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犹太人，在中国度过了65个春秋。他是中共外籍入党人士中，党龄最长的老党员，还加入了中国籍。而位于天津五大道地区云南路48号的一座三层小洋楼，是他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出发站。
他叫傅莱，是中国研制初制青霉素第一人，也是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还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历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这位犹太人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天津走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为何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中国人民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前不久，傅莱先生的夫人江国珍女士来到天津，寻访丈夫在天津工作和生活的足迹，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就此展开。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
妻子津门寻访旧居，喜获丈夫80年前用过的钥匙
5月27日，天津晴朗无风，83岁的江国珍从北京风尘仆仆来到天津。自从2013年傅莱在德国定居的小儿子通过天津文史专家的帮助，辗转找到傅莱在天津的旧居，江国珍就一心想去看看丈夫曾经住过的地方，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此番终于可以实现多年的心愿，老人显得格外激动。车刚驶入天津市区，江国珍就打量着窗外的街道，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喃喃地说：“快了、快了！”
天津五大道地区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云南路48号过去是登百敦道262号，属于英租界。这里的小洋楼已有百年历史，不少房屋长期处于出租状态。
▲傅莱夫人江国珍在傅莱旧居前
在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研究专家金彭育的陪同下，江国珍来到小洋楼二楼的一个房间。80多年前，傅莱就租住在这里。
“您看这地板没有动过，窗户、门、挂镜线也是原来的，包括窗户上这钮使的那大铜圆疙瘩，都是原装……”今年75岁的退休教师许君辉从1962年起就租住在这间屋子。眼前的一切，让江国珍猝不及防又倍感惊喜。虽然距离丈夫住在这里已有80年的历史，但房间主体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深色的木质地板、浅色的门窗，窗外沙沙作响的老椿树……穿过岁月的长河，江国珍仿佛看到了丈夫年轻时的身影。
面对傅莱夫人的到来，许君辉显得非常激动。一阵寒暄后，他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把老式铜钥匙，郑重其事地交到江国珍手上。“这个房子的原始钥匙我有两把，这次您来我特别高兴，特别准备了一把给您。我还找人鉴定了一下，这就是原始的，我给拴上了小绳儿……”
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江国珍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紧紧握着丈夫傅莱在80年前贴身携带的钥匙，激动地上前拥抱许君辉，许久才说出话来：“哇，太好了！了不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实物，谢谢你！我觉得中国人民跟帮助党的国内外人士，那种友谊是不可磨灭的！”
▲傅莱夫人天津寻访（视频：孙昭荣）
犹太青年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投奔八路军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犹太血统。这位犹太人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天津，居住在这座小洋楼里？一切还要从80多年前说起。
1938年3月，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残酷迫害、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犹太人。身为奥地利共产党员的理查德，被列入希特勒的黑名单。1938年年底，为了逃避纳粹盖世太保的追捕，理查德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奥地利。情急之下，理查德想到了遥远的中国。因为，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而且他还知道，中国有一支坚决反对法西斯、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革命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是一个进步青年，他的目标是非常坚定，就是要找到共产党的一支队伍，让全世界的穷苦人都能够得到解放。”江国珍说。
▲1939年傅莱乘邮轮远行
在家人和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资助下，未满19岁的理查德告别祖国，辗转意大利乘上远洋客轮，在海上颠簸了近一个月，终于在1939年1月15日抵达中国上海。两个月后，理查德继续北上，于1939年3月来到天津，租住在天津五大道地区的一座小洋楼。
他先是在奥地利医生开办的德美医院从事化验工作，此后，又先后去了道济医院、西开天主教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工作。当时，背景离乡的理查德只有一个愿望：投奔八路军，消灭法西斯！
智运药品获称赞，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0年，理查德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美国牧师胡本德，当时胡本德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在胡本德的帮助下，理查德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承担起为八路军采购和协助运送部队急需药品的任务。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伤员众多，急需大量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理查德手上有一批药品急待运出。但是日军为了防范药品进入抗日根据地，加紧了对天津外运物资的检查封锁。正在理查德急得团团转时，他意外得到一个消息。
天津文史专家张绍祖对傅莱在天津的经历做了深入研究，他说：“正好有个德国商人要往北平运化妆品，他就说我这也有，一起运过去。他找人把药品巧妙包装成化妆品，一直送到车站。因为他是德国护照，所以很容易就通过了检查。他又告诉北平的共产党，到车站接这批货物，所以这批药品很顺利地运到根据地了。”
理查德“智运药品”的消息在晋察冀军区不胫而走，得到了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1941年春季的一天，理查德正在天津马大夫医院化验室工作，突然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年轻人推门而入，此人正是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派来的中共地下党联络员黄浩。“我叫黄浩，专程从北平赶来找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聂荣臻司令员让我给您带来口信，欢迎来晋察冀边区搞医务工作。”
听闻这个消息，理查德心中说不出的喜悦，他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41年秋季的一天，理查德备好行囊，将一些生活用品和衣物托付给在小洋楼照顾他的厨师，然后按照地下党组织给他的通知，从天津出发，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傅莱初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白求恩学校里的“洋教员”和战场上的“土八路”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理查德。当得知理查德的德文名字发音是Frey时（类似英文free，自由之意），他笑着说：“你离开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叫这个名字很好！我给你起个中文名字，就叫傅莱吧！”理查德听后欣然接受，从此就一直用“傅莱”这个中文名。
由于傅莱有医疗方面的专长，聂荣臻将傅莱安排到白求恩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为尽快学会中文，傅莱拒绝给他配备翻译，每次备课，都用德文写好讲稿，然后借助字典翻译成汉语，并在旁边标上读音。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后，傅莱就能用中文讲课了。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他还熟读中国四大名著及很多文言著作，成了一名“中国通”。
1941年至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傅莱一面在白求恩学校教书育人，一面与同学们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有一次，敌人从飞机上投下一枚炸弹，一些战士被埋在瓦砾堆里，动弹不得。“我第一个跳下去，傅莱第二个跳下去，拿着我们仅有的工具去挖被埋的战士。因为工具不够，后来我们就用手刨，手都出血了，终于救出很多战士。”傅莱的战友胡宁回忆说。
▲1942年，傅莱在抗日前线诊治八路军伤员
傅莱身高1米92，原本饭量很大，但由于经常需要行军作战，傅莱和战友们只能自带一点生玉米和黑豆充饥。即便肚子饿得咕咕叫，傅莱也从来不叫苦，不搞特殊。“有时候敌人的轰炸机来了，他就把锅里剩下的锅巴搁在兜里，停下来的时候拿出来吃。”江国珍说。
针灸治疟建奇功，聂荣臻介绍入党
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疟疾等传染病，傅莱虚心向当地中医求教，寻找到了用针灸结合西医治疗疟疾的方法。他还教战士和老百姓用缝衣针做针灸，有效控制了疟疾病的传播，受到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的赞扬，并得到全军通报表扬。他也因此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一位先行者。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傅莱更加坚信，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带领人民走向光明。从1942年开始，他连续三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44年11月，经聂荣臻司令员介绍，傅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彭真同志亲笔签署了批准傅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傅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曾对同志们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没有国界的。由于我在奥地利有反法西斯的革命经历，所以我在八路军的队伍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顺利成章的事情，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他发自肺腑的真诚表白，也是他革命历程的真实写照。”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这样评价道。
奔赴延安，窑洞里研制初制青霉素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傅莱目睹边区伤病无药可治的严重情况。当他得知特效药青霉素已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青霉素也已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后，他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制出来。于是，他以救济中国总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委员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不久后，傅莱便收到菌种和早期研究资料，但其中并没有涉及青霉素的生产工艺。
1944年，傅莱被调到当时位于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1945年初，在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后，傅莱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当地自己动手建起土法生产的小作坊，开始研制初制青霉素。
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和助手就利用附近山坡上的一处窑洞，建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就用人工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就这样，1945年5月，在经历了50多次失败后，傅莱和他的两位助手终于开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用的初制青霉素。
研制出药品那一天，傅莱迫不及待地连夜将药品送到部队的野战医院。2007年，江国珍就亲自访问过一位当时接收药品的医生。“这个人叫张业胜，现在已经99岁了。张医生当时说，他就按照傅莱所说的那样，给受伤的战士用上，结果第二天伤口就没有溃烂了，明显地药起了作用。”
在延安期间，傅莱不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贡献，也通过治病救人，和当地老百姓结下深厚的情谊。2007年，江国珍在延安寻访期间，在山上偶遇一位耄耋老人，谈话中得知，傅莱竟然还救过这位老人一命。原来，当时这位村民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后来老乡们找来了傅莱医生，给他服下几片药，他的肚子很快就不疼了。“没想到50多年以后，这位老人还能记得有一个叫傅莱的医生给他看过病。”江国珍感慨道。
在这位老人的带领下，江国珍还找到了丈夫傅莱当年在延安当教员时居住的窑洞，以及研制青霉素的窑洞，并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江国珍在傅莱研制青霉素的窑洞前留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莱奉命从延安来到张家口，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一边教学，一边继续搞科研。
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天津和太原的战役中，傅莱又带着听诊器和X光设备，再次担负起战地第二线的医疗救护任务。
加入中国国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傅莱从华北来到大西南，在重庆与江国珍相识并结婚。1953年4月，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份子。1962年，傅莱从重庆调往北京。此后的岁月中，他又开创性地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先后担任第六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人民代表一起共商国是。
▲傅莱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留影
鞠躬尽瘁，长眠于中国大地
2004年11月16日，傅莱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按照傅莱先生的遗愿，家人在他逝世后，将他的部分身体器官捐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用作医学研究。他的骨灰则被安葬在晋察冀烈士陵园，与他的战友白求恩、柯棣华为伴。
傅莱在中国期间，曾有两次出国探亲，他的一些亲人、朋友也曾劝他回奥地利，但他却坚持留在中国。“他是真的离不开解放区，他的根扎得很深，大家对他跟亲人一样。所以人家劝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说：‘中国才是我的家，我不可能再回到奥地利了。’”江国珍说，曾经有记者问傅莱：您的信仰是什么？傅莱这样回答道：“他说我信仰马列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劳苦大众，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
傅莱去世后，江国珍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一份打印稿，上面写着“告别前的留言”，这是1999年10月25日傅莱写的。这则留言回顾了他为何来到中国，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的深厚感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中华大地和人民的热爱与不舍。
▲图片来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
▲傅莱曾经获得的勋章和用过的物品
传承国际主义精神，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虽然傅莱去世已有17年，但是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却在津门大地默默流传着。
自从2013年傅莱的旧居被找到，退休教师许君辉就经常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访客，他们追寻和感受着傅莱在这里的生活印记，而许君辉则从对傅莱一无所知，到现在几乎成了“义务讲解员”。跨越历史长河，同在一个屋檐下的这份奇妙缘分，让许君辉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我觉得他真是把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心里装的全是怎么治病救人，怎么为中国解放做出他200%的贡献，我觉得这个人真称得上伟大。”
▲傅莱夫人江国珍与天津文史专家金彭育（左）、许君辉（右）在傅莱旧居留影
天津河西区档案馆至今珍藏着傅莱先生在天津留下的一些珍贵影像资料。前不久，档案馆请来江国珍女士和专家学者，开了一场座谈会，深入交流傅莱的事迹。天津河西区档案馆馆长郑文才听后深受感动：“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像傅莱先生这样的国际友人，确实为我们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我们后辈人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天津河西区档案馆馆长郑文才接受傅莱夫人捐赠给档案馆的珍贵照片
在同样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天津第二十中学，原英国文法学校旧址，全体七年级学生在大礼堂聆听了江国珍女士的主题报告。七年级四班学生马宇韬说：“当时他制造青霉素的时候，环境那么恶劣，一没技术，二没有设备，他制造出来这些药是很伟大的。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祖国做出贡献。”
从傅莱先生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引导孩子们放眼世界，具有一种更宽广的视野，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天津第二十中学副校长简冬生在深入了解傅莱的事迹后说。
在天津期间，江国珍不仅参观了丈夫傅莱的旧居，还寻访了丈夫曾经工作过的天津德美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如今，德美医院所在地已经成为一座酒店。而马大夫医院所在地则成为天津口腔医院，但建筑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面貌。
在江女士即将离开天津之际，天津广播记者根据傅莱在马大夫医院工作期间的一张合影，和江女士一起找到了傅莱当年拍照的地方。江国珍也站在同一位置拍摄了一张照片，并向丈夫傅莱深情告白：
“傅莱，你离开我已经十七年了，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想念你。今天我来到马大夫医院，这是你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地方，我在这儿也照了一张相，留作我对你永远的思念……”
▲江国珍在丈夫傅莱曾经拍摄合影的同一位置留影
江国珍无法忘记丈夫傅莱，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一份子。
记者 | 孙昭荣
编辑 | 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