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悦，摄影师，普利茅斯大学艺术与媒体专业博士在读。
约1988年，全家福，老伯、奶奶、父亲、爷爷、二伯（从左至右），父亲拍摄。
我出生在天津卫传统的工人家庭，爷爷奶奶有三个儿子，父亲排行最大。父辈的名字是按家谱辈分取的，爷爷（胡登山）、爸爸（胡玉峰）、二伯（胡玉泉）、老伯（胡玉川）的尾字分别是：山、峰、泉、川，这组名字给我的感觉是大气而诗意。
爷爷的一寸照片，天津红星照相馆。
1963年，爷爷在北戴河山海关留念。
我的爷爷是汽车厂的汽修工人，有很多徒弟。他是优秀的工人，也是称职的师父。爷爷在每张照片中看起来十分的挺拔和浩然正气，就算是黑白照片，他胸前戴着的大红花也丝毫不逊色于军人，颇有气概与威严。
爷爷在车间工作，父亲拍摄。
爷爷的手很粗糙，但是这双粗糙的手，却什么都能做出来。黑板、冰车、风筝、电动三轮车、宠物笼和单杠等等，养花种园也是一把好手。爷爷的手，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小时候我时常骄傲于我的爷爷可以做出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现在也依然为此骄傲。
1987年，爷爷的“花果园”，父亲拍摄。
在爷爷突然离世的前一周，我因为上课没有去探望，导致我对爷爷生前最后的印象是空白的，那个遗憾，成为了我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那天正巧学到一篇课文《爸爸的花儿落了》，选自林海音所写的《城南旧事》。原文最后一句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豆蔻时期的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长大，那次成长告诉我：不要错过任何一次相见的机会。
爷爷和奶奶的合影。
“父之美德，儿之遗产”，爷爷的品行和家教被父亲、二伯、老伯完好地继承下来，一丝一毫都没有丢弃。也许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偏爱，我从未觉得工人家庭的教育有任何局限性，相反，他们的眼中山河湖海的光芒一直在指引我每一步的前行。
1994年，二伯、父亲和老伯（从左至右），母亲（孙瑛琪）拍摄
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对我做好的教育，他是离我最近的偶像和榜样。父亲没有因为工作繁忙疏于对我的陪伴，他的教导和爱护陪伴了我的每个成长阶段，直到现在，这也是我最自豪的地方。“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是我体会到的爱。整理照片时我才知道，父亲年轻时也喜欢拍照，大部分家庭照片都是由他拍摄。用胶片拍照时，父亲会记录每个参数，甚至季节和气温的影响，他都会考虑进去。在重新定义“美”的年代中，他的严谨和一丝不苟诠释了对美感的追求。作为摄影系学生，我时常惭愧自己对待摄影的态度还不及父亲对待爱好认真。
1967年，父亲的周岁纪念照。
约1980年，父亲在天安门前。
1999年，我与父亲，二伯拍摄。
2021年，1987年父亲的拍摄记录，胡悦翻拍。
二伯、老伯从小和父亲一起长大，手足情深，这个大家庭的凝聚力也在于此。二伯喜欢接触学习新事物，游历山水。他带我去过很多地方，让我更早地观察并融入这个世界。不管学习或者在路上，他都细致耐心。老伯则永远是少年的样子。今年冬天和老伯在湖上滑冰，他仍然敏捷帅气，是全场的焦点，和二十出头的照片几乎没有差别。他会一面逗我：“万一冰裂了怎么办，你就朝岸上快跑，我拿着包追你！”一面反复确认冰面的情况，确保我在安全区域。
1983-1984年，老伯在天塔湖滑冰，父亲拍摄。
约1995-1999年，老伯在天塔湖滑冰，父亲拍摄。
约1980-1985年，父亲、二伯、老伯（从左至右）。
约1990年，二伯，父亲拍摄。
提到对故乡的偏爱，杜甫说：月是故乡明；张大千说：看山还看故山青。而我想说，家在哪里，只有胃知道。天津人对吃的讲究和仪式感体现在每一次团聚的餐桌上。回看照片时，我惊喜地发现80年代的年夜饭也丝毫不比今年逊色。那时的春节餐桌上满是年味，是一年的最丰盛收获。每一年的合照都定格了爷爷奶奶的容颜，父母和二伯老伯的成长，照片中的他们稍显拘谨和正式，但眉宇间也充满年轻的力量和新年的快乐希望。
1984年春节，父亲拍摄。
1988年春节，父亲拍摄。
1989年春节，父亲拍摄。
1993年春节，餐桌上多了母亲的身影，老伯拍摄。
1994年春节，父亲拍摄。
我总是开玩笑说，依照我家的恩格尔系数可能没法奔小康了，吃的费用永远跑在所有消费前面。但也正是这种“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的乐观，和“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的豁达，成就了哏都别具一格的码头文化风采。家庭年夜饭的仪式感从父辈的小时候延续到了今天，2021的春节，依然有两份菜谱。父亲、二伯、老伯的大厨手艺和奶奶和的饺子馅是我家每年春节的“保留曲目”。
1988-1991年春节，分别为父亲、二伯、老伯。
2021年春节，胡悦拍摄。
【后记】
从南到北，自东向西，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故事，也承载着生动的年代记忆，澎湃新闻/视界征集家庭相册中的老照片，请你说一说照片背后难忘的故事。
对于老照片的凝望，像是对于自我乃至整个家族过往的一次审视，与过去的点滴联通，那些故事也在不知不觉中构成了我们曾经存在过的佐证。给予我们短暂的慰藉，也提供这一年继续前行的电力。
愿以此著一本时代的家庭相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