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下午，天津城南的马路清修禅院的居士林，突然传来了“砰砰砰”三声枪响，只见北洋政府时期的直系军阀之一，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的孙传芳后脑勺中枪，应声倒地。
行刺者是一名年轻女子，在刺死孙传芳之后，施剑翘并没有离开，而是高声喊道：“各位朋友不要怕，孙传芳是我打死的！我是为父亲报仇，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当地的警察很快就来到了现场，施剑翘神情自若，很从容的就认罪了。
施剑翘为父报仇是因为在十年前，孙传芳杀害了她的父亲孙从滨。
十年前，孙传芳趁东南各省围剿北伐军的时候，趁机派兵北上，觊觎奉系集团占据的山东、河北两地。当时施从滨任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在北洋政府的命令下，率兵迎战，在安徽固镇一战中，由于孤军深入，陷入孙传芳重兵包围之中。施从滨率军突围不成被俘，这位老将军在被押到孙传芳的身旁后，孙传芳没有多说话派人将其斩首，尸首就放在铁路旁，施剑翘在同族兄弟的帮助下才得以将施从滨的尸首运回。
当时施剑翘年仅二十岁，而孙传芳则握有五省联军军权，施剑翘想要为父报仇无疑是难于登天。无奈之下，施剑翘委身下嫁于比自己大十岁的阎锡山部下的施靖公，希望借助施靖公的势力来报仇，但是事与愿违，施靖公的部下被改编，报仇之事化为泡影，自此之后，施剑翘就明白了，求人不如求己，下定决心刺杀孙传芳。
孙传芳自北伐战争后，率残部退到河北滦州，不久离军，从大连移居天津。施剑翘听说后母亲辗转来到天津，寄居英租界。她将独生子大犁送入富贵子弟学校读书，想通过儿子所在学校发现孙传芳行踪。根据她每日观察，孙传芳的小女儿也在此富贵子弟学校读书，每日由仆役接送，施剑翘每日观察探访，但仍未发现孙传芳的行踪。
1935年10月，为了给先人遇害十周年祭辰做超度，施剑翘母女来到附近的草厂庵，与主持和尚商谈念经做佛事之时，无意中得知孙传芳在此办起居士林，每逢诵经期必来庵内主持诵经念佛，施剑翘得知后策划了这次谋杀。
施剑翘被捕后，天津地方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次案件，此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公报》以“孙传芳如此下场”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认为孙传芳之死，是罪有应得；《大众生活》杂志发表感言称：孙传芳皈依佛门，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是今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放下佛经，立地成屠”的典型屠夫。许多社会人士对施剑翘的行为表示莫大同情，称其孝心惊天地、泣鬼神。
孙传芳的家人以及依附于孙家的权贵举行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声称“杀人偿命”，必须要将施剑翘处以死刑。
社会各界对施剑翘予以声援，《晶报》刊登于京安徽学会致各报馆、社会团体、父老姐妹的通电，呼吁政府对施剑翘予以特赦。《朝报》发表扬州妇女致首都、上海同仁请求联合营救的通电，历数孙传芳的罪恶，赞扬施剑翘为父报仇、手刃巨恶、从容自首、大义凛然的精神，经乞各界人士一致营救，早脱囹圄。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府委员也联合呈请政府特赦。
最终，施剑翘被特赦。
施剑翘出狱后，积极为祖国解放和建设做贡献。1942年，施剑翘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的响应，最终募得3架飞机的资金。后来施剑翘为解决办学经费到沪上募捐，曾造访周恩来、邓颖超的居住地。在此期间，她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有过多次接触并逐渐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感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施剑翘曾不止一次去梅园拜访周恩来和邓颖超。她坚信中国的未来属于共产党，劝说担任国民党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的嫡堂兄施中诚，迫使其兄答应辞去军长职务，不直接与解放军作战。她还说服两个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胞弟施则凡、嫡堂弟施仲达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效劳。
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移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57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