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了复旦大学教师刺死书记的悲剧之后，中国学术圈开始了针对“非升即走”制度的大讨论。学术打假的急先锋饶毅教授也加入了讨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高校人事制度：关键的改革与质量的提高》。
文章中，饶毅教授提出自己的观点：预聘制与非升即走是不同的概念，预聘制是很先进的聘用制度，他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例，解释了预聘制的先进之处。借着饶毅教授的文章，咱们不妨思考两个问题：非升即走和预聘制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些大学的“非升即走”争议这么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饶毅与预聘制
饶毅在文章中自述，施一公和他两位教授，都在美国亲身经历过预聘制的“整个流程”。他们都是从助理教授起步，一路走到了讲席教授的人。2007年，饶毅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科院长；2008年，施一公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科院长，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开始推行预聘制。
在饶毅看来，预聘制是先进的、有效的教师人事制度。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心中真正的预聘制，不仅仅有审核制度，还会在聘用初期给予年轻学者足够好的待遇和资源。
预聘制和非升即走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妨这么理解：预聘制是一整套制度的总和，而非升即走呢，是在一套制度之下，青年学者的最终走向。他们不是一回事，但他们绝对分不开，关联非常紧密。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从2014年开始，都全面推行了预聘制。在饶毅眼里，这两所大学的预聘制都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国内很多高层次大学也开始逐渐实行预聘制，但在广大青年学者的眼里，这些学校的预聘制，与清华北大的预聘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为什么被诟病
下面，咱们分别从学校管理者、学校的制度、学校的环境、年轻的学者四个方面，全方位来审视一下某些大学的预聘制吧。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来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国内高等教育圈的地位就不用我多说了。全国39所985工程大学，预算能达到100亿的只是少数，大学之间的贫富差距之大，超乎吃瓜群众的想象。
清华北大不仅不缺钱，也不缺资源，各种大项目比比皆是，用不着自己费心去抢。学校排名总是第一第二，用不着靠项目数量和论文数量去支撑。清华北大的校领导用不着考虑在高等教育圈的升迁问题。一句话，清华北大也许是淮南。
说完淮南，咱们再聊聊淮北吧。其他的高层次大学，不仅需要抢项目，还需要抓排名，不仅需要论文数量，也需要考虑“力争上游”。校领导需要在任期内搞成点事情，各院系纷纷分担指标胆战心惊。一句话，很多大学也许是淮北。
孤身一人去淮南，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项目有项目，要待遇有待遇；单刀赴会闯淮北，钱来之不易，人数量紧张，项目要靠自己，考核标准不固定。同样的琴谱，不同的乐师，有人指尖流出甘甜的真露，有人眼中尽是绝望的狰狞，能比吗？
从学校的制度来看，淮南预聘制淘汰寥寥，淮北预聘制淘汰者众。狼和狗都属于犬科，但咱们都分得清，两者有很大区别。淮南预聘制帮人成长，设身处地为青年才俊排忧解难，想方设法去帮忙；淮北预聘制只为一己之私，美其名曰放年轻人自由竞争，成果还在校园，人已远走他乡；淮南预聘制权利义务对等，学校要守约，学者也是一样；淮北预聘制权利义务难对等，摇头叹息无力争辩。
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淮南发展，去不了淮南的人，是不是还有除了淮北之外的选择呢？
从学校的环境来看，淮南行政人员通情达理，比例不超过30%，对教授尊敬，对学子爱护，对青年学者友好；淮北行政人员层次不齐，比例远超40%，对教授横眉冷对，对学子颐指气使，对青年学者呼来喝去。
行政人员不需预聘，不会非升即走，编制相对稳定。行政人员制定政策，手握实权，在学校的行政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青年学者的去留问题上，不少淮北的行政人员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可怜的青椒们常常敢怒不敢言。
从年轻学者的角度来看，有不少几年前还是年轻学者的人，已经自动与此后几年入门的年轻学者割裂。只要获得了职务，拿到了资源，提升了地位，他们就忘了自己的来路，他们痴迷于当下，还要把身后的门紧紧地关上，唯恐后来者获得与自己相同的待遇。
有些还没进门的青年学者，他们的爱好并非科学研究，他们人生的追求集中在一份稳定的教职。面对超高的淘汰率，他们还是选择加入竞争，他们寄希望于审核政策可以逐渐变得友好，也许自己可以“幸运”地留下。
“非升即走”本身不一定是个错误，在执行过程中却的确有些“走样”了。经本是好经，但经人一念就未必能保留原意。经不能单独存在，经放在哪家寺庙，方丈是谁，老和尚们是谁，小沙弥有多少，都会影响这本经书念出来的味道。
讨论非升即走是不是个好制度，是一个问题；讨论非升即走有没有被用好，是另一个问题；作为学者，出于任何原因对同事拔刀，都绝对不是正确的选择，这一点根本不需要讨论。
该说的也说得差不多了，对饶毅教授的观点，你怎么看？今天，你念经了吗？明天，你打算听人念经吗？来评论区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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