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回家之路
——追忆革命先驱郝汉卿
2021年09月02日
郝淑女 季会良 口述 毛树忠 整理
前二排中间为郝汉卿
郝卿，原名郝宝忠，字汉卿，1910年出生于文安县西牛家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郝汉卿家有弟、妹五人，因排行老大，乳名叫大卯。下有两个弟弟：郝宝成、郝宝信；两个妹妹叫郝粉、郝臣。
上了济南军校
郝汉卿幼年时，曾在文安辛庄天主教会小学读书，11岁那年，家乡遭受天灾，他跟随爷爷去天津逃荒，投奔到当宪兵的族兄郝宝义门下。恰巧天津警备区司令张宗昌的姨太太，想找个年纪小点的杂役跟随身边。郝宝义就把郝汉卿推荐给她。张姨太见郝汉卿长得聪明伶俐，还识字，特别喜欢，让他跟在身边听用。这给郝汉卿提供了在官场应酬的学习机会。
1925年，军阀张宗昌为了扩充势力，选派一批年轻人去济南军官学校学习。只有15岁的郝汉卿，被张姨太太特别推荐，去了济南军校。
三年后，这批军官毕业生回到天津，但是张宗昌已经死去。接替他位置的是山西军阀阎锡山。这批新毕业的军官，却对阎锡山的生活习惯不适应，也对“阎老西”不感兴趣。不久，阎锡山被调回山西老家，他要将这批人带去山西。大伙儿跟随阎老西走到石家庄时，便纷纷开了小差。
19岁的郝汉卿回到家乡，因为有军官文凭，就到文安县国民政府谋事。文安县长派他去本县孙氏镇警务局当了局长。一年后，调往胜芳镇任警务局长。
当时，胜芳镇是文安县的一个大镇，是水陆码头。谁在这个警务局长职位上当上一年，就可以发大财。可是，郝汉卿连任三年局长，家中也没有变化。后来家里人才知道，郝汉卿早在1934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年迈的老父亲仍然带着两个小儿子，去给人家扛长工做短工，过着拮据的日子。郝汉卿的父亲曾回忆自己的儿子，在胜芳镇当警察局长期间，秉公守法、清正廉洁，为卡私货与县长和绅士们多次闹得不愉快。文安县的四大乡绅之一曹梦九，怀疑郝汉卿是赤化党（共产党），经常去县长那里打小报告，因为抓不到实际把柄，县长对他也无可奈何。
营救彭真出狱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北方局遭到破坏，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彭真被捕入狱，遭受酷刑摧残。1934 年郝汉卿受党组织委派，经常借公务之便，携带药品去杨柳青监狱看望彭真，使重病在身的彭真得到治疗。并买通天津警务旧识，协助地下党组织，于1935年使彭真出狱。
此事，被天津监狱里的国民党特务察觉，怀疑郝汉卿参与放走了赤化党（共产党）的重要囚犯。为这件事，郝汉卿被抓进牢房。家人知道情况后到处求情，后来由天主教的于神父出面作保，才出了监狱。郝汉卿出狱后，天天在家中写信，两个月以后，外边来信让他去天津工作。临走时对父亲说，他已找到新的工作，等安顿好了再回来接妻子。当时郝汉卿的妻子正身怀有孕，她原想生下孩子再去天津，谁承想郝汉卿这一走，竟是永别。
妻子在郝汉卿走后不久，生下一个男孩，可惜，因出天花夭折。郝汉卿的父亲怕儿媳一个人孤独，把次子三岁的女儿郝淑女抱养给大儿媳。
从此，母女俩相依为命，期盼着郝汉卿早日回家来。
进京寻找郝汉卿
昔日胜芳东淀
1952年冬，郝汉卿的族兄郝宝善去天津看望女儿（女婿刘凤山当时在天津地委工作），他在报纸上看见北京市秘书长李公侠的名字。猜测这个李公侠是不是郝汉卿的盟弟呢？郝汉卿的盟弟李公侠，原名李成佑，天津市静海县李家弯子人。便委托刘凤山咨询，确认他就是郝汉卿的盟弟，估计从他那里会找到郝汉卿的下落。回到文安老家，郝宝善和大家商量后，同意让郝宝善去北京市找李公侠。郝宝善连去了三次，因“李公侠不在家”而被挡回来。无奈，郝宝善给李公侠写了一封信，把详情写在信里，交给工作人员。
第二天上午，郝宝善又进问事处，工作人员主动跟他打招呼。功夫不大，李公侠夫妇坐着汽车来到接待室。一见面就喊了一声“郝家兄，我来接您回家。”大家客气了几句，便上车去了李公侠家中。李公侠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当郝宝善问族兄郝汉卿的下落时，李公侠说：“当年在天津救出彭真同志之后，我就和郝汉卿分了手。”说着，他拨通了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电话，将郝汉卿失去联系的情况汇报。彭真在电话里说：“郝汉卿同志是北方局派往延安学习的第一批骨干，他到了延安干的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一直没有联系。是不是跟戴剑卿同志联系一下，他俩在延安时曾经在一起学习。”
第二天上午，李公侠安排车拉着郝宝善，去见戴剑卿。戴剑卿，原名戴元义（原籍沧州青县人）。在戴剑卿的办公室，刘澜涛、彭真也赶来会面。戴剑卿对郝宝善说：“郝汉卿同志牺牲多年了，1945年在延安开抗日将士阵亡追悼会上，我看见了郝汉卿的名字。”戴剑卿还说：“郝汉卿同志是1934年入党，是我去胜芳镇为他办的入党手续，他为党的地下活动，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干部。”彭真掉下了眼泪，说：“我在天津被抓差一点儿就病死在监狱里，多亏了郝汉卿带着人把我从监狱里救出来，他自己担当了天大的风险，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他。”
彭真和刘澜涛还找刘仁（北京市委成员）、程子华（民政部部长），了解郝汉卿牺牲的地点和时间。程子华说：郝汉卿在延安工作时叫史光，后来负责华北局工作，主要在铁道以西阜平一带活动，秘密建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彭真和刘澜涛以华北局的名义证明，追任郝汉卿为烈士。郝宝善把证明书和补充的材料带回家中，交给文安县人民政府。
县上颁发烈士证
噩耗传来，全家人悲痛不已，最悲痛的莫过于郝汉卿的妻子。郝汉卿的父亲劝她改嫁，儿媳坚持不走。郝汉卿的父亲便做主，把三儿子家一岁的儿子过继给伯母。这样一来，郝汉卿的妻子也算有儿有女了。郝汉卿的父亲又派三儿子去阜平县寻找郝汉卿的遗骨。三儿子在阜平县寻找了一个多月，走遍阜平县的每一个村庄，也没有找到。这时文安县政府给郝汉卿发了烈士证书，但是没有给烈士家人抚恤金。
1954年正月，郝宝善为抚恤金之事又去了一趟北京，找到彭真问清情况。彭真说：“中央有文件，1953年发现的烈士不给抚恤金。”后在彭真同志关照下，郝宝善在北京找到一看大门工作。三个月后，家里去信让他回家。那时候，农村还在单干，家里的麦子快熟了，让他回家割麦子。郝宝善只好回家来过麦收。临走时，彭真叮嘱：“你可千万要回来！”因为郝宝善是个有文化的人，解放前曾在文安县城里石印局工作，能写会算。郝宝善在家过完麦收，收到彭真的催他回北京书信。由于家中一再阻拦，郝宝善没有再回北京。
从那时候起，郝淑女和伯母每月收到县民政科送来的20元生活费。这点钱在当时确实是个大数字，解决了不少的困难。但是，郝的妻子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比一天消瘦，老是口干，大碗大碗的喝水。夏天郝淑女就用瓦罐到井台上提水，供伯母解渴。1956年冬，郝汉卿的妻子病逝，终年43岁。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任（丘）、文（安）、大（城）三县合一。郝淑女和爷爷的抚恤金也没有了。这一老一少的生活难以解决，70多岁的爷爷带着15岁的郝淑女，步行到百里之外的任丘县政府讨个说法，任丘县民政科的人解释说，每月的20元钱供应是北京市寄来的，北京现如今停止寄钱，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爷俩按着通讯地址，找到了北京市政府李公侠秘书长家中，才知道李公侠病逝了。他的夫人向爷俩讲：李公侠生前，为了替牺牲的战友代养老人和孩子，每月以民政局的名誉，从他个人的工资中寄出20元钱，供郝汉卿的父亲和养女补贴家用。
李公侠的妻子对郝淑女爷俩很好，带着她们去找内务部长戴剑卿。戴剑卿把郝淑女爷俩安置在中共中央优属处。当时优属处的生活条件并不好，那里的孤儿和伤残军人很多，加上国家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经费短缺确实困难很多，照顾不过来。优属处安排郝淑女在优属中学读书，爷爷住在优属处过集体生活。半年后，爷爷不适应集体生活，就要求回文安老家。爷爷走后，郝淑女一个15岁的小孩子，显得特别孤独，学习成绩下降，整天想念爷爷和家人，吃不好、睡不着。1961年冬，学校放寒假，郝淑女从北京回到文安老家中。爷爷回家后因生活不会自理，靠俩儿子来照顾，郝淑女回家后也回到了父母亲身边。
踏上寻找之路
1997年，郝淑女的姑妈孙子邹自景，在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他在一本《中国公安大事纪要》上，看到了史光（原名郝汉卿）的记录。回家后问奶奶：“为什么您娘家哥郝汉卿叫史光？”姑妈向孙子解释说：“因为姥姥家姓史，郝汉卿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为了防备敌人跟踪查找，地下党的组织人员需要经常改名换姓，来避开敌人视线。”
经一家人商量，计划再次寻找郝汉卿的下落。首先，让常年在北京做生意的表弟邹士杰和弟弟郝恩佑，寻找知情人。邹士杰和郝恩佑几经周折，找到了国家安全部。当时担任部长的是赵玉林，他在办公处接待了他们，并且提供了郝汉卿当年的老战友方林、陈叔亮、古志等人。家人和亲属们得知郝汉卿的下落很激动，一起匆匆赶到北京。先到了方林家中，方林给陈叔亮打了电话说：“你快过来吧，史光烈士的家人来找史光的下落。”时间不长，陈叔亮就来到方林家。陈叔亮坐下后问：“你们说是史光烈士的家人，有证据吗？你们谁见过史光？家中有史光的照片和遗物吗？”他俩摇摇头，表示什么也没有。停了一会儿，陈叔亮拿出一张有36个人的照片，在空中晃了晃说：“这张照片，你们谁能说出哪一位是史光来。”他俩望着这张发了黄的大合影，男女个个身着八路军军装，席地而坐，不难看出当时的生活环境十分艰苦。邹士杰接过照片看了看，递给了表弟郝恩佑，他接过照片看了一会儿，指着前二排中间高个子：“这个人就是我伯父郝汉卿。”陈叔亮连连点头说“是”。
陈叔亮说：“孩子们，以后你们要叫我陈叔叔，这些年你们为寻找亲人下落，一直锲而不舍，今后咱们共同努力，想方设法找到烈士遗骨，让他早日回家。”
方妈妈继续回忆说：1939年3月，中央指派13位同志，组成专案组到北方分局，调查“熊保国”大案，人们称这13人是中央“十三太保”。郝汉卿同志在延安正担任中央招待所所长。中央安全部专门指定他，去当北方分局交通科长。由他带队组成13人的专案组。为了保密，郝汉卿改名史光。专案组6—8月为第一期工作，主要集中处理旧案。根据上级指示，对晋察冀军区锄奸部办理的李哓初“托派案”、熊大正“国特案”，认真进行了复查。释放了错捕的好人，挽救了一大批同志。当时，北方局社会部由史光负总责，南方局社会部是潘汉年负责。曾有“南有潘汉年，北有郝汉卿”之说。
在方妈妈和陈叔叔的帮助下，郝汉卿的家人见到了已经离休、在医院养病的刘景平。他听说是史光的家人，非常热情。他说：“我认识郝汉卿同志是在延安，我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他任中央招待所所长。我们都是河北人，大家相处得非常好，1939年8月，中央派他去晋察冀社会部任职。我毕业回到平（京）西报到，一见面是郝汉卿同志，他暗示我不要叫他真名，叫他史光。这是组织秘密，才知到他是我的上级领导。”
郝汉卿牺牲经过
赵玉林部长回忆说：“北方局社会部，当年主要工作任务是，在敌后加强敌占区情报收集和及时传递，接送来往敌占区的八路军干部人员，运送军用物资，设立平（京）、津、保情报网，建立联络站。史光同志受中央指派，带人先到北平（北京）西部妙峰山，从房山、涞水、涿州等地做实地考察，经过调查研究，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站。他是最早开展交通工作的老同志。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岁月里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仍然忘我工作。
1941年9月，史光带着部分战友，去平（京）西妙峰山执行任务，在敌占区工作途中，与日寇遭遇，他们边打边退，两天三夜没吃上一口东西，终于摆脱了敌人追击，回到了平山县根据地。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听说他几天没吃东西了，同志们为他端来一盆煮玉米。饿了几天的史光同志，狼吞虎咽地吃完煮玉米就去休息，谁想到功夫不大，就闹肚子痛，越来越痛的厉害，痛得他满头大汗直在炕上翻滚。当时缺医少药、眼巴巴看着他束手无策，五天后史光同志不治而亡。他的遗体由当地抗日组织负责，埋葬在平山县坨头村。追悼会在坨头村小庙里开的，姚依林同志（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了追悼会。”史光同志的牺牲消息，传到了延安，震惊了中央和北方局全体人员。
资料显示：1940年，北方局社会部成立。许建国任部长，史光（郝汉卿）同志任交通科长、苏毅然（王安邦）任秘书主任、方林（司徒艳）担任秘书、苏育民（王重华）任干部训练班主任、林扬任调查研究室主任、殷玉昆任总务科长。后来又调阮慕韩任情报派遣科长，当时有两部专用电台，台长由张永宁担任（后由王树威担任），译电组由史建勋负责，译电员是古志（建国后曾任北京卫戍区政委）。其他一起来的同志也都安排了职务。
古志回忆说：“当年在平西开展抗日斗争，史光同志是我的老战友、老领导，当时我担任电台组译电员，跟随机关开辟抗日斗争根据地。1941年9月份，史光同志带着我们去妙峰山执行任务时，被日寇发现是主要机关，便疯狂的调部队追杀。两天三夜我们才甩掉日军，回到根据地，饥肠辘辘吃了一顿老玉米，撑破了胃口，活活儿地痛死了。这样的无名烈士，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至今连遗骨都没能找到，而家人也没有得到抚恤和照顾，真让人痛心！”
在这些好心人和郝汉卿当年老战友们的帮助指点下，郝汉卿的家人重新梳理了郝汉卿战斗过的路线图。为了寻找确凿证据，家人三次下山东，拜访当年郝汉卿的老战友、老部下，无数次上京城了解情况。收集到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宝贵材料，有了这些珍贵资料，他们再次派人去平山县寻找郝汉卿烈士的遗骨。
在平山县找到墓地
1998年4月，由郝淑女姑妈家的表弟季会良、邹士杰二人，带着证明材料和任远同志绘制的路线图，赴平山县与当地民政局联系寻找烈士遗骨，民政局让他俩到山区的各乡镇去找。
平山县东西100多公里，南北方50多公里，到处是陡峭的悬崖绝壁。在这茫茫太行山区寻找烈士遗骨，如同大海里捞针。住在山之沟的百姓，出入太行山区交通十分不便，有的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这些来自冀中大平原的“寻亲”人，都是从没有见过大山的人，初进了深山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他俩商量决定先沿着有公共汽车的地方找。首先乘车去西柏坡，在半路上他们和司机闲谈，司机说，你们这是往北走呢，如果不是遇上我，你们会越找越远。北坨头村很小，知道的人不多，我曾去过那个村，你们赶紧下车返回平山县，再去小觉镇打听。就这样二人到了小觉镇，步行到了卸甲河，有位老人告诉他们，卸甲河当年住的是八路军工程部，司令部住在北坨头村。
坨头村离卸甲河有15多公里路，全是羊肠小山道，狼很多。为了安全起见，花了20元钱让老人给找了个向导领路。下午两点多大家赶到了前坨头村，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在家门口坐着，山里人平时很少见人，看着他们像是山外人，就站起来打招呼。当他们打听去北坨头村时，老人问找谁？为了少出差错，他们说找当年的晋察冀边区司令部。老人问调查什么？他们说是来寻找烈士遗骨。老人问：“烈士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史光。老人说：“这里没有史光。”老人又问：“你们是哪里人？”回答：“是文安县人。”这时老人思索了一会儿说：“你们找的不是史光，是郝汉卿。这里埋着一个大干部，他叫郝汉卿，河北文安县人。”老人说的完全吻合要找的烈士，家人激动万分，向老人解释史光和郝汉卿就是一个人，我们是郝汉卿的家人。并追问老人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老人激动地说：“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呀！我要是不在了，你们就再也找不到他了。老天爷有眼啊，终于让我等到他的家人来了，郝汉卿同志，你可以回家了……”老人叹息着摆摆手,声泪俱下！
老人叫刘自忠，时年79岁，小觉镇离休干部，抗战时期曾担任前坨头村的民兵队长。1939年6月，一支八路军队伍驻扎在前坨头村。其中有一个大个子干部和警卫人员，住在刘自忠家的前邻孙老汉家的东厢房内。大个子干部经常带着电台、卫兵出去执行任务。后来才知道这个大个子干部叫郝汉卿，司令部就设在孙老汉家。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就在这年9月，郝汉卿又带人去北平山区开辟新根据地，返回前坨头村后病死在老孙家东厢房内。当地抗日政府通知刘自忠，去安排一口七尺长的杨木棺材。并在北坨头村小庙里开的追悼会，然后由部队人员埋葬在南山坡的山凹里，和郝汉卿一起埋葬的还有三大包东西。在坟头上插了个三角牌，上写着：河北文安县郝汉卿现年32岁。那一天，南北坨头村全山戒严，老百姓不让出门。刘自忠因为是村干部，参加了追悼会和送葬。除部队人员外，刘自忠是地方唯一参加送葬的人。后来日本侵略军搞“铁壁合围”“五一大扫荡”，当地抗日武装怕烈士墓遭受破坏，把坟墓标记撤掉，再也没有建立。只有刘自忠知道准确位置，再晚几年来找，老人家如果不在了，恐怕没有知情人了。
第二天上午，刘自忠的儿子带着季会良、邹士杰表弟二人去南山坡寻找，转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只好回到家中，三个人轮换背着刘自忠老人上山去，才找到准确位置。
为寻找郝汉卿烈士遗骨，家人和亲友共寻找了50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