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12月11日晚，蒋介石举办了一场晚宴，宴请的人由东北军师长张学良、西北军师长杨虎城，以及蒋介石的铁杆亲信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
这次晚宴蒋介石蓄谋已久，晚宴的目的是部署第六次“围剿”共产党的计划，以及边缘化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央军将取代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剿共。
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入日本帝国手中，已有五年。伪满洲国的建立，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勃勃——侵略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的侵略视而不见，一心围剿共产党。
但国民党中也有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人，山河破碎，东三省的人民在日本帝国的统治下水深火热，民间自发的抗日队伍伤亡惨重，这一切让张学良坐立不安。
1936年的9月，张学良所率的东北军正式与他本来负责围剿的共产党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10月22日至12月7日，张学良五次苦谏蒋介石发动抗日战争抵御外敌。
这一切都使张学良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见蒋介石无动于衷，张学良无奈地动用了最后的手段——兵谏。
12日5时，在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指挥下，东北军与西北军冲进了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随后历经14天惊心动魄的谈判，对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今天的我们能看来，和平两个字很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局势下，整个中国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16日，在张学良拒绝了国民政府的劝降后，国民党当即组建三路讨逆军集结兵力同时从东西两侧夹击西安，空军也做好了轰炸西安的准备。共产党与张良二人的同盟，举世皆敌。
晚年张学良
所幸在周恩来的周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于我党来说意义极其重大，就如事后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获得了领导地位。
这堪称历史的转折点，无数共产党人、工农红军为此努力，而西安事变和平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悲壮的牺牲——西路军的覆灭。
西路军意外的诞生
西路军的前身其实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其诞生于一场意外，一场悲剧。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中歼敌数目最多的，诞生了多位开国将领如大名鼎鼎的许世友、李先念等。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此时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书记兼军委主席，在之后多年里一直由他领导这支部队。
相比于其他中共一大的成员，张显得对权力更加渴望，这是造成西路军悲剧的直接原因。
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在国民党四面的围剿下， 张玩起了党内斗争，另外建立了一个党“中央”，并任命自己为“临时中央主席”，扬言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而此时真正的党中央正领导着红一方面军一路北上，战功赫赫，矛盾至此彻底拉开了序幕。
1936年的6月，由于在四川处处受困，红四方面军实力锐减，终于本就不满张另立中央广大指战员决定长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面对国民党对苏区的规模进攻，张也不得不暂时与党中央假和好。
经过四个月的艰难险阻，终于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合。三大主力军会合后，按照中革军委部署，应该是三军紧紧依靠，防止被敌人切断彼此之间的联系逐个击破，而后南御追兵，北取宁夏。
红四方面军本应遵照中央的部署派出两个军渡河，与红二方面军组成向南防御部队。但张仍执迷不悟，继续走分裂主义路线。
他将第30军、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渡过黄河，并不打算配合中央北取宁夏，而是打算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凉州也就是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继续圈一块地盘，再次搞另立中央那一套。
受他的错误指挥干扰，宁夏战役的部署被打乱而功亏一篑，这对我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红四方面军渡河的部分称为河西红军，在渡河后迅速打败了阻击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党中央的指示是命河西红军在占领区域休息备战，等待南面击破胡宗南部的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
然而长期受张国焘错误思想的误导，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并没有真正领会中央的意思，在11月初数次发电报给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且明确提出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西进的想法。
11月3日，中革军委发电同意河西部队的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但必须留下一部死守一条山与五佛寺。
这实际上是以大局为重的一种退让，中央一方面没法彻底阻拦河西红军西进，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此时党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可再发生决裂。
但中央依旧坚持原先的军事部署，希望河西红军留下一部扼守一条山等地区，一来河西红军西进尚有退路，二来不至于被南面追击之敌将河西红军与主力彻底切开失去关系。经过多年战火淬炼，此时党中央的军事部署已经炉火纯青，少有出错，可惜也无法阻拦悲剧就此拉开序幕。
11月5日，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要求河西部队不顾党中央的意见，西进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向马步芳部发起进攻。
在明知河西红军有被国民党军队切断与党中央主力部队联系的风险下，张国焘依然多次向河西部队强调西进的命令。本质上，张国焘是明白自己做错了事，担心跟随党中央的指令会让自己失去兵权。
11月6日河西部队向中革军委发送电报，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这并非一次请示，而是一次通知。迫于大局为重，中革军委再次向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让步，回电批示西进。并于8日批示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这就是“西路军”西征的开端。
暴虐的马家军及其帮凶
西路军要面对的是西北地区军阀马家军，数日之内红四方面军就连克数关。面对骁勇善战的红军，马步芳迅速反应过来，指挥马家军主力发动大规模反攻，同时又调来增援部队，企图夹击红军。
甚至为了防止红军打游击或者逃离，马步芳还建立了反动民团，同时依靠警察和区长、保长、甲长，以及当地黑恶势力与地主阶级，务必追求对红军赶尽杀绝。对上兵力、装备占压倒性优势的马家军，西路军浴血奋战四个多月，终究以失败告终。
一方面西路军的领导陈昌浩没有听取党中央的意见，执意西进。最初的四十多天里，西路军阻挡了马家军发兵西安讨伐张学良，为西安事变的和平演变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在河东形势发生变化后，陈昌浩多次拒绝党中央东返的建议，在多个重大决策上出现失误，导致了四个月后西路军的近乎全军覆没。而马家军对于战败的西路军的手段，简直毫无人性，令人发指，而反动民团、保长、甲长等也成了马家军的帮凶。
马家军及其帮凶暴行下幸存的西路军战士，在被营救回延安向上级的汇报中，马步芳指使手下虐杀战俘的残酷程度，已是罄竹难书。
马家军嗜好杀人取乐，与解放军向来宽容对待同胞、优待俘虏的政策不同，马家军对于红军俘虏可称得上是想尽一切办法折磨致死，事后统计有约5600人惨遭虐杀。
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出于迷信认为可以治病或者是故意取乐，有些凶手将西路军的被俘战士当场砍死，取出馍沾着炽热的人血吃。一些红军战士则成了活靶子，被马家军枪杀取乐。
马步芳
对于红军女战士，马家军及其帮凶更是毫无尊重，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是当作商品转卖多处。此外，活埋、火烧、割舌凌迟更是一样不落下，面对同胞的这些行为，与日本帝国何异！
更可恨的是，在西安事变和平演变，国共开始合作后，马家军依然不依不饶，数次拒绝我党对马家军停止攻击、杀害西路军的要求，焦急的党中央一度甚至愿以10万到20万的银圆，请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
直到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眼见共产党逐渐壮大，马家军才拖泥带水地将俘虏兵组成的苦力兵团交还红军。如此惨绝人寰，实乃不共戴天之仇！
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结束代表着马家军灭亡，但大仇尚未彻底得报。马家军虽然灭亡，但当年参与迫害西路军的反动势力见机不对，已经躲藏起来，与当地残余国民党势力盘根错节，隐藏极深。
而此时到新中国成立数年后，内忧外患之下，共产党尚无余力去追究清算这些帮凶的罪行。但在新中国，正义只会迟到，不会缺席。党中央与解放军不会忘记这一支消失的西征军的牺牲，更不会忘记向那些对同胞痛下杀手的暴徒复仇！
最后的清算
1958年，对反革命暴徒进行最终清算的时机已然到来，中央对甘肃河西张掖地委直接下达了指示，深入肃清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了。
各地对清查地方反动势力残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是此次行动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尽快落实完成任务，还设立了专案办公室，全称为“红军西路军人员被害案”。
各专案办公室展开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召开幸存者座谈会，对办案调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开放大量档案以便查阅等，这其中对知情人、当事人的大量调查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势必不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天网恢恢，许多反动势力很快落网。一些反动势力头目的罪行也随之曝光，令人愤慨不已。
西路军失败时，仅在张掖，马家军就杀害了3200多人。而这些罪行里随处可见反动民团的身影，如第一团副团长韩绍华，就有过配合马家军活埋三百七十多名红军的恶行。
第三团团长曹明、张成仁，都是当地的黑恶势力地主阶级，出于对无产阶级的仇恨，他们不遗余力地抓捕红军五百余人押送马家军，本人手上更是沾满了红军的鲜血。
第六团团长王九渊在各地“清乡”，搜捕押送三百余红军给马家军的过程中还打死了数人。
安西县还查出当年参与迫害红军的保甲人员及警察20余人。肖辉祖曾成立红军遣送站，不只将红军交送马家军，更是亲自活埋红军百余人。四区区长高攀桂指使其部下搜捕红军五十六名，且关押在区公所里百般折磨，毫无对同胞的怜悯。
1958年的深入肃反，又清查反革命罪犯449名。对这批隐藏极深手上却沾满鲜血的侩子手，判处韩绍华等死刑八十三名、死缓五名、无期徒刑三十四名、有期徒刑两百一十四名。
10月1日，由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万人宣判大会定址于东校场，在这片土地下面曾挖出大批被活埋的红军将士的尸骨。
尔后在倪家营子和高台等昔日战场，响起了处决被判极刑的肖辉祖等罪犯的枪声，牺牲于高原的先烈终于得以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