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Raymond5531，天津人，今年51岁了，妻子小我一岁。基于个人原生家庭以及现实条件，我和妻子选择了丁克的生活方式。
我们很享受丁克带来的好处，因为不要孩子，不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花费精力和金钱。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就几万块钱，在外企刚刚企及中产的下限，但通过合理的调配，这些钱让我在天津可以全款买车买房、家里雇得起阿姨和司机，我能玩乐高和摄影，有个大书房，妻子不工作也能买奢侈品、有个挺大的衣帽间。我很少羡慕身边朋友的家庭生活，但羡慕我的朋友越来越多。
这是我和妻子2002年在天坛的合影。
我原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父母是中学同学，自由恋爱在一起的。父亲是南开大学的老师，生性浪漫，所有新潮的东西都在鼓捣。我2岁时他就开始教我英语，买了很多进口相机、录音机，给我拍了很多照片，还把家里的厨房改成暗房……天天带我泡在收旧物的委托店买东西。姥爷是国民党军官，姥姥是满族大家族出身，母亲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但在那个年代，她因为家庭成分上不了大学，很传统，循规蹈矩，不爱玩。
我2岁时和父母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合影，这是现在留下来的唯一一张合影了。
四岁那年，父亲因为一个上海女人和母亲离婚了。父亲觉得对我的爱很缺失，经常在母亲把我送到幼儿园后悄悄接我出去玩，给我照相，带我吃好吃的。
我从小崇拜父亲，觉得他才华横溢、无所不能，但小男孩都是想要保护母亲的。我跟着姥姥妈妈过，每次跟他出去玩，想到他抛弃妈妈，我都是很矛盾的。甚至像个小大人苦口婆心地劝他回来和妈妈和好，他铁了心离开，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一次去起士林西餐厅，我吃得太多，回家吐了。母亲才发现父亲悄悄接我出去玩这件事，后来好久我都没有见到父亲。
父亲悄悄把我带出幼儿园，在公园里给我拍的照片。
1977年冬天，36岁的父亲突然一氧化碳中毒去世了。他的家庭是从南方来的，爷爷奶奶那时候又下放在呼和浩特。父亲的葬礼，没有一个亲戚。遗体告别的时候，只有7岁的我孤零零一个人站前面，后面站着父亲的同事，这个场景我至今都记得。
在家里姥姥和妈妈把我照顾得很好，主要的伤害在学校里。在那个年代，单亲家庭很罕见的，从父母离婚开始，我就被好多小孩嘲笑。老师越苦口婆心劝导，同学们就越逆反。老师的说教甚至变成了对我的二次伤害。但十岁以前，我还算是幸福的。
这是1978年，我9岁时加入少先队的留影。
母亲在天津的仪器公司当技术员。单身母亲带孩子是很辛苦的。我十岁的时候，母亲要再婚了。我特别高兴，以为可以摆脱在学校里被人看不起的状况了。我憧憬着新的家庭。母亲说，你得适应新的父亲啊。第一次见到继父是在姥姥家，他是一名工人，对我特别好，跟我一起做游戏、玩玩具。我甚至觉得母亲的叮嘱都有点多余了。
我跟着妈妈搬到了继父住的工人新村。我小时候住在天津五大道睦南花园旁的别墅里——虽然别墅已经不属于姥姥姥爷了，他们的进口大沙发、办公桌都被人占用了，成分好的工人搬进了房子的主要区域，我们只能住在角落里。工人们一搬来也吵吵闹闹的，在这里待久了，可能被气氛感染了，就变得温文尔雅了。
这是姥姥姥爷的结婚照，1940年，上海。
五大道一到晚上特别静，车也没有，人也没有，院子里有时会传出来钢琴声。姥爷家楼上一架钢琴，楼下一架风琴，床底下还有很多民国时期的科学画报。姥姥来自北京的满族大家族，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在家里叼着卷烟弹钢琴的样子。
这是姥姥母亲结婚时的家族合影，拍摄于1920年。
住惯了五大道，工人新村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有很多小朋友，一群群来找我玩。我很兴奋，也特别腼腆，不知道怎么和他们打交道。工人新村的生活是集体式的，孩子们也是几十个人在一个集体里玩。整个工人新村好几百人共用一个大的公共厕所，每天早晨要去抢位置。邻居之间特别热情，甚至可以随便到别人家里吃饭。
这些在我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五大道院子里就几个小孩一起玩。家里一个月也来不了一两次亲戚，而且因为亲戚成分不好，还有点鬼鬼祟祟的。小的家族聚会时，会拉上所有窗帘，关起门来弹琴。而在工人新村，房挨着房，门挨着门，每家人都没有秘密。
落差太大了，我对工人新村的生活不适应。
我（左一）和母亲在五大道院子里的合影，身后的别墅就是我们生活过的地方，现在还存在。
而且在工人新村，对下一代的暴力是很普遍的，甚至好多人自己都是在打骂下长大的。孩子挨打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继父对我这个小拖油瓶的打骂很快就开始了。他看不惯我就打，整整持续了八年。有了继父，因父母离婚被嘲笑的苦楚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上中学，同学们嘲笑我：你看，方健现在还在挨打。我心里难受，就疏远了同学，下学闷头就走。我高中都长到一米八了，他打的时候我都不觉得疼，就当打旁边的树了。我不会求饶，他就打得更狠。他这种粗暴的、无缘由的体罚，对我内心的伤害远远大于肉体的伤害。
这样艰难的境遇让我很想念生父，想象如果他活着，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非常笃定地认为如果他活着，八十年代他一定是会出国的，因为和他玩得好的那些同事都出国了。这样一想，又想不下去了。知道我挨打，好几次姥姥都要把我领回家，可我母亲不让，因为再回来会被打得更凶。我很怨恨我母亲，但那时候离婚不容易，她为了我也委屈求全。
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学习好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工人孩子的未来就是顶替父母岗位，大家拿一样的工资。所以，晚上十点一到，必须关灯。深夜开灯学习被当成一种装蒜的行为，我就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
1987年元旦，高三的我（中）和中学同学们的合影，这是八年来我仅有几张合影之一。
高考前夕，继父直截了当让我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我的小九九是考个能够免费读书的军校，展翅高飞。结果因视力原因没考到军校，考上了南开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就预计会有一场大风波。回到家中，继父在喝酒没理我，我顺势遁入自己房间。夜里睡梦中被他劈头盖脸地打醒了。他满嘴酒气咆哮，说我眼皮在动，嘴角有微笑，是假睡，说我处心积虑想摆脱他。这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还手了。
午夜，上身满是血迹的我到了天津友谊商厦后面的鱼塘边，洗净了身上的血迹，神清气爽。我知道自己要踏上崭新的人生旅程了。1987年，我18岁，去南开大学读书，完全离开那个家庭。经济命脉被斩断，奶奶赞助了我20元学费。
奶奶来自香港的一个华侨家庭，思想开放，会说七种语言，这是她上海圣玛利亚中学的毕业照。
奶奶这时候已经从呼和浩特回到天津了，孤身一人。她的儿女都早早离世了，爷爷也离世了。即使这样，她过得也很积极、很自我，亲情看起来比较淡漠。
我是她唯一的孙子。她工资很高，一个月200元，但不会多给我，我也不会找她要。她鼓励我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我原本没有什么打工的想法，她说可以卖报纸啊。受到她的启发，我刚上大学就和几个南方来的同学一起在食堂门口摆起了地摊，卖方便面、榨菜、豆腐乳。每天只吃两餐。1987年，住校学生的平均消费是每月60元左右，我们省吃俭用一个月下来每人才挣了20元，根本不够！
正在彷徨无计之时，我鬼使神差地溜达到新开业的喜来登酒店门口，愣头愣脑地闯了进去，直接敲开了餐饮部总监的办公室。门开了我傻了，里面坐着一位红头发的外国人。我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向他表达了求职的愿望。他很稀奇，因为当时在国内还不兴这样的毛遂自荐，竟然很痛快地答应录用我了！而且知道我在上大学，所以安排我晚上在酒店的酒吧上班。
1987年，我刚到喜来登酒店的酒吧上班，还比较青涩。
就这样，上大学的第二个月，我就很幸运地，一个月挣了155元工资。这在当时可是土豪级别了！继父还跑到大学去找我茬，但毕竟大学不是中学。我跟辅导员、系主任都说了家里情况，他们直接说要不你走法律程序？继父没有读过什么书，走进大学硬气不起来，人家让他离开，他就再也不敢来了。
我刚到喜来登酒店的酒吧上班时的留影。
上大学可给我美坏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对我一视同仁了，一丁点儿歧视都没有。大二我就成了主管，带领了十几个人的小团队。这些让青春期一直自卑的我自信爆棚了。同学们知道我在社会上打工，能挣钱，还能接触到外国人，不一样的世界，甚至对我有了钦佩之情。
大学时期元旦晚会，我给同学们拍的照片。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涉外的环境很少，更别说五星级酒店了。我在南开读的是旅游专业，有一回大学老师生日，我请老师去我们那个五星级酒店吃饭，安排手下的服务员戴着白手套，按照高规格招待。老师都哭了。他说我都教了一辈子西式礼仪，从来没有在五星级酒店吃过饭。我是想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学生优秀，有显摆的心理，也非常有成就感。当然，因为打工，我在学业上就没那么专注了，所以请吃饭也有讨好老师的意思。
天津另一个酒店开业，有经验的我去帮他们做培训。
打工的经历让我待人接物的成熟度比同龄人高出了一大截，我找女朋友就喜欢找校花、有挑战的、博眼球的。
曾经有个女孩儿是法语系的，我跟她的恋情非常激烈，也非常认真。她想去法国，我也萌生了去法国的想法。90年代去法国不容易，我甚至报考了法国的外籍军团，去摩洛哥参加了外籍军团考试，被选中了。外籍军团里有很多能人，如果你在里面待三年没有死，就能有法国身份，还能保证法语过关，算是一个捷径。这对年轻的我也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等我把一切都办成了，她跟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浪漫上了，最后我也没去法国，这段感情就无疾而终了。还有一个来自江西南昌的女孩儿，也是校花级别，去了美国，结束得轰轰烈烈，我差点想不开从北京北辰大厦往下跳。
我的大部分感情经历，都是以对方出国结束的，朋友们戏称我是“出国培训班”。这些不稳定的感情经历也多少影响了我后来丁克的选择。
1988年，我大二，恋爱后经常和朋友们出去玩，这是在北京郊区的野三坡。
21岁，在酒吧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现任妻子。作为一个好的酒吧经理，是要和客人打成一片的。正好我媳妇儿和她同学跑酒吧去玩，跟我搭讪。我不想收她钱，给她调了个whiskey&coke，这种酒外表看上去就是可乐，其实加了很贵的威士忌。她原本不想喝，我跟她说有酒，她一尝，一口气喝了五杯。五杯就是半瓶威士忌啊，我都吓坏了。当时觉得这女孩怎么那么能喝酒了？
后来我们成为朋友，经常聊天。她的母亲是直接和英国人做羊毛外贸生意的，她是富家女，我就是一个酒吧里打工的。因为差着阶层，觉得她高高在上的，我和她聊天特心安理得。我们都挺喜欢对方，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的。后来她跟舅舅去了深圳，每年春节她回天津，我们就形成了惯例聚一次，互相说一下自己这一年中出了什么事儿，谈了什么恋爱，也不用瞒着对方，可以把最隐私的糗事当笑话说出来。就这样，误打误撞建立起来了信任。
我大学四年都在酒吧工作，那时候毕业还是包分配的，南开大学旅游系的一般会分配到旅游局、旅行社。我找了一个五星级酒店，就开始上班了。
1994年，工作后的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在天津工作、恋爱、生活，我媳妇儿那时候在深圳吃喝玩乐。我们平时也不联系，就保持每年一见的频率，每次见面都特期待，也特开心。她有一次相亲很失望，问我，你说咱俩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像闺蜜一样调侃她：不成，养你得要多少钱啊？但心里已经把她的想法翻来覆去想了。这时候我在天津已经买房了，也有了不错的经济基础了。和她的差距没那么大了。
年轻时的我在办公室。
2002年，她因为父亲去世回到天津，我作为好朋友跑前跑后地帮忙葬礼。她妈妈也跟我们说，“你们俩不挺好的？知根知底的。”从这儿后，一个月就结婚了。没有大操大办，就在我所在的酒店里，请了20个亲戚朋友，就结婚了。
2003年，我和媳妇儿在西湖边。
我们俩都觉得我们在一起是最佳选择，特别理智，潜移默化的那种。我们20岁出头认识，30岁才有念头。最疯狂的年纪都过去了，择偶标准成熟了，心理成熟了，工作上比较稳固了，有一定积累了。她母亲和她都特防范那种吃软饭的，蓄意讨好的。所以觉得我特靠得住。别管她家里有没有钱，我都得挣钱，得靠自个儿本事养家。就这样歪打正着，30岁时，一切条件合适。
准备结婚前，我还带着她回了趟家，想着和继父重归于好。没想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在家待了15分钟，我就带着她离开了。这是我从18岁至今33年，唯一一次回家。
她说不想要孩子，还想被宠爱着。我一听，这不正合我心意吗？我对孩子其实是不厌其烦的。我带过母亲和继父生的弟弟，我大他12岁，看着他慢慢长大，至今我们关系都非常好。我也知道孩子能给家庭带来很多欢乐。但单亲那些年给我留下的阴影实在太大了，抹杀了我一切对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欲。哪怕有一丝可能制造一个单亲家庭下的孩子，我都不会允许。我刻意地不走生父的弯路，也不想变成继父那样的人。但我做的许多事情，母亲都说有生父的影子。
2012年圣诞节，天津，我给媳妇儿拍的照片。
而且我的媳妇儿小姐脾气特别严重，我和她在教育问题上必然产生冲突。她养猫都把猫宠得不吃主食了。我俩在孩子教育上一定会有矛盾，甚至可能离婚，要不然就会把孩子宠成危害社会的小霸王。与其这样放一个定时炸弹在身边，不如不要这个炸弹。
没有孩子，我俩不需要为了孩子的问题操心。她比较宅，就养猫。我爱外出，就养狗。我俩过着猫狗双全的生活。我跟猫狗不是简单的爱护、做游戏。我一直试图跟他们交流。养宠物可以疯狂地宠它，我非常心安理得。我们还给离世的猫和狗买了大理石的墓地，每年去给它们扫墓。
去年，我给家里的狗“皮蛋”过五岁生日。
我媳妇的心头肉，猫“路易”。
我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去玩摄影，去搭乐高，我已经在这两个爱好上花了几十万。因为后来我跳槽到了外企卖洋酒，开车不能沾酒，就雇了司机。我们在家里还雇了阿姨，连家务都不需要做。我们每年都去国外旅游。媳妇儿不工作，我挣的工资负担她爱的奢侈品，衣帽间，也完全没有问题。
我和我用乐高设计的建筑。
媳妇儿的衣帽间的一角。
网络上无数人说，没孩子老了都会孤独，我完全不这么觉得。我奶奶90多岁就自个儿去天津最好的养老院了，最后是我给她送终的。她要求我每周去看她一次，不能多去，每次半个小时。聊得再热烈，时间一到，就跟我说该走了。虽然她给我规定了半个小时，但我去了还能跟养老院别的老人聊天呀。我在那里看了太多故事，有孩子就老有所依了吗？
人生就是不断地取舍。没有孩子，我从经济上到精力上都比同龄人富余一些。我对老年生活有很多想象。可能到七十岁，乐高玩不了，摄影也出不去了，家里还有一屋子的书。我买了几千本书，不愁没书看。当然那时候可能眼也花了，也没什么问题，说不定我还能发现新的乐趣。甚至可以跑养老院给比我大的老头老太太讲故事，去公园的门口给游客免费拍照片。有时候还跟朋友开玩笑，可以一起开一家养老院，我酒店管理的经验当个副院长绰绰有余。我心里装了好多预案，所以很踏实。
我的近照。
我给媳妇拍的照片，她有很多衣服就穿过一两次，我跟她说趁还年轻，要多拍照留念。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经济支撑得住的前提下。我能挣钱的时候就拼命为自己挣钱。我媳妇儿有她母亲留下的遗产，一辈子不愁。我们能够丁克，是很冷静，以自身条件评估的。我也承认，都照我们这样想，社会就没法儿发展了。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不害人，不害己，不害下一代，幸福感还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