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洁
河东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历史上产生过不少著名的书法家，出土、收藏了不少有影响的碑刻。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有言“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地之中，蒲、绛所在的河东名碑为数不少，使中国书法史有了鲜明的河东文化印记。
汉魏北朝时期的河东书法
汉《建宁残碑》（资料图）
汉《建宁残碑》，1976年出土于临猗县翟村汉丞相翟方进墓地中，现藏运城博物馆。碑面存刻文6断行共54个字，完整可识有45个字，残缺者9字，落款“建宁元年九月辛酉”清晰可见。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距今1850多年。该碑是建宁元年为翟氏后代的一位官员所立，因碑文残缺不全，文中有“绛邑长”与“遗爱”字样，曾被称为《绛邑长遗爱碑》。山西地区的汉代碑刻在北周时大多被毁，只有由蔡邕书丹的《郭林宗碑》硕果仅存，后来《郭林宗碑》不知所终。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断言：“自是太行以西、潼蒲以东无汉刻矣。”《建宁残碑》的出土填补了山西地区无汉碑的空白。该碑是山西现存最早的一通文字碑，碑文书体为汉隶，个别字的笔画有篆书的笔意。此碑字形方整刚健，典雅秀丽，体现了雄浑大气的汉代书法艺术，虽为残碑，却堪称瑰宝。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认为该碑书体端正、结构谨严，书法水平高于传世的著名汉碑《刘熊碑》。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河东安邑卫氏（其故里在今运城市盐湖区王范乡）一门的书法影响极为深远，大江南北皆受其影响。卫觊是卫派书法的“祖师”，其书法与钟繇齐名。卫觊的篆、隶、草，无所不善，小篆、隶书、章草皆被张怀瓘的《书断》列为“能品”。康有为评价卫觊的存世作品《受禅表碑》“鸱视虎顾，雄伟冠时”。该碑笔法方整，书风刚健雄伟，已不同于传统的汉代隶书，证明楷书此时已开始萌芽。康有为对卫氏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评价极高：“卫氏之法，几如黄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卫瓘是卫觊的儿子，是魏晋时期卫氏书派的关键人物，在这个书法世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卫瓘的书法，以草书贡献最大。他的草书，“采张芝法，取父书参之，遂至神妙”。他创新出一种介于草、行之间的书体——“行草”。王羲之的“今草”与卫瓘的草书存在着继承关系。卫恒是卫瓘的儿子，和其父亲一样擅草书，兼学隶、篆，所以他的草、隶、篆都写得极好。他的章草、草书被《书断》列为“妙品”，隶书被列为“能品”。他著有《四体书势》一书，是晋代最为重要的书学著作，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历史的重要资料。卫夫人，即卫铄，是出身于河东卫氏家族的一位才女。她秉承家学，又博采众长，诸体兼精。她曾师法钟繇，擅楷书，尤擅隶书，后世赞其书法“如插花舞女，仙娥弄影”。卫夫人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卫氏一门四代，前后传承一百余年，每代皆有名冠全国的书法家，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魏碑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在中国书法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密云太守霍扬碑》，刻于北魏景明五年（504，景明五年实为正始元年，应是正月立碑时尚不知改元而之故），1920年临晋县（今临猗县）霍村出土。碑文方整典雅，为魏碑之佳作。该碑系北魏隶书，因刻于魏碑鼎盛时期，故凝聚了魏体书法的精华，堪称稀珍。当代书法理论家祝嘉称赞此碑“集南北碑之大成，真神品也”。
刻立于北魏正光五年（524）的《赵猛墓志》，出土于永济，现藏于永济博物馆。该碑在时间上与《张黑女墓志》接近，属于同一时期的刻石，为魏碑精品。在书法风格上，该碑的用笔方圆兼备，字形略扁，转折处多用方笔，撇、捺等笔画用笔圆润，有灵动飘逸之感。《赵猛墓志》的刻立时间比《张黑女墓志》早7年，处于魏碑书法的成熟期，其书法艺术价值可与《张黑女墓志》并论。《张黑女墓志》原碑早已不知去向，与其同一时期刻立、同一地域发现的《赵猛墓志》，就显得弥足珍贵。
北魏《张黑女墓志》（局部）
出土于蒲州的《张黑hè女rǔ墓志》代表着北魏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张黑女即张玄，其父曾为蒲坂县令而安家于蒲坂。张玄薨于蒲坂城建中乡孝义里，葬于蒲坂城东地之上。该碑立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已由初期魏碑的粗犷之风趋于风骨内敛、典雅秀美，被誉为魏碑绝品。清代书法家何绍基认为，在所有的魏碑中，“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康有为评价：“《张黑女碑》如骇马越涧，偏面骄嘶。”
刻立于北周天和三年（568）的《裴鸿碑》，现存闻喜县裴柏村。碑文上半部由于风化剥蚀，字迹模糊，好在下半部多年埋在土中，字迹清晰可见。该碑书法稳健，刚劲有力，汉隶与魏碑合一，为全国书法名碑。
刻立于天和五年（570）的《曹恪碑》，是谯郡太守曹恪的墓碑，原在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石碑庄，现藏于山西省艺术博物馆。《曹恪碑》是北周碑刻的代表作品之一，《山右石刻丛编》评价曰“碑字秀拔”。其书法上承汉隶之余韵，下启唐楷之先声，书法颇含隶意而古拙，是北魏到隋唐之际这一过渡时期的代表碑刻。《通志·金石记》云：“山右碑版之最，以此碑及东魏（刘懿碑）为最古。”（《裴鸿碑》的刻立时间早于《曹恪碑》，当时未发现《裴鸿碑》）《曹恪碑》为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书法艺术名碑，是研究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
隋唐时期的河东书法
《陈茂碑》刻立于开皇十四年（594），现存临猗县。该碑笔法方圆兼用，结字峻整，为隋刻小楷精品，是全国首批书法名碑。欧阳修的《集古录》赞誉该碑“字画精劲可喜”。叶昌炽在《语石》中对《陈茂碑》评价很高，言其“楷书精妙，不减欧、虞”“《化度寺碑》已亡，隋碑以《陈茂》为第一。”该碑已历经1400多年，风化严重，上半部已经漫漶不清，近年虽然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还是有风化损坏之虞，应该移置于博物馆中保存。
《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局部）
隋代的《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发现于永济市韩阳镇下寺村的栖岩寺，刻立于大业四年（608），现存于永济博物馆，因石质斑驳，碑面细点密布，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点痕如鱼子，又称“鱼子碑”。碑文以优美的词句描述了蒲坂一带的胜景以及隋朝建造栖岩寺舍利塔的经过。从书法上来看，它以魏隶为基础，结体工整，笔力遒劲，接近唐楷，为隋代楷书精品。唐初欧阳询的书体，与其一脉相承。据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的记载，因为栖岩寺在蒲州附近，交通方便，在清代晚期，不少以碑帖为业的“碑估”，都要到这里拓碑。康有为认为该碑为唐代欧阳询《九成宫醴泉碑铭》之先声。
唐初的《裴镜民碑》，贞观十六年（642）立，李百药撰文，殷令名正书，立于闻喜县裴柏村晋公祠，是初唐名碑之一。殷令名是初唐著名书法家，宋赵明诚《金石录》云：“令名与其从子仲容，皆以能书擅名一时，而令名遗迹存者惟此碑耳。笔法精妙，不减欧、虞，惜不多见。”清人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是碑见于宋人《宝刻类编》，云‘笔法精妙，不减欧、虞’。予初见此语，窃意唐初书脉宜藉此以寻源也。碑在山西闻喜，因托人拓之。其书能具永兴（虞世南）、率更（欧阳询）之秀色也。”杨守敬《书学迩言》对该碑评价极高：“初唐之碑，虞、欧而外，今存者以殷令名书《裴镜民碑》为最，《宝刻类编》称为‘字书精妙，不减欧、虞’，洵非溢美。”
裴守真，河东闻喜裴氏之后，宰相裴耀卿之父，唐初书法家。刻立于贞观二十三年（649）的《李愍碑》（1954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由裴守真书丹。该碑书法以方笔为主，既有欧阳询之劲健，又兼有虞世南之遒丽，他将两位书法大家的风格融为一体，足见其书法造诣之高。
薛曜，蒲州汾阴（今万荣县）人，宰相薛元超长子，薛稷的堂兄。薛曜与薛稷的书法同一师承，皆学褚遂良，用笔瘦劲，结体疏朗，有挺拔之势，比褚遂良的书法更为险劲，亦为初唐著名书法家。《夏日游石淙诗并序》是薛曜的代表作。杨守敬《书学迩言》：“继少保而特出者有薛曜，今存石淙诗、石淙诗序两通。褚河南后，小变面貌，而险劲过之，亦初唐一大家也。”
薛稷《信行禅师碑》（局部）
薛稷，蒲州汾阴（今万荣县）人，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加赠太子少保，人称“薛少保”。他的书法继承了褚遂良的风格，后世把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称为“初唐四大书家”。薛稷是唐初名臣魏徵的外孙。其外祖父家收藏书画颇多，薛稷用心观摩学习，对褚遂良的书法更是锐意学习。在学习褚遂良书法的基础上，薛稷又有所发展创造，将隶书融入楷书，劲瘦中兼顾圆润，媚丽而不失气势，形成了劲瘦媚丽而又圆润挺拔的风格。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法：“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薛稷的书法碑刻有《升仙太子碑阴题名》《信行禅师碑》《涅槃经》等。《信行禅师碑》最为著名，为薛稷的代表作。史载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普赞寺”三个大字各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大诗人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薛稷的隶书、行书被列为“能品”。薛稷的书法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宋徽宗的“瘦金体”就是受薛稷劲瘦书风的影响。明代学者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到宋徽宗的“瘦金体”，“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论及宋代皇帝书法：“道君（宋徽宗）虽青衣受辱，艺事之精，冠绝今古。其书出于古铜甬书，而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所称瘦金书也。”我们今天的仿宋字源于薛稷。
在今新绛县城北端的高崖之上，有一古寺，名龙兴寺，始建于唐，原名碧落观，唐高宗时改称龙兴寺。寺内有一碑亭，亭内是称誉全国的书法艺术名碑《碧落碑》，系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韩王元嘉的几个儿子为其亡母房氏祈福而立。文为篆体，共21行，每行32字。碑文的篆字与常见的篆字不同，是在前代诸家古体书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创造出的一种姿态优美、独具风格的新古篆体，舒畅秀逸，是历来金石家、书法家推崇的珍品。如果没有相当的古文和书法功底，实在难以辨识和通读《碧落碑》全文。因此在立碑200年后，咸通十一年（870），有个名叫郑承规的人用楷书将碑文释出，刻于另外一石，以便后世识读和临摹。“自宋以来，篆书家奉此为金科玉律，莫敢轻易一字。”《碧落碑》之中，甲骨文、金文、秦篆，无所不包。全文用了30多个假借字；重复的字，写法各异。《碧落碑》是中国现存唯一用所谓古文书写的碑文。
裴行俭，出身于河东闻喜裴氏，文武双全，是将军中的书法家、书法家中的将军。张怀瓘的《书断》，把裴行俭的章草、草书、行书都列入能品，可见其造诣之高。裴行俭的作品多已失传，从其书丹的《唐殿中监万俟肃墓志铭》可以领略他的书法风韵。该碑用笔以圆笔为主，结字方正，典雅遒丽。宋元之际的大书法家赵孟頫对裴行俭的书法十分推崇，有行书作品《论裴行俭书法》。
唐《姚元庆墓志铭》出土于1991年，现藏于芮城县博物馆。有关专家认为此墓志的书法艺术价值很高，为国家一级文物。姚元庆卒于武则天称帝初期，该墓志反映了武周时期特有的楷书风格，既有初唐楷书俊秀之神韵，又趋于唐中期楷书的宽博，属于唐代楷书过渡时期的作品。整篇铭文笔势遒劲，方圆结合，典雅秀美，属于唐代楷书碑刻精品。
《大唐栖岩寺故大禅师塔铭》刊刻于天宝十三年（754），原来只有拓片流传，2015年原碑出土于栖岩寺塔林，现藏于永济博物馆。塔铭为行书，深得书法界赞誉。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评曰：“天真烂漫，寓古淡于遒媚，足以上逼山阴、下启米老。”可见此碑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来源：运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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