是根还是茎，形似小螺丝，白白的，生吃很脆，通常人们是腌着吃的，在八宝泡菜里就有它，不过颜色已经变成青黑色了，很好吃。再就是沿着房后的马路北侧边沿开了一片地，种上了绿豆、红薯等作物。这下，我可有得活干了。我家除了姐姐，只有兄弟二人，哥哥此时在兰州上大学，姐姐们或在城里住校，或已出嫁，我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家中的壮劳力，买煤、买面、挑水都是我的活，这时又增加了一件事，就是拾粪：到大路上去捡大马车牲口拉下的粪便，用作所种作物的肥料。那时马拉大车很普遍，捡粪也不是很累，但要走比较远的路，还有就是要赶早，晚了粪就被别人捡走了。于是在星期日一早，我就得挎着一个担笼，拿一根小铲去捡马粪。在路上我一边走还一边想，以后我应该写下我这段捡马粪的经历，不料今天果然实现了，也是一段趣事。
在龙首村还有许多值得记忆的往事，比如跑到渭河边沙子地里去挖红薯田收获后没挖干净的红薯；拉着架子车去草滩农场领取一个冬天份额中的过冬菜，等等。但这些事用一个字就可以解释清，都是因为“饿”。饥饿给我留下了今生最难忘的记忆，也使我对龙首村小学刻骨铭心。
现在龙首村已经大变样子了，我们的东区十五栋早已被新的高楼所取代，龙首村小学也已经不是原来破旧寒酸的模样，原来的老师、同学都不知去向何处，至今也没有联系，愿大家都过得称心如意吧，我在这里遥祝你们。
2020年1月
本文经梁经旭先生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