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女不嫁大邱庄，糠菜能替半年粮。这是上世纪天津地带流传的一句俗语，说的是以穷闻名的大邱庄。由于地势低洼，大邱庄的土地多为盐碱地，无法耕种，因此直到上世纪初，那里的村民都过着喝苦水、穿破衣、住土房的贫困生活。
转机发生在1972年，那一年，一个叫做禹作敏的人成为了大邱庄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这个人的带领下，大邱庄用了10年时间成功脱贫。
甚至由于经济发展飞速，曾经被戏称为“讨饭村”的大邱庄还有了“天下第一庄”的美名。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禹作敏失势，这个短暂的传奇也一同落下了帷幕。
出身贫困学业未成，年轻气盛惹众怒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在大邱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虽然家中贫困，但禹作敏的父亲始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于是禹作敏早早就被送进了私塾。
令人欣慰的是，禹作敏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周围邻居时常羡慕禹作敏家出了这样一个过目不忘的神童，他们总说：“这是老禹家坟上冒青烟了，这孩子以后一定有出息！”
本以为能靠读书改变命运，但天有不测风雨，在禹作敏9岁那年，大邱庄突发洪水，禹作敏的父亲在洪水中不幸丧生，原本蒸蒸日上的禹家一下就失去了顶梁柱。
父亲离世后，由于母亲无力再供自己读书，禹作敏无奈之下离开了学堂，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放牛娃。
但即便如此，禹作敏仍没有放弃对于知识的渴求。长大后，禹作敏用自己多年来的积蓄给家中添置了一辆骡车，接下来几年中禹作敏一边赶着骡车赚钱，一边读起了夜校。
那几年日子很苦，但禹作敏却感觉十分充实，他白天赶着骡车走南闯北，晚上就进入校园读书。由于多年未进学堂，禹作敏学起来有些吃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于学习的热爱。
不仅如此，禹作敏还十分热心，对于村民的求助他几乎有求必应，他毕竟读过几年书，脑子也活络，许多对于乡亲们来说十分困难的事情到了禹作敏这里几乎都迎刃而解。
渐渐地，禹作敏在村子中建立起了不小的威信。
1960年，在村民的推举下，禹作敏成为了大邱庄的党支部副书记。当时大邱庄将几十亩的水稻统统塞进一亩地里，只为将其伪装为高产土地。而年轻气盛的禹作敏十分反感，甚至还当众对此事提出了批评。
禹作敏这样毫不掩饰地反对很快激起了众怒，不久后，禹作敏成了十一生产队的生产队长。
带队致富初露锋芒
当时十一生产队是整个大队里最穷的一支生产队，在禹作敏来之前，队员们时常连饭都吃不起。
看着食不果腹的队员和地里无精打采的作物，禹作敏突然意识到以耕地为生并不适合这里，他决定想点别的法子。
很快，禹作敏带着队里所剩不多的钱去到了县里。在那里，禹作敏买了几头残疾的母驴，这种驴无法干活，所以要价非常便宜。
回到村里后，禹作敏将这几头母驴作为种驴，安排其与其他公驴交配，这样他只要等到来年母驴生下小驴，就可以通过售卖那些健康的小驴而大赚一笔。
不仅如此，在面对大队要求的耕种任务时，禹作敏也会给自己的队员更多优待。
比如在打苇子时，之前要求每人至少上交160斤苇子，而多出来的苇子则由队伍和个人分账。面对这样无理的分账模式，几乎所有村民都丧失了积极性。
此时禹作敏清楚地知道，只有个人利益得到满足，才能够促使群体利益得到满足。
于是他立刻宣布十一队的队员无需和队里分账，除了那160斤必须上交的苇子外，其余所有多打的苇子都归个人所有。
在这样前所未有的优待下，原本没有干劲的队员纷纷冲向了苇场，因此到了最终结算时，十一队的收益远超其他生产队，而这一切都是禹作敏的领导有方。
就这样，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十一生产队摇身一变，成为了大队里经济最好的生产队之一。
立誓三年脱贫，禹作敏大展身手
1974年，由于工作表现优异，时年44岁禹作敏成为了大邱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上任时，禹作敏主动在村民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立下了“带领大邱庄三年脱贫”的誓言。
也许禹作敏只是头脑一热，但话毕竟已经放出去了，俗话说得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禹作敏上任后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他每天绕着村子转来转去，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带领大邱庄脱贫致富。
皇天不负有心人，禹作敏的确想出了办法，虽然要想实现是个大工程，但禹作敏向来不是个保守派，说干就干。
在禹作敏的领导下，大邱庄本来高低不平的盐碱地被改造得一马平川，不仅如此，那7000多亩的田地里全都安排好了灌水渠和排水渠。
虽然禹作敏因为这次大改造累得瘦脱了相，但效果显著，改造后的田地产量一下就翻了五倍，大邱庄的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
但这不过是大邱庄改造的第一步，禹作敏清楚地知道，要想真正致富仅靠种地是远远不够的。挣扎了许久后，禹作敏决定放弃多年来以“以粮为纲”的经济主旨，他准备带领村民们一起做生意搞副业。
为致富毅然从商
由于禹作敏之前的成绩有目共睹，大邱庄的村民此时对禹作敏十分信任，虽然这样的决定过于胆大，但在禹作敏的呼吁下，还是有许多村民都加入了禹作敏的创业计划。
接下来几年中，禹作敏带着村民创立了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虽然公司收益不错，但禹作敏并不满足，他知道如果想要企业做大做强，那么就不能满足于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是要瞄准更大的市场。
1977年，当时正值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兴起，许多人纷纷投入了工业建设的浪潮中，而此时禹作敏突然意识到带钢市场也许将会是未来的热门产业。
反复思考过后，禹作敏决定在村里修建带钢厂，但他并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而此时刘万明的出现可谓是解了禹作敏的燃眉之急。
刘万明是大邱庄里少数有过在外打工经历的人，而他工作的地方正是天津钢厂，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销售手段刘万明都可以说的上是一清二楚，在禹作敏的任命下，刘万明成为了钢厂的第一个业务员。
为了建立钢厂，禹作敏还特地举办了一场动员大会，在禹作敏的鼓动下，大队带头从集体积蓄中拿出了五万元的资助，最终在村民的集资和向村砖厂的贷款下，禹作敏勉强凑齐了15万元创始资金。
为了省钱，就连钢厂最初的厂房都是由禹作敏亲手一砖一瓦垒起的。
厂房盖好之后刘万明亲自从天津淘来了三台已经废弃的轧钢机，就这样在众人的努力下，大邱庄的第一个带钢厂正式投入了使用。
一年后，在禹作敏的经营下，带钢厂一年中的的净利润已达到了45万元之多，哪怕刨去本金，也仍有高达30万元的利润，这样的高收益使得禹作敏愈发坚定了发展工业的信念。
商业帝国初具雏形
1982年后，随着生意版图的不断扩大，大邱庄又建立起了印刷厂、电器厂还有高频制管厂。由于没有时间亲自管理每一个厂子，禹作敏主动提出允许每个工厂自行建立分厂。
就这样，在禹作敏的有意放权下，各个工厂的分厂都如雪花一般迅速建立了起来的。
随着工厂越建越多，在1987年，大邱庄的四个总厂纷纷宣布成立公司，这也就是后来的尧舜、津美、顺美、万全四个集团。
同年，禹作敏因为大邱庄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被评为“最佳农民企业家”，同时还荣获了“全国改革人才金杯”。
看着日间高涨的收益，禹作敏的商业野心愈发涨大，1992年，禹作敏在村子里设立了“百亿工业园区”，在那个年代要想获得这样的产值可以说是痴人说梦，但面对他人的质疑禹作敏丝毫不慌，他对公司有着十足的的信心。
事实证明，禹作敏的信心并非毫无根据，建园不久后，这个工业园的年产值就达到了100亿元，而此时大邱庄村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其他地区的十倍之多。
禹作敏的成功很快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外界的认同使得禹作敏自信心大增，这时的他还不知道，不久后他就会因为自己的日益膨胀而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
为非作歹目无法纪，“土”皇帝禹作敏
禹作敏曾经的确是一个一心为大邱庄着想的好人，当初刚刚富起来，村里组织筹建新房，禹作敏坚持做最后一个搬进新房的人，于是他成了村里最后一个搬离土房的村民。
时过境迁，现在的禹作敏早就住进了全村最豪华的别墅，他修建泳池，雇佣保安，甚至还在各个房间布置了6个镀金电话，可谓是极尽奢侈。
不仅如此，因为多年来禹作敏的决策都饱受称赞，导致他逐渐养成了说一不二的行事风格，他越来越不能接受他人的意见，不知从何时起，禹作敏学会了使用暴力手段强行压制那些反对自己的声音。
甚至为了方便震慑村民，禹作敏还曾在村里私设公堂。
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后禹作敏嚣张的行事作风就被传了出去，渐渐地，在流言蜚语中禹作敏有了“土皇帝”的称号。
面对这样的传闻，禹作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还一脸骄傲地说：“要是去了土字，我就是皇帝。”
其实禹作敏这样并非无迹可寻，早在1990年，由于一些邻里纠纷，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当众将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殴打致死。
尽管事后禹作敏一直在幕后周旋，但案发后不久禹作相等7名凶手还是被逮捕入狱。
禹作敏自觉丢了面子，索性召集村民举办游行，对司法机关公然发出抗议。不仅如此，禹作敏还安排村民监视刘玉田的家人。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刘玉田案发两年后，禹作敏的行事嚣张作风终于给他惹出了滔天大祸。
危福合案发，禹作敏软禁警察
1992年11月 大邱庄华大集团总经理李凤政因故去世，在事后的账目核对中，禹作敏震惊地发现集团中竟存在高达数千万的亏空。
自认为将大邱庄管理得如铁桶一般的禹作敏勃然大怒，在他的指挥下，禹作敏的手下对一些“嫌疑人员”提出审讯，也就是所谓的严刑逼供。
在此过程中，一名叫做危福合的工作人员遭受毒打，等到禹作敏的手下意识到不对将其送医时，早已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最终危福合因抢救无效而离开了人世。
神奇的是，面对手下人这样的重大失误，禹作敏不但没有第一时间报案，反倒选择了谎报案情。
禹作敏报案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审查一个员工经济问题时，突然闯来进一群人把他打死了。”明明是一场有组织的虐杀事件，到了禹作敏口中却变成了一次意外。
为了让这个谎言变得更加完善，禹作敏还让手下伪造了两张危福合认罪的笔录，并在上面印下了已经是尸体的危福合的指纹。
但天网恢恢，到场干警调查后发现现场并无闯入痕迹，而危福合身上的伤也不是短时间暴打所导致的。
为了进一步确定案情，天津公安局又派出了6名刑侦专业的警察前往大邱庄。面对他们的到来，禹作敏感到十分不满，在他看来这是对他极大的不尊重。
在禹作敏的命令下，刑警们一进入大邱庄就被十几个壮汉团团围住，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这次软禁持续了长达13个小时，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亲自出手干预，禹作敏才不情愿地下令放人。
与此同时，危福合的家属在禹作敏的贿赂下将尸体运回了老家火化，而那4个危福合案的主谋则在禹作敏的吩咐下结束了几天的逃窜，藏匿回了大邱庄。
初次逮捕失败，禹作敏罪行曝光
两个月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在经过反复调查后终于决定对这4名嫌疑人实施抓捕，天津市公安局依此对那4名嫌疑人发布了通缉令。
考虑到当时大邱庄内还有曾经派出所存留的15把枪和2000发子弹，天津市公安局在行动时组织了足足400多名干警在大邱庄周围待命。
面对警方的逮捕行动，禹作敏态度依旧强硬，他不止一次发信威胁政府：“我们村的人都不懂法，如果因为强行抓捕而引起意外事件的话我可不负责。”
不仅如此，禹作敏还煽动群众情绪，在他口中，前来查案的刑警变成了大邱庄改革事业的挡路石。
后来天津市为调查禹作敏等人而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在特别工作组的调查下，那四名嫌疑犯依次归案，而禹作敏多年来作威作福的嚣张做派和他在此案中制造伪证、窝藏逃犯的违法行为也一同被公之于众。
大梦初醒，病房中黯然自杀
俗话说得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便禹作敏曾在改革致富领域有着特殊贡献，也不能抵消他无视法律法规，屡次犯法甚至召集群众与政府对抗的重大罪行。
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在天津市委书记的监督下签下了自己的逮捕令。
在后续的庭审上，禹作敏如大梦初醒一般，一改多年来的嚣张做派，不仅在庭上积极认罪，承认自己是因为膨胀而做出了严重的犯罪行为，甚至还主动请求法官依法重判。
然而迟来的醒悟并不能抹去他犯罪的事实，最终禹作敏数罪并罚，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
1999年10月2日，保外就医中的禹作敏在深夜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后于次日凌晨去世。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男人最终在病房里孤寂地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思想与权力不平等导致的膨胀
回顾禹作敏这一生，会发现一个十分可悲的事实，他后来虽然身居高位，但他的思想境界始终停留在贫瘠的童年时期，钱财和权利本应是他带领大邱庄致富的工具，最终却成为了他走上绝路的原因。
由于思想境界和手握资源的不平等，使得禹作敏在获得几次成功后很快就进入到了自傲的阶段，这时的他已经无法接受他人的意见。
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住自己，也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才导致了禹作敏后来无视法纪任意妄为的疯狂行径。
有人说过，思想的高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如果一个人身居高位却思想贫瘠，那么他迟早会自取灭亡，禹作敏就是如此。
面对事业上的成功，人应该同时争取思想上的提升，只有这样事业的成功才会更加长远，而除此之外，法律更应该是一个人行为做事的底线，守法敬法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