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提到和平区劝业场地区的兆丰路，对于曾经生活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总会想到那些既富有美感又是不同风格的建筑群，以及便利快捷的市井街巷和众多的民国名人轶事。其中，在百年兆丰路里曾有一对兄妹少为人知，他们曾用丰富的语言和文字艺术播撒着中华民族史诗般的文明；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继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为此做出令世人瞩目的伟大贡献，在天津乃至中国的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今天，就先让我们认识这对“兄妹翻译家”——杨宪益和杨苡先生之中的兄长杨宪益，一位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No.1
孙天祥：兆丰路之杨宪益——“翻译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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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天祥
高级电气工程师
常年在天津电力行业从事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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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1915.1 — 2009.11）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盱眙。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诗人。与夫人戴乃迭的共同译作，遍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各个门类，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杨宪益（1915-2009） 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诗人
杨宪益先生出生于天津日租界花园街（今山东路）8号，后因治安状况不佳随父亲迁居于英租界耀华里，最后定居法租界兆丰路2号。
兆丰路2号现状
杨宪益兄妹六人，上有两个姐姐为父亲杨毓璋原配夫人所生。因无子嗣父亲又娶徐燕若作二夫人，徐氏生有杨宪益、杨敏如和杨静如兄妹三人，三夫人生有一女。父亲杨毓璋35岁时得贵子令家族欢喜。杨宪益作为杨毓璋唯一的儿子，格外受宠。从小就穿着来自袁世凯馈赠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丝质黄马褂。按旧时风俗姨太太所生男丁要抱归原配扶继，于是他虽为二房所生也必称大太太为母亲，自己的母亲称“娘”。两个胞妹敏如和静如仍归为二夫人徐氏所养。
杨宪益降生五年后，杨毓璋不幸突发恶疾而逝，从此杨宪益只能靠母亲和家族的积蓄维持生计。然而“船破有帮”，殷实的家底使杨宪益十二、三岁时，可以离开家塾就读于法租界新学书院——英国教会办的新型学校。
天津新学书院，建筑现已不存
毕业后，由他的英籍老师朗曼推荐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从事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学习。此时杨氏家族虽渐趋败落，但对杨宪益的学习生活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直到大学即将毕业时，生活的窘境才有所显现。
旧时的留学生分为自费生和庚款生两类。其中自费生多以富家子弟为多也不乏一些浪荡公子。这些人喜挥霍，却荒废学业；而庚子赔款的学生，多读书用心，学习努力，却少问国事。两种状况泾渭分明。杨宪益虽属自费留学，但还算头脑清醒，在自费生里是知道努力的一族。
在伦敦预科仅仅研读了五个月，杨宪益就去参加牛津大学入学考试，而且通过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语言的笔试。由于笔试过于顺利，使面试考官认为他的考绩有些偶然，怀疑他的真实水平。于是想在面试中找一些破绽而不得，最后以名额有限为由，无端让他延期一年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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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入学期间，杨宪益借机游遍了英格兰的山山水水，尽览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的风土人情。转年入学后，学校要求学生必须住校不得走读，可杨宪益在家养成的公子做派不改，还时常散漫放荡。每晚回校时已是大门紧闭，他竟从人行道下的煤道溜回宿舍。可是如此这般并没影响到他的学习，期末考试希腊文、拉丁文又顺利通过。学习的轻松感让他开始对选读英国文学产生兴趣，希望自己在更宽的文学领域有所收获。
大学期间的杨宪益开始利用自己在私塾打下的古文功底和海外留学的外语优势，尝试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精品《离骚》，这是他第一次做古典文翻译。此时，有人以为他是为了回答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其实，他只是想在英国老师的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国文基础和中华文化的底蕴而已。
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当时杨宪益虽处异国，但仍以学生身份践行抗日主张，参选牛津大学中国学生会并当选主席后，与同在牛津读书的钱钟书、杨绛夫妇共同编辑出版报纸，宣传抗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道中落的显像愈发突出，生活排场不再如前，以至到三年级时已经很少能有家里的接济。学业末期时家里更是无力供给，他只能靠卖书度日，直至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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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杨宪益拿到了牛津大学发放的毕业证书，此时哈佛大学也递来一份聘书，希望他到那里供职。正巧国内沈从文、吴宓两位素未谋面的长者也力荐他到西南联大，担任古希腊和拉丁文教员。一面是世界名校，一面是风雨飘摇的祖国。踌躇之间，杨宪益已然选择了西南联大。
时局紧迫，彼时昆明常被敌机轰炸成一片焦土，而且随时都会再来空袭。母亲吴述仙爱子心切，不愿他到昆明临险，杨宪益则多次说服母亲没有结果，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去了陪都的中央大学。
在重庆杨宪益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于是便与相恋已久并一起回国的英国姑娘戴乃迭完婚。婚礼比较简单，但为他们证婚的是显赫有名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杨宪益与戴乃迭
爱妻戴乃迭本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孩，生于中国。父亲曾在华短期传教，七岁时随父母回英国上学。他们第一次邂逅是同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杨宪益任中国学生会主席，戴乃迭任秘书，两人一见钟情。之后，杨宪益特地根据她的英文名音译了“戴乃迭”这个美丽的中文名。从此一对伉俪相伴终生。
1943年，诗人卢前力荐杨宪益到梁实秋先生主持的国立编译馆任研究员，他欣然接受并于此又有了新的事业平台。那时的编译馆还是外译中内容为多，少有人做中译外翻译尝试。尤其中国的古代经典巨著，因博大精深更没有人敢于触及。因此，翻译与传播中国古典文化成为编译馆一项崭新的工作。梁先生比较了解杨宪益的国学基础，也知道他又精通拉丁文、英文，于是希望杨宪益能开一先河，试着译一译《资治通鉴》。杨宪益不负梁实秋先生的期望，经过努力终于完成任务。此事一时在翻译界掀起大波，传为佳话。只可惜因为战乱，《资治通鉴》的译稿不幸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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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杨宪益夫妻两人受邀到外文出版社工作后，有了新的事业平台。夫妇二人同心协力，举案齐眉，耗尽心血开始翻译《红楼梦》。后因故暂停。风雨过后夫妻二人又重新拾起，历时近三十年终于告成。这一版《红楼梦》的英文巨著，被国外高校当作教学研究的译作蓝本，也是西方文学界最认可的英译本，至今在翻译界还无人能比肩。从此，荣国府与宁国府的故事，进入了世界经典文丛之列，被更多的外国人所熟知，也被世界多家图书馆收藏。
杨宪益与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
将中国文学的顶峰之作《红楼梦》翻译并传播到海外，是迄今为止全世界的唯二成果。《红楼梦》另一版的全英译本，是由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译著。而杨宪益《红楼梦》版本的权威性体现在全篇译作的“信、达、雅”之妙。杨宪益夫妇在《红楼梦》里展现信、雅、达的精准度，与大卫·霍克斯的版本比较更显得超越。
杨宪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的成果曾经惊动新中国的高层。1953年，杨宪益当选为全国作协和文联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周恩来总理介绍杨宪益翻译的《离骚》时，毛泽东惊奇地问：“《离骚》也能够翻译呀？”显然毛主席对《离骚》的文辞风韵是了解的，也知道用英语翻《离骚》是很难准确的达意。但杨宪益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译，只要对文稿有准确的理解”。
杨宪益翻译的《离骚》英文版
多年来，生活的积累让杨宪益觉得有贤妻的帮助，没有不可翻译的经典。“只要你能读懂它们，就能把它们翻译成外文。”就是今人读来聱牙的《楚辞》，杨宪益也能照译不误。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夫唱妇随，密切合作，不仅先后翻译了有相当难度的先秦散文，而且还翻译了《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宋明平话小说选》，甚至《聊斋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等一大批古、近、现代的中文典籍。这些成果既补充了我国翻译事业的空白，也为世界汉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纵观杨宪益的文学翻译历程，耗尽半生心血，翻译出无数历史经典巨著。文革中，夫妻双双被以“间谍罪”被关押四年之久。后虽被释放，身心严重受创。但是杨宪益先生是因为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才奋不顾身地回到他热爱的土地。而今他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却从不耳会。正如王世襄先生所言，"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他曾经富贵却不虚名，身居泰斗之位又视为身外之物。所以，作为手足的杨静如也说，“我是真的崇拜哥哥。”
杨宪益一生翻译过上百部中国文学，累计1000多万字，时间从战国到先秦，从两汉到元明清，民国，以及近现代，跨度之大前所未有，获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其悲欢一生，正像他们夫妇杰出的译作《红楼梦》一样，既有极致的浪漫又有成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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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乃迭先生于1999年去世。之前，画家郁风先生为戴乃迭画了一幅肖像画，并小题有：“金色的头发变银白了，可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此言朴实无华而充满深意。爱妻去世后，杨宪益再没有翻译的新作。
在度过了没有戴乃迭的十年岁月后，杨宪益于2009年11月23日也安详的辞世，享年95岁。
至此，翻译界的一双明星陨落了，杨与戴的双蝶在飞翔中拥抱，在人间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