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白驹过隙、沧海桑田。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铸就了一幅气壮山河、动人心魄的画卷。
这70年，东丽区跟随祖国母亲的脚步，大力推进经济、城市化、生态环境建设，与祖国共成长，不断谱写动人乐章。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个个新市镇相继建成，东丽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一个个村庄也正在消失，村庄的故事逐渐离人们远去。东丽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每个村庄都有许多的回忆和故事，这些文化留迹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收藏。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正在消失的村庄》系列丛书终于面世。为了庆祝建国70周年，找寻东丽最朴实美好的回忆，“网信东丽”特别推出“寻忆东丽·记忆中的那些村庄”专栏，有幸能将《正在消失的村庄》部分内容通过“网信东丽”微信公众平台以连载的形式进行发布，分享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展现那些记忆中的村庄风貌。
今天，我们一起追寻记忆中的——河兴庄村。
记忆中的那些村庄——河兴庄村
讲述人
任宝树（68岁），杨广山（83岁）
于方印（80岁），郭忠信（76岁）
刘子平（73岁），王万平（70岁）
张炳文（71岁）
整理人
班 斓
车 婧
常博纯
村情简介
河兴庄村，1926年建村，“文革”时曾更名东风村，有922户，2544人，除汉族外，有回族13人，耕地面积263亩。位于街道办事处西南5公里，金钟河大街南侧，东至赵沽里村界，西至河北区界，南至天津服装二厂。2003年，随着东丽区政府对河兴庄村的规划，原来的村子被拆掉，村民们统一搬迁到兴盛园。
村名的由来
河兴庄村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建于1926年。要追溯这不到百年的历史，还要从天津著名的古镇宜兴埠说起。明朝初年，朱元璋建立北京城需要大量的石头，于是动用宜兴的船工沿运河运输石头，这些宜兴工人聚居的码头，被称为宜兴埠。这块地方有方圆百里的湖泊河流，而在这宜兴埠的南部有一片大水洼地，那里就是河兴庄村所在的地方。这边水洼地作为宜兴埠的南洼经济不是很发达，只有几户人家在此靠打鱼种地为生。
清朝末年，有一户于姓人家来到这里，在这片水洼地中，找到一块呈条状沿着金钟河走向地势较高的高台，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后来又来了一户神秘的杨姓大族户，他们将坟地迁至此处，也在此定居下来，并雇用了郑姓一家人专门看守墓地，很少与外人接触，但占地很多，家族富庶而神秘。于姓和杨姓两户人家成为村子里的大户。
后来，有一批又一批来自山东、河北、河南逃荒的难民，他们原本的目的地是出山海关，但走到这里时已筋疲力尽，便定居下来。于是大户于姓人家把土地租赁给逃荒的难民们。这些新来的居民原本靠到金钟河捕鱼为生，后来逐渐借着本身水洼地的自然条件以及金钟河丰富的水资源，在这里种植水稻，把村子建设成为一片方圆很广的稻田区。
20世纪20年代，大家看村子建设发展得越来越有模有样，人口也多了起来，于是决定要给村子起个名字。杨姓家族平时与人交往较少，无心取名事宜。于家人认为，村子沿着金钟河而建，金钟河是村子的母亲河，村民们的两种生存方式：种植水稻与打鱼，都和这条金钟河密不可分，希望村子和自己的家族可以发展得红红火火，子孙绵延。所以于家的大家长想到“河兴有鱼”“河兴鱼旺”这样的话来，金钟河兴就是村子兴旺，而且“鱼”字恰好与“于”字是同音字，“鱼兴”则“于兴”，整个于姓家族也会兴旺。就这样，于姓家族将村子起名为河兴庄村，希望金钟河一直能守护村子发展兴盛，同时于姓一族可以长久兴旺，世代富足，河兴庄村的名字就这样一直沿用至今。
刘、何两家的传说
明朝朱元璋四子朱棣为和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争夺皇位，发动“靖难之役”，燕军所经之地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而山西的百姓却因为远离战乱与自然灾害人口数量众多。因此战争结束后，朱棣决定将山西人口向外迁移，其中一处便是被新帝赐名的天津。明永乐二年（1404年），一道官方移民指令到达山西洪洞县。
突如其来的一道官方移民命令让百姓十分悲痛，其中有一户刘姓和一户何姓人家被划在需要迁移的名单之中。在大迁移之前，刘、何两家人和其他移民一齐到广济寺的大槐树下集合。广济寺是当地香火很旺的一座寺庙，在它左侧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连阳关古道也从这树荫下通过。当地人都把这棵大槐树奉为神迹，将大槐树作为家乡的标志。
大家即将各散天涯，难舍故土，都在大槐树下痛哭不止。这时候不知是谁提议在小脚趾甲上砍下一刀，为以后有朝一日能够认祖归宗，重回故里，日后在华夏土地上凡是遇见小脚趾甲分为两瓣或是有裂痕的人，都可以认作是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亲人们。于是刘、何两家人同其他人一样，在大槐树下砍裂小脚趾甲，带着脚趾上的裂痕离开了故土。而后赵沽里村刘、何两姓的村民世世代代小脚趾甲都有裂痕，这成为他们身上的特殊标记。
刘、何两家人一路唱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歌谣，踏上迁移之路。两家人原本就相识，其中刘姓人口数量较多，刘家尚文，何家尚武，一文一武搭配融洽，一路相互帮衬着到达赵沽里所在的土地。
在迁居到天津之初，两家人的处境非常艰难，第一年种地的收成无法及时获得，大家也没有足够的钱熬过冬天。最后出于无奈与生活的压力，尚武的何家人不得不做了几次程咬金做的勾当——劫皇杠。因为赵沽里的地理位置自古靠近交通要道，有很多各地献给皇帝的贡品会途经这里，所以何家人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拦劫皇贡维持生计，同时也资助刘家渡过了难关。几年下来，两家人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何家人便停止劫皇杠。之后两家人相互协作、共同努力，逐渐将赵沽里建成一个富裕的大村落。
灾后重生的河兴庄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河兴庄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分别散落在四面八方。户与户之间相隔三四里路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有事需要人帮忙，往往需要走很远的一段路才能找到人，彼此之间很难互相照应。这样的情况却被一场大水改变。
那是1954年7月的一天，新开河在何庄和孙庄的交叉河口处决口，新开河以南、金钟河以北包括河兴庄村在内的72个村落全部遭遇洪水，其中河兴庄受灾程度最为严重。当时水深已达半人多高，在低洼地段甚至能达到没过人的程度，房屋建筑被冲塌冲毁的不计其数。万幸的是，天津属于水患多发城市，村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因而各种抢险措施应用得当，不仅没有一人因此遇难，还将村内财产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房屋大量被毁，洪水退去，重建家园成为首要任务。1955年，村里统一组织村民开始重新建房。关于如何重建，村民之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在各自的原居住地重建。因为从感情上讲，原址往往都是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是最熟悉、也是最有感情的地方。从客观事实上讲，原址往往更接近自家的田地，在生产劳动方面更为便捷；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村里应该选择一处固定的场所，集中建房作为村民的新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意见，一是因为在此前的多年间，村民彼此之间相隔甚远，不仅消息传递十分困难，就是生活上也存在诸多不便，如果集中建房，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二是因为集中建房可以更有效率的组织群众，如果再发生类似水灾之类的险情，可以更加快速组织村民自救，从而更有效的保障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此，村民们议论纷纷，但一时都拿不定主意。后来，全国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社搞得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势下，“合”是大势所趋，于是由村里一锤定音，河兴庄重新建成一个聚居在一起的村子。
下放干部孟广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股干部下放、走进群众之中的风气开始盛行。河兴庄在1971年的时候，迎来了下放干部孟广龙。孟广龙（生卒年月不详），村民们习惯叫他“大孟”，原是小东庄派出所所长，调到河兴庄以后，担任清波洼农场的干部。
当时，全国上下都高呼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但当孟广龙看到河兴庄农业的发展情况时，却高兴不起来。原来，河兴庄这么多年一直以人力为主要农业劳动力，在各个方面都与机器和机械化无缘，这样的村子怎么能够奢谈农业机械化呢？之后的一段时间，人们经常能够见到孟广龙在村子里来回溜达，他的眼睛到处搜索，眉头总是舒展不开。
一天，孟广龙出村办事。在路上，一辆运钢材的货车从他身边驶过，使他灵光一现：自己在郑庄工作的时候，认识一个钢厂负责人，如果能够和他取得联系，通过他的帮助也许能推动河兴庄的农业机械化进程。想到这里，孟广龙异常兴奋，赶紧回到村里，把自己的想法向村委会提了出来。在得到村委会的支持后，他还询问了村民的看法。村民们得知能有这样的好事，都是举双手赞成。
于是，孟广龙开始去找他认识的钢厂负责人。找人虽不难，但怎么帮这个忙双方都犯了难。钢厂不可能无偿的向河兴庄提供配件，而村子里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拿出专门的一项钱来长期买零件，孟广龙又像之前一样开始在村中踱步。
偶然的一次，他在经过垃圾堆时看到有一小块废铁，不知是谁家铁锅之类的东西破了后被扔掉了。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块废铁，但孟广龙却笑了。因为他想到，如果能够不断的搜集各式各样的废铁，然后统一拿到钢厂去换零件，这样既可以使废铁再循环利用，又可以解决河兴庄的发展问题，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于是他又到村委会去征询大家的意见。大家明白，无偿得到钢厂的零件是不可能的事情，孟广龙想出来的办法是最切合实际的，所以经过村干部和村民们的集体协商，最终都认可了这件事。之后，由孟广龙出面，与钢厂负责人达成合作意向。废铁换零件，这关键性的一步，使河兴庄走上了“农业机械化”的道路。此后，河兴庄的工业产值逐步发展到能与农业分庭抗礼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