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大邱庄，南有华西村”，不到十年，他带领大邱庄的村民创造了从赤贫村到“首富村”的奇迹。
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坐拥16辆进口奔驰，新华社为他发表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为他发表社论，港媒称其为“土皇帝”他令对方把“土”字去掉。
既为官，又为商。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改造大邱庄，父子统领总公司，窝藏罪犯、持枪妨害公务、非法拘禁国家检察人员，服刑期间服药自尽，出殡时闻风而来者甚多，其兴衰人生路堪称当代“教父”。
他就是禹作敏。
膨胀的欲望和死心塌地的“贴心人”
1990年，禹作敏搬进后来被人们称为小“中南海”的豪华小洋楼，琉璃瓦墙围着，进出有登记的“传达室”，门口日夜有警卫守护，即便是出行，有须8个保镖随身，还建立了一只治安队。
庞忆和其导师张畅在2015年的时候对大邱庄当地人进行了采访，斯人已逝，禹作敏生前的两层楼别墅和九龙壁还存在着。
80——90 年代天津市技术监督局第 15 监测站副站长，高级工程师，担任大邱庄钢铁检测任务的杨先生说“你想想那九龙壁，在清朝，你再大的官，盖九龙壁是要马上砍头了就，那只有皇上才能有这个。他呢，就弄个九龙壁，所以他就有那种以他为中心的思想，底下那些人都是他亲属，属于家族式的（企业）。”
禹作敏的个人收入成迷，他虽以廉洁自居，知道底细的人却说他赚的是“无数钱”。1992年总公司正副经理每人年薪70万，担任副总理经的禹作敏的两个儿子也是这个数。
承包大邱庄企业的“能人”和禹作敏的产权观一致，禹作尧曾在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讲他们白手起家，如今每个集团十几亿资产，属于谁？复又自问自答：“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很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款的几万元都还了。国家也没投资。”“这几十亿资产说是我的也可以。”
“群众选出来的可能是老好人，但是能产生效益的没有”，禹作敏手下的“能人”很多都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庭成员，不然就是“忠心于他”的“贴心人”，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伪军的，有插队知青，和玩命干的厂长。禹作敏在关于人才和文化的问题上十分重视，他积极引进外来人才，培养本地人才。
“能人”李凤政玩命工作，死在会议桌上，欠下3亿债务说不清，气得禹作敏撤销华大公司，将大邱庄会议室私设为公堂，对所有怀疑对象审讯，还备了警棍、皮鞭等刑讯，对人拳打脚踢。
他敢设“公堂”审人，他的部下自然也敢动用酷刑，于是便有用电警棍殴打他人至死，放4名打手逃脱，把公安局人员拒之门外，设置“五道防线”阻止执法人员对嫌疑犯搜查等等罪状，最终将自己送上了法庭。
尽管他曾经造就了辉煌的大邱庄，尽管他忏悔“自从大邱庄成了‘华夏第一村’，头脑膨胀，造成这场罪”，尽管如今提到他，大邱庄的民众依然记得他为他们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但功罪不相抵，这场由于骄纵权力、不懂法律而致使的罪行，最终葬送了禹作敏。
要问他为什么能那么骄横，这事还得从一穷二白的大邱庄说起。
穷到几乎没救的大邱庄
“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因为穷，大邱庄光棍数全国有名。整个村年收入除去各种开支到手没有五六万，当时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2角钱。穷到无法过日子的村民提出，谁能带领大家致富，谁就当书记。禹作敏站了出来。
人们说禹作敏当年是赶大车出身的，也亏了他赶大车的经历，去的地方多，见识也多，思想活络，必种田的敢作敢为，正如禹作敏所说，“对于机遇，早抓住早富，晚抓住晚富，抓不住不富。”
他向选举他当书记的村民们保证，要是三年内摘不掉贫困的帽子，自动下台。
1978年，禹作敏在给村民开了动员大会后，决定要带领村民建工厂。
后来因为他的大胆，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大邱庄成了一个脱贫致富的奇迹，禹作敏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禹作敏故居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大邱庄之所以发展得快，主要得力于政策，包括抓住改革开放的免税政策、各种机遇，并且在经营手段上，他们敢干当时国企不敢干的事，比如，销售过程中给回扣，别人愿意买，但在国企这就算错误。
禹作敏开完动员大会后，当时大队就从集体积累中拿出五万元，向附近社办厂借了两万元，社员自筹一万元，自己动手盖起了简陋的房子。
后来村里的“能人”刘万明从天津买来三台大工厂淘汰下来的轧钢机，他当业务员，他的弟弟刘万全当厂长，建起了冷轧带钢厂。
1981 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 年建起了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 年建立了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以滚雪球的方式建立若干个分厂。
面对质疑，站稳脚跟
当时有人对禹作敏发展工业提出异议，认为：农村改革就应该立足农村优势，突出农村的特点，应该办养鸡、养牛、种菜和粮食加工等有自己优势的产业，而不是办什么工厂，这偏离了农村改革的方向。
对此中央并没有轻易做出判断，而是派中央电视台天津记者站一直关注着大邱庄的发展变化。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研,天津记者站得出的结论是：大邱庄的发展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了改革的潮流，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中国农村最早的改革典型之一。
这次调研对于大邱庄之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旦一个新生的发展模式得到了合法且可靠的国家支持，作为样板来提倡，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为共同参照物，而与其相关的类似的组织也会将其视为思想和行为的指导，用典型推动改革，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学，更有说服力。
这样一来，在国家大的政策背景下，大邱庄同其他乡镇企业一样顶住了质疑，站稳了脚跟。
在全国相继开始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道路时，大邱庄一直走得是集体化道路，因为在当时对于基层政权比较牢固的大邱庄来说，集体统一经营的模式比个体经济更好组织，有利于统一发展。
集体化经营可以更好地集中土地和人力资源，统筹调度，防止企业的盲目生产，也便于推广新技术和实现农业机械化，这对于当时的大邱庄来说是最佳的选择，最正确的道路。
大邱庄不同于其它乡镇企业的一点是大邱庄的领导对于人才的观念十分前卫，他们重视人才，放手用人，不仅善于用人的长处，还广招外地人才。给外地人才配备住房，开高工资，使得大邱庄能吸引到人，在大邱庄众所周知的一句话就是“让天下能人为我们所用”，可见大邱庄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
从 1984 年开始，中央陆续地对大邱庄进行了正面的宣传与报道，五百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大邱庄开始出名了。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的记录，1992 年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 3000 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 10 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靠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彻底翻了身。
悲剧的必然性
禹作敏的大胆敢为给大邱庄人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欣欣向荣，即便人们眼看着他坐拥“中南海”式的洋房别墅和九龙壁，即便大邱庄的高层管理全是禹作敏的亲戚，即便大邱庄的钢材早期生产存在不合格的情况，即便这种富裕的表象之下涌动着各种黑暗的关系利益的波涛，可对于穷到叮当响的大邱庄村民来说，禹作敏就是他们的财神爷。
至于隐藏在财富之下的非法勾当，非切身利益相关，大抵不会也不敢出声，一如他们在解放前默默无闻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祖辈们。
随着经济的富有，禹作敏的大胆妄为就更甚，加之本就以农民企业家自诩，他的政治觉悟和法律观念并不如同他的经济嗅觉那样敏锐，也因着他农民的自豪和蛮壮，从未想过在经济一枝独大的大邱庄进行文明和法律的建设。
改革开放的浪潮再怎么波涛汹涌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制国家建立的框架内，禹作敏的强势将大邱庄建成了“首富村”，但他不懂法甚至不屑懂法的事实和行为却无法支撑着禹作敏家族或是大邱庄继续前行，“危福和事件”不过是他万千为所欲为之行非法之事中的偶然的一件，却也是揭示着他顽抗法律和庄主式作风在法制国家必然失败的一片树叶。
禹作敏被判刑后，报纸和新闻中短短数字，激起千层浪。同为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鲁冠球带着复杂的心情，写了一篇《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
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带领着大邱庄成就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的禹作敏，与金钱权力之下骄横又膨胀的禹作敏，俨然两幅面孔。但仔细想想，其成和败竟是如此具有戏剧性。
禹作敏的悲剧是其骄横性格的缺陷，是其不懂法的缺陷，也是其作为农民阶级思想局限性的一部分，但并非不可避免。如今的大邱庄，生活还在继续，而他已成为人们口中的一段传奇，和大邱庄往日的辉煌一同，随夕阳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