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最特立独行的省份之一，河北省的独特不仅体现在同时挨着两个直辖市，更在于省会的东徙西迁。
从1913年到1968年，短短55年时间，河北省省会搬迁了11次之多，如果算上抗战时期建立的流亡政府，河北省会则是真正的四海为家，这种居无定所的局面直到1968年省会迁到石家庄方告结束。
自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决定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平开始，北平行都司更名为大宁都司并迁驻保定，保定开始作为直隶首府，负责拱卫京师。1659年，清朝顺治皇帝正式设立直隶省，巡抚驻大名府。1669年，康熙皇帝将直隶巡抚移驻保定府，保定再度成为直隶首府。
清朝晚期开始，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特别是天津开埠后，出于保卫北京的需要，从1870年开始，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办公地点夏在天津，冬在保定，一直延续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清朝灭亡后，河北省省会也开始了漂泊不定的历程，从1913年开始，河北省省会先后迁到北平、天津、保定、邢台、陕西西安等地。1966年，因美国侵略越南，加上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周边形势越发严峻，为响应“备战、备荒”的指示，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从天津迁回保定，这是保定最后一次作为河北省省会，随后在1968年迁到石家庄。
那么，河北省省会为何会最终定在石家庄？为何保定最终会与省会失之交臂呢？静夜史认为有以下原因：
1、无奈的政治运动
1966年河北省省会从天津市迁回保定，是出于“备战、备荒”的考虑，而从保定市迁到石家庄，则完全是因为政治运动的无奈。
作为离首都最近的省会城市，保定的政治运动也是最激烈的，因为造反派的疯狂夺权，河北省各机关纷纷沦陷，陷入了无政府的危险状态。而随着愈演愈烈的派系斗争，以及残酷的武斗轮番上演，保定成了政治运动的重灾区。
保定的武斗，因为各自都有军队的支持而显得异常惨烈，刚刚从天津迁回来的省委省政府机关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但无济于事。
1968年1月，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认为石家庄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建议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至石家庄市。
1968年1月30日，省机关开始向保定迁移。2月3日，石家庄正式成为河北省的新省会。
2、难改的好高骛远
一直以来，虽然保定历史底蕴深厚，政治地位崇高，但经济始终相对滞后。这种局面在小农经济时代没什么，但随着近代化的推动、工业化的进行而显得越来越尴尬。
一般而言，省会作为一省政治和文化中心，也应该是引领全省的经济中心，所以自建国以来，河北省领导就一直在河北省内寻求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作为河北省经济的龙头。
不过因为北京和天津的分立，加上历史上河北省被各方势力蹂躏的尴尬现实，河北省各地市整体经济始终较为滞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北省请求将直辖多年的天津市作为河北省省会并获得批准，于是1958年，天津市被降为河北省辖市，成为河北省省会。
但天津市始终难以和河北省兼容，加上国际形势突变，河北省省会不得不再度迁回保定。
1968年河北省从保定迁到石家庄，固然有政治运动的直接原因，但更多的还是经济优先的无奈选择，虽然石家庄位置偏南，但贵在有一定工业基础，且是铁路交通枢纽，在经济实力上是略强于保定的。
但石家庄终归还是不够理想，于是在1968年之后又有了“留石”和“回保”的争论，直到1971年3月总理批示河北省省会不宜再迁，省会地位遂最终确定下来。
3、尴尬的地理区位
从河北省整体来看，居于地理中心位置的保定无疑是最适合的省会，但因为北京和天津的存在，石家庄反而比保定更加适合。
抛开距离太行山更近的备战需要，石家庄相比于保定最大的优势在于距离京津尤其是北京有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也是石家庄赖以发展的战略空间。
古今中外，但凡城市发展，必定需要一定面积的经济腹地，且经济腹地面积与城市等级成正比。
而我国北方城市相比于其他城市而言有着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在不适合孕育特大城市的背景下，必须依靠行政权力，为城市发展吸纳更多的资源，最典型的莫过于首都北京。
所以在北京崛起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大的空吸作用，无论资本还是人才必然向北京集中，这使得周边地区的发展陷入极大的困境中，“环京贫困带”从侧面说明了这一模式的巨大作用。
所以，只要保定的政治地位低于北京，即便作为河北省省会，也必然面临着被北京空吸的尴尬境地，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只要保定的资本和人才被北京空吸，保定的经济就不可能崛起。
那么从全省经济的全局出发，即便没有1968年政治运动的影响，河北省省会也必然要远离保定，这是河北省省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所以，河北省省会最终落户石家庄，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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