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快车不停歇地奔跑了四十年，创造奇迹无数，成为国内城市发展的“尖子生”。但在教育问题上，这位学霸却有些力不从心。就连看起来很美的国际教育也无法为深圳家长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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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40年里，各式各样深圳“惊奇”持续不断地上演。
它从一穷二白起家，到成为GDP总量增长一万倍的城市；从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跻身经济特区中的领头羊，在城市序列中扶摇直上，并与北上广平齐，坐稳“一线城市”的宝座。
搭上发展快车的深圳人，也尝到掘金的喜悦滋味。
据胡润研究院《2019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深圳拥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17万户，资产千万元以上的家庭则约为7.3万户，相当于每170位深圳人中就有一位是千万富翁。
这股快速致富的淘金热中，却隐藏着一丝丝隐痛。
尽管在2020年，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1.1万个，再创历史新高，但面对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城市，教育压力和学位紧缺始终是横亘在高速发展前的难题。
深圳招生办官网的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中考初三毕业生共有100595人，普高招生人数47500人，普高升学率仅为47.2%。这意味着，超过一半深圳初中生无法升入高中。
不仅是公立教育，想要追求个性化教育的中产家长也无法“解渴”。
林静就是一则典型。
抱着让女儿接受全人教育的想法，林静将女儿送到深圳数一数二的国际化学校。进校后才发现，尽管有外部光环笼罩，但校内学业压力、课业安排都跟公立学校不相上下。
她自嘲地说，这里像是备战洋高考的“衡水中学”。
这批早年发家致富，拥有高学历、甚至海外背景的中产家长们感到一丝忧虑——下一代的财富积累已难以超越吾辈，现在，连他们的成长之路也被迫受限。
在教育“洼地”，仰望星空
林静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师范专业毕业后，她在深圳一所民办学校工作。
以当时的经济水平，这所民办学校价格不菲。2000年左右，该校一学期费用都接近九千块，每年报名的学生却源源不断，学位紧缺初见端倪。
后因为编制，林静转到一所公立学校，一待就是十多年。
作为圈内人，林静看到深圳教育这枚硬币的正反面。
公立学校的硬件水平不断提升，素质教育也被兼收并蓄。有些公立初中的第二课堂，还引进棒球课和网球课，学生不需多花任何费用就能得到训练。
但另一面，学位紧缺仍未缓解，有学校不惜冒着“超编”风险招收借读生。每到教育部门检查时，教室里的桌椅就会暂时“消失”，学生只能到操场散步作掩护。
在47.2%普高率面前，升学焦虑和补习风潮也愈演愈烈。尖子生和普通娃齐刷刷地在课外补习，父母们谁也不想输。
女儿上小学时，林静就发现，体制内这条路不适合自家娃。
孩子个性天马行空，心智却很晚熟。林静以为小学阶段可以放任一些，没想到班里孩子不仅都超前学习，学校也默许如此。
“我自己就是初中老师，我已经看到这条路的后半程会如何了。”女儿在五年级下学期时，林静开始调整思路。
吴彤要比林静更早给孩子规划体制外路线。如果不是因为儿子在五岁时检查出过敏体质，他们一家人可能早已移居新加坡。
吴彤自己就曾在新加坡留学，千禧年后回国，进入外企工作。
她也算是国际教育的受益者。那时，平安大厦还未开建，早期福田豪宅，不过八千一平米，当初她每月薪资到手已超过3万。
未曾料到，职场女强人同样遭遇育儿难题。
孩子是高敏体质，过敏主要表现在肠胃，鸡蛋、牛奶和芝士等乳品都是高敏食物，就连大米和番茄也会引起身体不适。经常是全家人准备出行时，孩子突然感觉不舒服，行程被迫取消。
医生最终建议吴彤，孩子幼年时不要出国，国内蔬菜水果和豆制品丰富，更利于成长期的饮食。
她只好妥协，暂时放弃让孩子留学的念头，出售刚买一年多的新房，取消学位等一系列出国安排。
这一遭经历让吴彤颇为感慨。
“职场里你习惯了事情安排得高效、井井有条，但高需求孩子能把所有计划全部打乱。”
深圳很多中产父母并不存在经济问题，但在孩子养育上却各有需求，只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公立教育，远远不够。
他们将目标投向国际教育，尤其是本地“洋学校”。
2016-2018年，国内国际化学校数量增长迅猛，仅2018年就新增87所，创历史高点。两年里，深圳新开的国际化学校就达到11所。
那会儿进来的学校市场动作频繁，在家长群里也产生热烈反馈。
“家长们把国际教育想得很完美，经济条件好的家长似乎都会将国际化学校纳入考虑，当时感觉深圳的学校，在家长心目中都带着光环。”吴彤回忆到。
全人教育“速成法”
作为舶来品，国际化学校在中国发展年限还不到四十年。
以深圳为例，第一所国际化学校——深圳蛇口国际学校在1988年开办，但性质属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主要服务在中国的外派家庭。
这所学校在创办的头12年里，一直“独自美丽”，到2000年，另一所公办国际化高中新建起来，才打破沉寂。
在深圳快速奔跑的近20年里，国际教育也跟着上路同行，但由于政策限制等原因，到近十年内才放开手脚。
与北上不同，深圳的国际教育根基不深，导致学校发展带着“速成式”印迹。
以课程体系来说，在北上被热捧的IB课程，却在深圳遭冷遇，反倒是AP与A-level课程更受欢迎。
开设A-level与AP课程的学校数量分别达到10所与21所，占总数的近3/4。林静所在的一梯队国际学校也是教授AP课程。
深圳国际学校一览
图片来源：新学说
课程的冷热对比背后，有着颇为现实的原因。
新校创建时，需申请课程认证。从认证难度看，IB课程在申请上更为复杂，对学校硬件设施、教学理念有更高要求，需要耗费资方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
而AP其实并非体系化课程，开设灵活度更高，这也是大部分公立国际部会选择申请AP的原因。
此外，IB课程综合性强，对英语水平和阅读写作能力的要求极高，除学术能力外，还对学生时间管理、团队合作等能力都有要求。一言以蔽之，就是“出分难”。
相比之下，A-level课程注重学术，跟中国的公立教育有相近性，在教学层面，新建校也更容易摸到高分套路，拿下好成绩。
为女儿择校时，林静就发现深圳国际化学校的不足。
她当时考察了三所学校，其中一所美式学校声势浩大，在招生宣讲会上描绘宏伟的建校理念，但在课程设计上却被林静看出破绽。
招生负责人称，该校初中教学语言一半是中文，一半英文，因为提供学籍，孩子还可以参加中考。这一卖点迎合很多想要“两条腿”走路的家长。
“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
教师岗从业超十年的林静判断，学生即便有资格参加中考，但根本竞争不过体制内孩子。公校高强度的刷题节奏，在强调素质教育的国际化学校无法兼得。
在国际教育圈的从业人士李薇也坦言，深圳国际教育的确有不少短板。
“从业者会碰到一个共同难点，如何靠扎实的教研教学和老师，将国际教育里倡导的理念支撑起来。但尴尬的是，国际教育对外教的依赖程度太深，想把这些优秀外教吸引到北京上海都难，深圳更难了。”
因为选择有限，林静最终挑中了A校。尽管该校当时还未有毕业生，但课程落地已有两年经验。
没想到，这所学校后因两届毕业生表现优异，迅速获得市场热度，以及褒贬不一的名声。
挤进头部
国际教育在李薇身上刻下深深烙印。
在外企工作十年后，她毅然选择出国深造。正是在美国的两年，她对国际教育产生了浓厚兴趣。
“课堂发言，课程作业，每一个细节上都要努力做好，才可能毕业。不可能像在国内那样，临时抱佛脚就能过关。”
不仅是高等教育，李薇还发现，K12阶段海外教育也自有魅力。她在海外读研期间，孩子在附近学校就读。课业看上去轻松，但学校强调在游戏和玩乐中，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
回国后，李薇不仅开启新的职业方向，一脚踏入国际教育行业，她给孩子规划同样道路。
因为早期注重培养娃的人文素养和英语能力，孩子最终通过了J校（高中）入学考试。
该校在深圳颇有名气，也是在千禧年后成立的老牌国际学校。此前，李薇知道这所学校实力雄厚，但并不了解竞争激烈程度。
“我们是临考试前三周才决定报名，还挺顺利。但后来才听说，很多家长为孩子能考上，甚至要‘脱产一年’备考。”
吴彤对此感受深刻。
孩子先是在公校待过一学期，后转入美式学校度过了几年，她将孩子最终送进福田区一所老牌英式小学。入学后没多久，就有官方通知称，只要在该校成绩达到一定要求，就可直升J校。
正因为这一点，吴彤孩子所在学校在近几年内热度攀升。
同为第一梯队，林静女儿所在的A校也越来越受欢迎。
尽管因为给学生课业压力大、刷题而饱受诟病，但毕业生“成果丰硕”，想要挤进该校的家庭依旧络绎不绝、毫无缩减。
深圳的国际教育市场上因此还出现一类“中介”机构。除办理插班指导服务外，还承诺家长提供申请热门学校升学指导，有时包含材料办理、学校参观及专车接送等“跑腿”类VIP待遇，并暗示可以拿到内部试题。
“钻卡会员价79000元/年。”有中介机构的产品宣传册上写道。
实际上，大多数学校的申请并没有什么“试题”。
某国际学校市场人员曾向我们抱怨说，他们并没有隐形考试，所有信息敞开给家长，直接联系校招办就可以，他们也并未委托招生代理。
有些中介机构还以“手头有客源”为筹码，向学校伸手要获客费，另一边则向家长收取服务费，上演空手套白狼的腾挪大法。
林静刚开始也关注过一些机构的服务号，因为该号经常发表关于A校的信息。后发现只是在“制造焦虑”，不久便取关了。
在她看来，深圳市场太新了，而家长们了解有限，难免有人想要花钱解决问题。有需求就有供给，滋生了行业乱象。
“他们致富速度很快，也想让孩子能够拥有好的教育资源，但对国际教育认知度低，给中间商创造了利润空间。”
林静也偶尔感慨，即便A校门槛高，但家长群体多样性却极为丰富。大家个性、背景差异巨大，却因为教育走到了一起。
星空犹在？
对于儿子在J校的表现，李薇表示满意。虽然学业强度也很大，但孩子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和伙伴。
儿子在理科表现上更胜一筹，他最近正在寻找合适的英国大学，作为梦校目标。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
另一面的主人公在追随国际学校后，看到了一座“围城”。
在A校，低年级孩子作业时长还能控制，高年级学生仅完成课内作业就得到半夜十一点。这在该校不过是普遍现象。
教学内容也会超前学习1-2年。
因为A校采用的是AP课程，需要渐进式过渡。8年级时，世界史还只是历史学中的一部分，但到9年级开始AP课程后，它就会成为一门独立科目。
为了提前备考，8年级作业里就会穿插AP世界史的题型。不过要想拿高分，学生们还得在课外报班刷题。
学业还不是林静最不满的地方。八年级后，体育不再是必修课，中午吃饭时间很短，只有30到40分钟左右……这些才是最让林静头痛的。
在林静看来，A校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要比体制内学校更为人性，教学和活动灵活多样，孩子们的视野无形中更为开阔。尤其是对文史、艺术等素养教育，让林静心生羡慕，这也是她送孩子进入A校的原因。
但在国际教育急速扩张背后，师资流动大、超前教学、课业压力等等，却也让一部分家长感到事与愿违。
“也有想过转学，可能转去哪里呢？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林静感慨道。
女儿的同班同学曾转学至另一所理念新颖的美式学校，还拿到校方给予的奖学金。但去了之后才发现，该校低年级阶段全用中文教学，孩子在A校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英文认知，全然崩塌。孩子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新环境。
看到失败案例的林静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只要有假期，林静通常会选择陪伴女儿，哪怕是看看电影、撸撸猫，只要让孩子感到放松，学业方面她不会过多苛求。
对于国际教育，她仍然怀抱期待，但孩子有自己的节奏，或许到了大学之后，星空才会绽放更闪耀光彩。
“以前教别人的孩子时，总是有一堆道理，但等自己有了孩子后，才发现许多执念根本毫无来由，包括孩子一定要比我过得好。我们这辈人吃到了时代红利，但下一代人却未必同样幸运。”
对中国家长，尤其是深圳家长来说，或许这才是真正需要适应的现实，无论头顶星空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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