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10年前的今天，武昌新军发难，义旗一举，全国响应，从而结束了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近代以来开风气之先的天津，此时已崛起为中国的北方重镇，首都门户，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孙中山此前两次派廖仲恺来天津进行秘密活动，许多从日本过来的留学生在天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革命党人的革命组织接连成立。天津的趋势如何，举足轻重。武昌起义后，胡鄂公被湖北军政府派到天津，谋划北京、天津、保定、滦州等地起义步骤。崛兴的革命力量面临着重大任务是，支援南方斗争，扩大革命声势，向封建王朝展开一场犁庭扫穴的斗争！
在共和会、铁血会、光复会等纷纷出现的革命团体中，共和会的成效最显著。这个以北洋法政学堂和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以李大钊的史地老师白雅雨（1868--1912，名毓崑，号雅雨）为会长，组织红十字会为掩护，鼓吹革命，组织起义。白雅雨以学校为阵地，寓爱国思想于地理教学之中，激发学生起来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培育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爱国革命青年。其中，白雅雨给予李大钊的影响最大亦最深远。白雅雨发动滦州起义失败被捕，从容写下绝命诗：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
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
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
▲李大钊（左图）白雅雨（右图）
1936年颁布国民政府令对滦州起义予以高度评价：“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同时，追授白雅雨为上将。白雅雨殉难后，李大钊痛悼不已。在他探索救国和革命的道路过程中多次提及白雅雨，可见影响至深。
昨天上午10时，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透过历史的烟尘，时间拨回到民国初年。110年前，来看京畿天津城的风起云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军政府挂起象征十八省团结一致的十八星军旗。
铭记
风雨不老辛亥年
110年前的今天，辛亥年阴历八月十九，即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两天后，天津市面出现了提取银元的风潮，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0月27日，天津商务总会、北洋商学公会联名紧急致电农工商部，恳请筹款接济，并称“否则十日后大局不堪设想”。
10月16日，日军四艘水雷艇率先驶入海河，以至于清廷当局在第二天宣布戒严。
10月29日，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在滦州实行“兵谏”，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文给清廷，提出包括起草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实行宪政在内的政治改革的十二条纲领。第二天，《大公报》全文刊载，惊慌失措的衙署局所官眷纷纷逃往租界，时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发布严厉的公告加以制止。
不久后，天津共和会、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北方革命协会等相继成立；在南方的清廷官员及眷属来津避战火的同时，革命党人胡鄂公、王钟声等也来到了天津……
革命团体涌现，兵谏、起义、暗杀接踵而至，一时间，地处京畿的天津城，被一种山雨欲来的气势所笼罩。
这里不是武昌，不是北京，却一样风起云涌。
▲辛亥革命期间，晚清官员们骑马逃离天津
铭记
辛亥革命时期天津的革命活动
“说起辛亥革命，天津不可不提！”天津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北方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革命势力甚为活跃，一度成为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张绍祖介绍，辛亥革命活动遗址包括北洋女师学堂、中山公园、天津北站、广东会馆等。
1911年11月10日，天津新学书院内，一场千余人出席的大会按计划召开由白雅雨、胡宪等人发起组织的天津红十字会成立了。
白雅雨，1908年接受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之聘，携家到天津。从求学时起，白雅雨就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并加入了同盟会，在天津执教期间，其民主思想对他的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就包括李大钊。
自武昌起义爆发后，白雅雨一直主张在京津一带发动起义，以响应和支援南方的革命党人。会址设在河北官立第一蒙养院内的红十字会，实际上是他宣传革命的阵地。
▲天津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队员
红十字会成立不久后，白雅雨、胡宪、凌钺等人又创办了天津共和会(又称北方共和会)，白雅雨任会长。共和会成员主要是白雅雨曾任教的北洋法政学堂和北洋女师范学堂师生，以及京津一带的革命党人，机关设在法租界梨栈生昌酒店。该组织一方面联络天津附近的民团，一方面策动驻防北京的清朝新军第20镇在滦州起义。
共和会之后，光复会、急进会、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等团体也纷纷涌现。
同年11月30日，革命党人在老西开吉祥里9号集会，组成了津军司令部，孙谏声任司令，陈之骥任参谋部长。转天，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在天津成立，汪精卫任支部长，彭家珍任军事部长，办事处设在西开织布局。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12月14日，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成立，参加者有同盟会、铁血会、振武堂、克复堂、急进会、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女子革命同盟等团体，鄂军政府全权代表胡鄂公任会长，孙谏声任副会长。会议还通过了《北方革命协会简章》，声称协会“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策动北方地区反清起义为任务。至此，天津各革命团体实现了大规模联合，并于12月30日在生昌酒店开会，讨论在滦州起义的事宜。
各革命团体的涌现为天津日后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人才支持，与此同时，各革命团体的机关报为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提供了舆论支持。1911年12月20日，天津最早宣传民主革命的报纸《民意报》和《国风日报》同时创刊，前者为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机关报，负责人赵铁桥，宗旨是“传布民党意见，铸成共和”，后者的宗旨是“鼓吹共和”。两报馆址均设在法租界内。
各革命团体成为了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中坚力量，当时，另有同盟会会员、戏剧家王钟声借戏曲宣传革命思想。自1909年起，王钟声多次率团来津，先后在南市同乐茶园等场所演出《黑奴吁天录》《秋瑾》《徐锡麟》等剧目，产生了广泛影响。1911年12月，身为原沪军都督府参谋的王钟声奉派来天津，联络伶人谋求起义，因计划泄露，在奥租界于家大院刘子良宅被捕，次日，从容就义。
辛亥年的天津，俨然是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
铭记
辛亥革命中的三次起义
辛亥革命期间的天津城，虽未见大规模的起义，但任丘起义、滦州起义和天津起义的总指挥部，都在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北方重镇里。
1911年12月2日，天津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胡鄂公寓所)，北方革命党人聚集于此，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代表二十余人一致同意加入中国同盟会，指挥任丘起义的耿世昌也在与会者之列。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耿世昌被任命为任丘起义总指挥。12月9日，耿世昌又参加了革命党人在保定举行的一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在12月18日发动任丘起义的计划。但因叛徒出卖，任丘起义最终被已经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镇压，耿世昌被害。
任丘起义的失败，并未能阻止革命党人策动滦州起义的决心。早在武昌起义之前，混入清军高层的同盟会成员、新军第6镇统制吴禄贞，就曾联络第20镇统制张绍曾，想在秋操(秋季操练)时发动滦州起义，但因武昌起义爆发，秋操被取消，清廷令新军各部返回驻地。就在这时，张绍曾发动了本文开篇说到的“兵谏”。
北方革命协会在12月30日举行的会议上，决定派孙谏声、白雅雨、熊朝霖、陈涛等10余人分批前往滦州，参与组织领导起义事宜。当时，张绍曾已被调离，第20镇新任统制潘矩楹将军队分散驻防，滦州仅留第七十九标三营，管带为施从云、王金铭和张建功。
在白雅雨等人的努力下，王金铭、施从云等均积极与其谋划起义事宜，但因计划不密被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得知。设若滦州起义，首先会威胁天津，王怀庆当即电告袁世凯。袁世凯一方面令王怀庆进行安抚，一方面调兵镇压。
由于事态紧急，起义军于1912年1月2日提前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雅雨为参谋长。起义军召开誓师大会，通电全国，声讨清廷，并向京津进军。
1月4日，正当起义军准备进攻天津之际，忽然发现滦州城门紧闭，原来，张建功与王怀庆勾结，早已叛变！经过与清军激战，起义军损失惨重，但仍坚持与清军对峙。随后，王怀庆以停火议和为名，诱杀王金铭、施从云，后又捕获准备返回天津继续组织起义的白雅雨。滦州起义失败，天津的革命党人受到重创。
但是，北方革命协会并未放弃在天津策动起义的计划。1月27日，北方革命协会在老西开召开紧急会议，北方各革命团体派代表参加。胡鄂公传达了孙中山“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的指示，商讨武装起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由胡鄂公出任总司令，并制定了天津起义方案和各地响应步骤，决定兵分9路，于1月29日12时发动起义，攻占督署之后，则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
随后，北方革命协会开始准备起义的旗帜、胸章以及布告等，并给各路义军分发了枪械弹药。
按照事先安排，天津起义时，同情革命的日本人谷村和翻译王一民负责燃放信号炮，但是，两人在执行任务前喝了酒，然后才去总督衙门附近的一家木厂内潜伏等待时间。因为邻院的时钟误打了12下，谷村又看错了夜光表的长短针，王一民提前两小时点燃了信号炮，且因点火时不慎，居然将谷村当场炸死。
更为可悲的是，看到信号炮的各路义军来不及准备妥当，被迫提前行动。第一路司令姜赐卿临时集合120余人，集中力量攻打总督府，遭到守军顽强抵抗，后陷入援军的包围中。其他各路军均出师不利，牺牲多人后，天津起义宣告失败。
失败、流血、牺牲，所有这一切都没能使革命党人放弃起义，胡鄂公命令革命同志由遵化、玉田、丰润、迁安、静海等地集合武装力量，分批来到天津，准备重整旗鼓，由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筹划新的起义方案。
但与此同时，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和谈进入了最后阶段。南方革命党人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胁迫清帝退位，革命党人就选举其为大总统。
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7日，胡鄂公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开会，决定解散北方革命协会、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所属之各地总司令部、总指挥部以及各革命团体。
不久，汪精卫奉袁世凯之命，携款来津，将同盟会之外各革命团体的成员，全部资遣回籍。
铭记
辛亥天津暗杀团
在起义行动进行的同时，革命党人也策划了几次暗杀行动，以求通过清除重要人物，给清廷以沉重打击。
1911年末，为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行动，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以薛成华为团长的天津暗杀团，展开了一系列破坏性活动。1911年12月20日，革命党人在天津英租界成立天津暗杀团时，被推举为团长的薛成华还不到20岁。他原是保定盲哑学校的教师，加入共和会后，一直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
1912年1月26日11点，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薛成华与尹渔村、樊少轩、周希文、张在田等几位同志在此施行暗杀张怀芝的计划，薛成华被捕后牺牲。
时任探访局提调的张克家布下侦探，打听革命党人的行踪，以便进行镇压。当时直隶探访局正是暗杀团的打击首选，曾遭两枚炸弹的袭击，一枚掷于探访局左边废县署中，另一枚掷于局的后夹道，这次暗杀行动，吓坏了探访局的警察。当时天津巡警分为南段、北段，曾有密报暗杀团将在法租界秘密集会，于是探访局立即让北段巡警局总办段芝贵到局研究对策，一时间警方风声鹤唳，如临大敌。警察刚跑到法租界，又闻暗杀团在日租界庆丰园云集，立即撤退。刚赶到日租界，北运河的铁桥炸弹轰鸣。待警察赶到铁桥，暗杀团已不见踪影，而“巡察挤之多入于河”。不久，鼓楼西出现爆炸声，警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对方声东击西。这次暗杀团的行动，使警方受到重创，“谍报彼出，发一百五十人，归者三十七人耳，此炸弹最激烈者也”。
暗杀团的行动震惊津门，警察人人自危。后来，清廷退位，革命成功，天津警察厅搜集上来的炸弹达三百余枚。
在整理薛成华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他在暗杀张怀芝以前所作的绝笔诗：“男儿死亦果何悲，断体焚身任所为，寄语同志须努力，功成早建荡夷碑。”革命党人王葆真为薛成华写了一副挽联：“让盲者见光明，教哑子能语言，舍己成仁，一方慈悲善士；炸民贼于下车，痛神奸之窃国，粉身取义，千载革命英雄。”
在天津暗杀团刺杀张怀芝的同一天，京津同盟会暗杀部部长彭家珍也从天津赶往北京，刺杀保皇党头子、清廷重臣良弼。
进京后，彭家珍托人将现金、账簿、衣物、书信等带去天津，交给《民意报》的赵铁桥。转天晚上，一声巨响之后，彭家珍袭击得手，自己当场身亡，两天后，被炸成重伤的良弼不治死去。
在彭家珍托人送给赵铁桥的行李中，有一封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无论成功与否，其为“共和”而死的决心与勇气，都给濒死的帝国拥护者以极大的震慑，尤其良弼死后，无人再敢劝阻清帝退位。
薛成华、彭家珍，连同王钟声、白雅雨等，是为“共和”牺牲后被史书所载者。辛亥年，在天增里、老西开吉祥里、南市同乐茶园等地，革命的布道者奔走呼号；在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法政学堂、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革命思想遍地开花；直隶总督府门口，革命的追随者抛头颅洒热血……在天津这个北方重镇里，一定还有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等待后人挖掘、缅怀。
▲早年的中山公园劝业会场
铭记
孙中山先生三次到天津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生涯与天津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于1894年、1912年和1924年三次来津活动。天津的中山公园、广东会馆等地曾经激荡着他宣传民主革命的声音。
1894年，初临津门改良梦碎
年轻时的孙中山
1894年6月，孙中山怀着爱国救民的一腔热血，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时年28岁的孙中山带着洋洋数千字的《上李鸿章书》到天津，提出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经过充分准备并寄以极大希望的。由于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出将入相声名日盛,担任直隶总督这一要职长达20余年之久。同时,他兼理外交、兴办洋务,又与外国人接触颇繁,位尊权大驰名中外。李鸿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确实很高。孙中山当时也认为李的“勋名功业”一时无双,“任寄股脓”位高望重。此外，李鸿章还是孙中山肄业的香港西医书院赞助人,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是孙中山同乡友好郑藻如、郑观应的顶头上司。
为了写好这篇长达七、八千字的鸿文,孙中山回到翠亨村闭门谢客,历时十余天完成初稿。然后请陈少白进行初次“修订”,到上海后复由王韬润色定稿。临去天津前,郑观应及王韬分别为孙中山写信给李鸿章所信赖的盛宣怀和慕友罗丰禄等人,竭力加以推荐。可是,孙巾山虽然不惮关山修阻前往天津,并对此次上书作了充分准备并寄予极大的期望,然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书上后,鸿章虽甚赞许”，但因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军书旁午”，无暇考虑这些和平时期的改革建议，仅答复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深感失望,“闷闷不乐”回到上海。
转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丧师失地的耻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而李鸿章也因战败而被革,成为朝野皆曰“可杀”的民族罪人。于是,孙中山乃“益知和平改革万不可能”，他在1897年3月出版的《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写道：“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来请求任命，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
在向李鸿章上书未果后，孙中山离津转道上海赴檀香山。在1894年11月24日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孙中山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从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同时，孙中山也完成了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伟大转变。而这个思想转变，与他在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件有着直接关系。
可以说，天津之行标志着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开始。此后，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旧时的皇宫飘起了共和的旗帜。
1912年 再临津门演说救国
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遭到帝国主义在外交上拒绝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威胁恫吓。袁世凯则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和谈的两面手法，逼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当大总统。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北上赴京，此次赴京的目的是与袁世凯一起共商国家大计和参加同年八月下旬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合并组成的国民党成立大会，路经天津，小作逗留。九月间，赴直隶、山西、山东各地考察时，又曾多次来津，这是他的第二次天津之行。
8月23日下午5时，孙中山抵达天津。当时各界代表、军乐队齐集招商局码头（今营口道东头）恭迎。北京代表梁士诒、直隶都督张锡銮、同盟会代表张继等上船渴见孙中山。军乐队奏欢迎歌，警察行举枪礼。孙中山登岸后即乘车赴利顺德饭店。说起利顺德，与孙中山先生可谓有不解之缘，不仅此次孙中山来津下榻于此，在1924年那次来津后也曾在这里小住。如今利顺德的288号孙中山套房，还依稀保留着旧日的氛围，除去四柱英式木床和仿古电话，客厅陈列的一张八人会议桌是孙中山当年用过的旧物。
8月24日，孙中山赴中山公园发表演说，阐述了自己的爱国救国纲领，这一天，他还来到天津城厢的广东会馆，在这里寄语同盟会会员为中华的崛起而奋争。
1912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中国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中曾记述这次北上活动:“游踪所至，西北及张家口，西达太原，并历山海关与济南，无处不发现人民有同样之态度，即对于新事业之同情的感觉，与对于强大统一之中国的希望。”从而使他感到“自此次游历北地，与北方人士接触，余益信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之一等强国”。
第二次天津之行也使孙中山完成了又一次思想转变，清醒地认识到了袁世凯“伪共和”的面目。此后，孙中山领导了讨袁战争，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完成了国共合作。他提出的联共、联俄、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
1924年，三莅天津日夜操劳
孙中山与宋庆龄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推翻了曹锟的北京贿选政府。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谈建国大计。孙中山按照既定的对内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用以消除军阀割据，争取民族独立，达到国内安定和平的政治目的之方针，毅然决定北上。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与宋庆龄乘永丰舰抵达天津美昌码头（今营口道靠海河处），他第三次踏上了天津的土地。
孙中山决定北上后，许世英对孙中山在天津的下榻之处几经挑选，最后选定张园，并亲去洽谈借居之事。张园是张彪的住宅。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作为湖北提督、第八镇统制的张彪，无力也无法阻挡迅猛的革命浪潮，在退隐津门期间，张彪投资实业，用赚来的钱在日租界购置土地，于1915年至1916年间在宫岛街（今鞍山道59号）建了一栋三层豪华楼房，为西洋古典风格，命名为“平远楼”。因为园主人姓张，人们称之为“张园”。
4日下午，孙中山偕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十余位随员赴曹家花园访晤张作霖。当晚，孙中山入住张园。孙中山回到张园后，觉肝气发痛，即请德国医生施密特诊视。据诊断是因旅途劳顿，食物不消，以致胃痛，肝部因之而肿，须静养。其实孙中山此时已患肝癌。
在天津，孙中山和张作霖进行两次会谈。但因二人政治理念存在巨大差异，孙中山未得到昔日盟友张作霖的配合与支持，双方的合作也止步于军事反直，未能向前发展，中国失去了一次和平统一的机会。1957年，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写道：“假如总理不死，我父亲能同协作，中华民国史须另辟一页，亦未可知？因而止笔三叹焉！”
孙中山这次来津也留下许多趣闻。孙中山入居张园后，他的音容笑貌、起居行止引起了多方的注目，也引起了张园主人张彪的幼子张学毅的好奇心。一天早上，中山先生正在园里散步，听到树林丛后有悉悉的声音，发现有人在那里走动、窥探。“孙氏问左右，才知道是园主张彪的幼子12岁的学毅。于是孙中山召他来，和他闲谈。问他的名字、年岁和在哪里上学、读书等。问他为什么不来这里，只扒头看。学毅初笑而不答，直到再三的追问，他才说:‘听说有位革命头子住在这里。并且，说他是一青面獠牙、龇牙咧嘴的人!’孙中山笑着问:‘你看，是那样子吗?’……他摇了摇头，笑了。原来是一位十分祥和、和蔼可亲的老人。后来宋庆龄也看到学毅，同他在一起照相，冲洗后还送给他，留作纪念。
在津期间，孙中山的病情逐渐加重。当时他虽然已是肝癌的晚期患者，但为了消除军阀混战、废除不平等条约，达到和平、统一、救国之目的，仍是日夜操劳，仅以大元帅名义在张园给部下发出的指令、训令等就有118件；在张园接待的各界代表，见诸报端的就有68人；并在张园发出了长文《孙中山抵津后之宣言》，草拟了建国意见25条。
1924年12月31日上午10时许，雪后气寒。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其诸随员由张园起身至天津东站乘专车入京。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北上时在天津张园行馆门前留影
至此，孙中山先生与天津永别。
结语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是辛亥革命者们的梦想。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今天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已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海内外中华儿女，正把握历史机遇，担当历史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编辑 | 霍然
综合 | 天津广播、人民日报、中山日报、羊城晚报、今晚报、新华网、北方网、大公报、新华视点、天津记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