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总体目标是：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按照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未来京津冀三省市的定位分别为：北京市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叶堂林教授说，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推动京津冀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重要举措。从国际层面看，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后，发达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自身产业链的安全性与完备性。而且，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其经济韧性相对较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明显小于制造业占比偏低的发达国家。从国内层面看，近年来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价值链高端环节“核心技术”掣肘和价值链低端环节比较优势丧失的双重压力，依托创新链推动产业链升级是必由之路。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国家战略看，三地需要在空间维度上重新考虑产业布局。北京发展高精尖产业需要完善的产业链加以支撑，但受域内资源及发展空间所限难以构建链式发展的产业体系，而津冀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北京的创新引领。
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内，北京的比较优势行业部门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没有持续周期较长的比较优势制造业部门。天津、唐山、保定、沧州都依托技术成果建立起较为显著的行业比较优势。2019年，津冀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超过1件的比较优势行业累计有20类，如天津和沧州的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天津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唐山的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廊坊的防水建筑材料制造，保定的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等。在制造业空间分布上，沧州、保定、邢台是产业链核心节点较多的区域。然而，人们依然感到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不够，北京的科技成果难以大规模或者首先在津冀落地。原因何在？
叶堂林就此做了分析——
一是以技术创新获得比较优势的“强点”部门占比偏低。在京津冀比较优势行业中，企业新型实用专利数呈倒金字塔型分布，少数几家头部企业掌控着近50%的新型实用专利，反映出以技术优势为导向的关键节点占比仍然偏低，绝大部分关键节点仍以非技术优势维持着生存和竞争力。同时在京津冀大部分城市产业链中，关键枢纽型节点缺失，不少产业链延伸中缺失“分叉点”，进而成为影响整条产业链竞争力提升的“卡点”。此外，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大部分城市的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发展偏离度较高，融合发展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二是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高度分离现象。京津冀各城市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呈现明显梯度分化趋势，差距逐渐扩大。2010—2019年，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制造业部门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耦合协调度由0.81下降至0.76，维持在协调状态。天津由0.24上升至0.33，升到轻度失调状态。河北11城市，除了石家庄是中度失调状态，其他城市均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从高技术产业的细分行业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制造业部门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高度分离，制造业部门集聚规模较大的沧州缺乏技术成果支撑，同时创新源北京的高端装备制造技术成果并未流向周边区域。从生产性服务业新增企业数占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比重看，2019年，北京占比为43.06%，天津占比为10.84%，沧州仅为2.50%。
三是创新源与创新承接地的成果扩散环境差距显著。北京在创新研发经费投入和集聚各类研发设计主体方面，比天津和河北具有明显优势。2019年，北京的R&D经费内部支出分别是天津、石家庄的4.80倍和17.60倍，北京、天津、河北每万人R&D经费内部支出分别为1.04亿元、0.30亿元、0.07亿元，每万人拥有新增发明专利数分别为50.89件、12.27件、1.9件。但是，创新承接地的自主研发基础薄弱且内生动力不足，加上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主要集聚在北京，导致创新成果流向津冀并不多，技术成果输出效率也不高。
四是缺乏明确的牵头管理组织。产业协同本来可以具备“造血”功能，但目前，京津冀三地缺少一个牵头管理部门来引导产业链的对接与整合，甚至有些城市之间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开始竞争性的博弈。比如，由于产业链的高端部分收益也高，几乎每个地区都想做高端，但并非都具备做高端的条件。发展基础薄弱的地区发展高端，不但发挥不出自身优势，还失去对接合作的时机。再如，三地在产业链的创新融合方面的原则是“谁牵头谁主导”，而相关政府部门都想拥有一定“话语权”，如果“话语权”少，可能会表现出一些消极行为，不利于三地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