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至1990年10月，我在苏联伏尔加格勒师范学院中国中学俄语教师进修班进修俄语。我们班共有十四名中学教师，来自中国各地。
1990年5月间，一位苏联妇女到我们宿舍来寻求帮助。她就是柳芭（全名柳鲍芙·巴甫洛芙娜·特卡乔娃），一个中苏混血儿，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苏联人。1949年以后她就与留在天津的母亲和妹妹失去了联系，五年前开始了寻母寻妹的旅程。鉴于她在这五年间已多方寻找未果，我和同屋的上海外国语学校的徐绣薇老师、同班的上海大同中学副校长俞伯寒老师一起商量如何帮忙。“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最后决定找天津的《今晚报》帮忙，因为《今晚报》在天津很有名气。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牵线搭桥，把两边的书信译成中文或俄文。
当年帮留芭出主意找《今晚报》的人：我（左一）、上海外国语学校的徐秀薇老师（左五）以及上海大同中学副校长俞伯寒老师（未在照片中）
柳芭5月25日写给《今晚报》的信，引起了总编李夫和编辑们的重视。他们6月14日一收到柳芭的信，便在6月15日的《今晚报》上发表了。在信中，柳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
“我于1941年出生于天津市（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苏联人）。除了我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儿子保尔和两个女儿维拉和伽里娅。保尔和维拉早在幼年时就死了。
“1947年父亲带着我回苏联了，而妹妹伽里娅同妈妈一起留在天津。
“从1949年起我们同妈妈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父亲第二次结了婚。而我当时年龄还很小，还不懂事。
“从那时起已过了42年，我已成年，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她24岁），而我梦寐以求希望能回到祖国见到我的母亲和妹妹。”
"
1990年6月15日《今晚报》上刊登的文章
关于自己的童年，柳芭有着这样的回忆：“我们曾住在天津‘福顺新里’一号。这是一条小胡同，如果现在这条路还在的话，可能已改名了。我们住在一幢红砖瓦的平房里。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公园、跑马厅、英国人的公墓和一个叫‘利兴饭店’的大旅社。我的弟弟和妹妹都葬在英国公墓里。我还记得，我和妈妈在墓地旁边种了一棵金钟柏。”
寻找亲人最大的困难在于，柳芭“不知道妈妈正式的中国姓名。在父亲家里大家叫她柳霞（柳德米拉）。不知道她的中国姓名，我就无法找到她。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拥有广大读者的中国报纸介绍自己的情况。能让妈妈（多么希望她还活着）和妹妹，或者我们的亲友读到这份材料，并给我一个回音”。
在信中，柳芭还深情地写道：“用语言是无法表达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童年时代我对母亲和妹妹的思念。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在天津家里和妈妈在一起。”
这个新闻在天津街头巷尾引起了轰动。《今晚报》的编辑记者抓住了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新闻热点，在短短几天内调动了天津市民的积极性，他们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提供线索。他们再进一步调查，并与我们这边及时沟通。
就在《今晚报》发表柳芭来信后的转天，6月16日，柳芭带女儿到中国寻亲。她们第一站就是我的工作单位长春外国语学校，杨老师（她先我一年在伏尔加格勒市进修，柳芭也找过她帮忙）接待了她们。走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线索。她们刚走，6月20日《今晚报》来电说已找到柳芭的母亲和妹妹的线索。我们又帮忙发电报到长春外国语学校。杨老师立即联系上她们，告诉了她们这个好消息，她们便立马去了天津。
这事成了当时天津轰动一时的新闻，《特卡乔娃寻母抵津门》系列报道成了天津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柳芭回到伏市后，8月1日，我们和她在一起接受了《伏尔加格勒晚报》记者的采访。后来，她根据《今晚报》提供的线索，去了美国，在那里与母亲、妹妹见了面，留下了一段情系三国的寻母佳话。
前不久，我的学妹康正宁给我发来一篇《“李夫工程”传奇》，文章从《今晚报》编辑部和李夫总编的角度讲述了柳芭寻母的前前后后，可见这件事也给《今晚报》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是这个故事的见证人，当然在这个故事中也起了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立首功的是《今晚报》的李夫总编和编辑记者们。他们曾给我们寄来一份数十份报纸的邮件，每份报纸上记载了他们帮助柳芭寻亲的心路历程。回国时，我只带回了1990年6月15日刊有柳芭信件的那张报纸和《今晚报》总编李夫写给我和徐绣薇老师的亲笔信，作为我们参与此事的纪念。
《今晚报》主编李夫给我和徐老师的亲笔信
海河传媒中心出品
作者：王缙陵
编辑：杨佳湲
觉得此文有用，就点“”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