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庚子事变,在这场事变中,天津首当其冲成为遇难的城市。天津人张玉德生于光绪朝,曾亲眼目睹当时津门的惨状,到了古稀之年,才将少年之时亲眼目睹之事写成自传,他说:庚子年,我十六岁,就读于法租界紫竹林天津法国学堂。年初之时,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在街头练拳、开坛做法,扬言有神功,可使得神魂出窍,借幻法就可夜行八百拆了洋人的火轮船和大炮。
许多天津民众随其练拳,我也跟随众人练拳舞棒,当时练拳的位置在今天解放南路海河中学校址处。不久,便听说义和团要杀大毛子(洋人)和二毛子(信洋教的),似我这种学洋文的学生,自然也是他们口中的二毛子。可我也不怕,我的叔父跟杨柳青的一位大师兄要好,他从大师兄那里讨来一张写有符咒的黄表纸,有这张纸在手,便没人敢动我。
不少无辜遭受连累,有人家不用火镰,而是用东洋玛曲头(洋火)烧火做饭,竟也被认定是二毛子,当街便要斩人头,毫不顾及幼子老妪跪地哀求。
众师兄多来自直隶各地,多数是农户出身,从未见过花花世界,他们进津之后,不吃粗粮,顿顿要吃白面白米,还要吃肥鸡肥鸭肥肉,那些白面几乎都是舶来物,全是洋人的东西,他们自称吃了洋人的米和面,便是吃了洋人的精血,洋人便失去了力气,只需吹口气,他们便两腿发软,不战而降。
许多人家被众师兄师弟吃得一干二净,吃完这家吃另外一家,总之若不管饭,若不杀鸡宰羊,若不蒸馒头米饭,便被认为是二毛子。
法、德、英、意等租界的洋人与天主教堂结为一体,全部集中在法租界中街(今市总工会至青年宫)一带,垒砌一堵大墙,用成捆成捆的洋布码成防御工事。在这里避难的,不只是洋人,还有许多当地人,多数是吃洋饭信洋教的,也就是义和团大师兄口中的二毛子。
旧历五月,战争的空气越发紧张,法租界只有二十几个大兵,不得已之下,外国商人组成民团,听从法国大兵的智慧。此时,聂士成、马玉崑率军开进津门,据说与义和团连成一线,共同攻打租界。
有些落单的洋人和二毛子被杀死于街头,尸体多日无人掩埋。某日,炮声大作,清兵与义和团从海河东岸往法租界开炮。我当时就在法租界内,躲到紫竹林天主教堂避难。法国神父刘克明将大家集中在教堂内,放“临终大赦”。大家哭作一团,乱作一片,就在这时,一枚炮弹落在钟楼之上,当场就有几个教徒被炸死,很多人受了伤。
有人大呼“他们要过河了,我们都逃不掉了。”刘克明神父抱着两个被收养在教堂内的中国孤儿,不断地祷告。大家逐渐安静下来,纷纷跟着神父祷告,没人再哭闹,都安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正在紧张的时刻,突然听说大批援军开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联军以俄国兵来得最快,也最多。他们占据了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东站),然后从车站往外打。东洋兵从塘沽上岸,乘火车到达张贵庄,而后朝着租界急行军,他们穿过俄国兵的阵地后,进入日租界,又向八里台方向进攻。其后,英国兵也开进来,从纪庄子过桥后,突袭了八里台聂士成的守军,经过一场惨烈战斗,聂士成战死在八里台的阵地上。
紫竹林解围了,我们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郎,三三两两站在高处,瞭望联军进了天津城。日本兵攻打南门,法国兵攻打东门,俄国兵顺着老龙头火车站进入金钢桥的总督衙门,跟水师营展开较量。
德国兵攻打大营门、小刘庄、贺家口一带。意国兵等到战争结束后才姗姗来迟,他们的帽子上插着鸡翎,很是滑稽。美国兵来得最晚,他们住在三义庄的两所大楼内。另有许多杂牌兵,据说都是印度、安南、暹罗等地的人,还有一些华人面孔的大兵,据说来自威海卫。
天津城是在旧历六月十八日被攻破的,城破后,战败后的义和团、清兵以及老百姓,蜂拥到北门,从北门逃走,不少人被踩踏而死。
洋兵攻城死伤很多,我亲眼看见很多洋人大兵死在街头,以法国兵和东洋兵居多,尸体码在小船上往回运,至于运到哪里,不是很清楚。
占领天津之后,总督衙门更名六国衙门(英、德、法、日、俄、意),这里成为他们的联军司令部。都说来的是八国联军,实则这时候在号的只有六国,若算上那些杂牌兵,却又是十几国。
文章参考自张玉德《庚子事变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