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后，孙莉莉永远在担心，“孩子以后该怎么办？”
伴随孩子音乐天赋的发掘，一场实验也开始了。孙莉莉组建了一支乐队，召集那些有音乐才能的自闭症患者，让他们“有地可去”。
这场13个“无处可去”家庭的抱团实验，最终也超越了其本身的设想，架起了两个星球之间的天梯。
能去哪？
成为母亲后，孙莉莉最担心孩子走丢。
只要贝贝还在世上一天，这种担心就会存在。2003年，早上凌晨8点，贝贝自己坐电梯下去，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在车旁。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她和丈夫寿虹在派出所呆了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录像看得眼睛酸胀。
“浑浑噩噩，狠狠地掐自己一下，希望是做梦。”当时贩卖器官的新闻甚嚣尘上，夫妇俩往最坏处想。
晚上12点，贝贝在松坪一个偏远的公交站找到了。深圳38度的高温，贝贝的脸晒得通红，像是落难的小狗。
这一年，贝贝20岁。
贝贝和孙莉莉
贝贝六个多月时，寿虹夫妇就察觉到了儿子的异样。
“不跟你交流，你逗他也不笑，给他一个零食咬在嘴里，咬一会就往下掉。”
当时自闭症在中国并未普及，面对这种情况，大多给出的答案是，“长大一点送幼儿园就好了。”
但送去幼儿园，特殊之处被进一步放大。
在幼儿园，贝贝不听老师的指令，总会跑去外面，爬到高高的地方。
其他小朋友能安静坐下来听课，贝贝总是猛地站起来，在教室里晃。
1988年，所有的异样在南京一家医疗机构得到答案：
贝贝患有自闭症。
对于任何一个家庭，这三个字都犹如投下一枚核弹。添添在确诊后，添添妈的脑子是懵的，“整个世界都不真实。”
岱丰妈妈则试图逃避，“总希望他是普通人”。失眠是家长们的常态，最常思考的问题是：孩子以后该怎么办？
“无药可医，只能尽早干预”——这是自闭症的唯一解药。
孙莉莉感到无望，但也没时间沉浸在悲伤中，儿童孤独症的黄金干预年龄在6岁之前，贝贝只剩一年。
早期没有特教机构，夫妇俩自己在家教孩子。和普通孩子相比，自闭症孩子对知识吸收显得更加缓慢和困难。
“去抽屉把苹果拿出来”，要做出这个动作，贝贝首先要知道苹果是什么，抽屉是什么。
而认出这两样，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里，贝贝只会重复爸爸妈妈的话。“哪个是苹果？”“哪个是苹果”，对话进行下去，是一个死循环。
学写字时，贝贝的手老颤，夫妇俩画了两个大圈让他在里面点，后来圆圈越来越小，两点连起来，贝贝终于学会写“一”。
孩子花了多长时间认得苹果、学会写字，夫妇俩已经没有记忆了。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在不断重复中被消解。
上午夫妇俩不在家，请了家教给贝贝教课。但基本上，没两天就能接到辞职的电话，“你孩子上窜下跳的，撕本子，没法教。”
一年的时间里，一共换了七八十个老师。
涵涵、岱丰、添添，这些比贝贝小点的孩子，赶上了“融合教育”的政策，能去普通学校跟读。
说是跟读，也只是在班级的角落坐着，“学校对孩子的要求就是保持安静。”
但安静总是最难的。下课铃响了没下课，添添会哭闹，遇上课程变化，他也会变得焦灼不安。“他们心里有套程序，没有按照程序走就很难受。”
所谓融合也难以实现。新来的老师不知道岱丰的情况，挨个叫同学起来回答问题，轮到岱丰，同学都很兴奋，扭过头来等着看笑话。
“他当时站起来，弯着腰，头都抵到桌子上了。”
涵涵
自闭症孩子是敏感的。后来每次开车快到学校，一看到校门口，岱丰就在后座又踢又踹。
难以融合之外，还有更现实的问题：
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孩子们还能去哪？
一场实验
在解决这个问题前，变化也随之发生。
贝贝20岁时，寿虹在家里买了一台电子琴。他以前在厂里就是文艺爱好者，对乐器感兴趣。
偶然一天，看见爸爸练琴，贝贝来了一句，“爸爸不弹，贝贝弹。”第二天孙莉莉就给贝贝报了钢琴班。
很小的时候,陈莉就发现添添一听到音乐就会跟着跳舞。去听音乐会，哭闹消失了，添添能安静地听上几个小时。
在试过围棋、画画、毛笔字所有的兴趣班之后，涵涵妈终于找到儿子最感兴趣的事情—弹钢琴。
社交上的障碍，带来的是犹如天才的另一面。
在音乐课上，自闭症孩子都是班里记谱最快的，岱丰甚至只听一遍就能记住。
枯燥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享受，“能安静练好久，非常专注。”五年的时间里，贝贝考完了钢琴十级。
刻板行为也自闭症的一大特征。贝贝总爱咬破手指，手上都是疤痕；涵涵要在吃饭和睡觉前喝光眼前的水，如果听不进去，涵涵妈就会把水藏起来，“不然胃都要撑破了。”
但沉浸在音乐里，这些行为被隐藏，他们和普通人无异。
十年的时间里，带着贝贝参加一些演出，“能去哪儿”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个答案—组建一支乐团。
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一场实验和希望，“有地可去了，以前总会担心上完初中， 孩子整天呆在家里该怎么办。”
谁也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只是眼下这是最优的选择。
2013年，贝贝30岁，孙莉莉退休，爱特乐团正式成立。
取名爱特，背后是温情的守护——爱特既是自闭症群体（autism team）的首字母中文谐音，又寓意着“爱护这群特殊的孩子”。
最初乐团只有六个人，排练地点在孙莉莉的家里。陈辉伶是乐团的第一任老师。回忆起当年排练，“就是兵荒马乱”。
六个贝贝聚在一起，协调是最困难的。每个孩子都有一套自己运行的法则，哪几个小节要合奏，哪段要停下，这些指令对他们来说并不好消化，必须不断重复。
一场排练下来，基本要耗上半天。
为了赶上教学进度，孙莉莉想了一个办法。她先把课上的内容消化了，然后课下再慢慢教会孩子，督促训练。
孩子也有情绪难以控制的时候。一次，一个年纪小点的孩子突然把琴打翻，孙莉莉连忙抱住，低声安慰。
靠着不断地磨合，一个星期后，还没到家门口，陈松伶就听见了合奏声。
慢慢地，乐团的训练开始走向正轨，老师手一抬，孩子们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被央视和深圳电台“动听102”（现在的飞扬971）报道后，展示的平台也多了起来，第一届星星音乐会应运而生。
那是孩子们第一次登台表演。聚光灯下，他们身穿西装打着领带，神情自然，完全不像是第一次上台。
“孩子不会有怯场这一说，排练怎么样演出就怎么样，我们才是最紧张的。”添添妈妈说。
事实上，担心是多余的，孩子们不仅没出意外，还能跟主持人聊上几句。
演奏完毕，在鲜花和掌声的映衬下，孩子们也露出微笑。
自闭症患者不是完全封闭的，他们能感受到外界给予的反馈，成就感对他们来说同样重要。
现在，星星音乐会已经举办到第八届了。这场实验也远超于曾经的设想，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这群孩子，上了央视，去年开设的抖音账号已经有11万的粉丝。
流量的涌来，也带来一些误解。在微博上，岱丰吹陶笛的视频登上了热搜，岱丰妈妈的抖音账号一下增了好几万粉丝。
视频里，岱丰相貌英俊，眼神像小鹿一样纯真，“有些小女孩就发私信说要跟岱丰谈恋爱，我真是吓了一跳。”
岱丰
孩子们在音乐之外的样子，旁人不得而知。练完一首曲子，贝贝总要拍打自己的耳朵，发出“呜呜”的声音，然后来到来到一个红色的拳击樯靶，轻轻打上一拳再回去。
涵涵则挠头重复着一句话，“我今天的表现好吗？没有出差错吧？”艺豪的个子很高，弹完琴总爱啃手指。
“一离开音乐，他们又变回小孩的样子了。”
改变
在实验和宣传的意义之外，乐团更像是一个天梯，连接了孩子和家长。
陪伴自闭症孩子成长，除了在重复的干预中磨练耐心，还要承受孩子对亲情的淡薄。
“贝贝从来不会叫我，对我也没有感情。” 散步回到家，贝贝走到前面，不等爸爸妈妈进去，就把门关上了。
涵涵妈能感觉到，自己对于孩子来说，就是透明人。“你在楼下碰到他打招呼，就跟你擦肩而过。”
在自闭症患者的世界里，爸爸和妈妈的概念是模糊的，“只是一个眼前人。”
阿斯伯格是自闭症里最轻程度患者。他们智力超群，也能够融入社会正常交流。对于和家人的关系，他们曾这样描述：
“妈妈和爸爸是boss，妹妹和弟弟是同事。每个人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
普通孩子对于父母的依恋，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是陌生的。孩子和父母，更像是遥遥相望的两个星球，触不可及。
幸好还有乐团。
慢慢地，孙莉莉发现儿子开始关心她了。从外面回来，他会开好门等爸爸妈妈，不是把他们锁在外面。
到了就餐时间，不见爸爸上桌，他一定要等到爸爸才肯吃饭。
孙莉莉生病了，他会担心，“妈妈生病了，要去医院”，过去贝贝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
涵涵也变得懂事了。涵涵妈在厨房做饭，涵涵会主动过来帮忙，还会帮忙摆好碗筷。
看到好吃的，他会主动分享，“这个好吃，你要不要也吃一点？”
尽管这类情感的展现，是属于幼儿时期的浅层情感，但作为家长，这是第一次感到与孩子的连接。
在排练室照片墙上，你也能感觉到孩子们在变得更加快乐。最开始表情是僵硬的，眼神无法聚焦，到了后面，会摆表情，偶尔还扮个鬼脸。
松弛的不只是孩子。涵涵妈来到乐团后，觉得压力更小了，“日子有奔头了”。
孙莉莉是乐团的主心骨，家长们都期盼她身体健朗，带领乐团走得更远。
“我们还想租更大的排练室，装上空调。”
只是，孙莉莉的白发在发尖冒出，她包里随时带着一瓶硝酸甘油，来预防心绞痛。
寿虹最近刚做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但贝贝离不开人，只能自己去了医院。
手术要吊水，寿虹自己拎着去卫生间，“我一看，那个血就往袋子里倒灌”。
而他们的孩子贝贝，已经37岁，个子1米八，穿着皮鞋和Polo衫，是生理意义上的大人了。但他需要有人24小时照看。
这对夫妇不得不去考虑，“如果我们先走了，孩子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悬在所有家长头上的一把剑。贝贝人到中年，养老的问题更加迫切。
孙莉莉和丈夫为贝贝考察了几家特殊养老机构，结果都不如意。未来最理想的规划，是贝贝能够自理，乐团实现职业化，成为他在社会立足的支点。
但放眼当下，孙莉莉只有一个小目标：
比孩子多活一天。
文案/张楠楠
摄影/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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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星星的孩子了解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