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吧，八里桥之战并非僧格林沁非要选择这里与英法联军开战，也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清军骑兵要利用这里开阔的地形。
真实的情况是，僧格林沁负责的天津海岸炮台防线沦陷，他在皇帝的威慑下，于通州阻击英法联军。
而且，僧格林沁选择的可不是啥开阔地，他为了挡住洋人花了极大的心血，知道洋人火器厉害，还修筑了大量的壕沟、掩体，借用周围的植被藏兵和掩盖阵地。
但面对一条宽阔要道上硬阵而攻的英法联军，僧格林沁无论做出何种努力，最后都无法获得胜利。
这段历史咱们可以从头简单地过一过，看明白就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1956年，英法两国对清朝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矛头直指天津大沽口炮台。洋人的思路很明确，从这里的港口登陆，然后直逼北京，让清王朝就范。
1858年，大沽口炮台沦陷，清政府遂与英、法、美、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举国上下都以能跟洋人讲和，消解一场泼天大祸庆幸，唯有僧格林沁站出来唱反调，他认为洋人远道而来必不可久战，不如以举国之力破之，签个鬼的卖国条约！今天怂了，明天他们再来怎么办？
但清廷置若罔闻，满朝堂都是鸽派在鼓吹安抚洋人，膝盖生了根。
不过，在见识到天津的满目疮痍以后，清政府还是觉得僧王有些话说得对，“明天他们再来怎么办”？
嗯嗯，既然僧王如此莽冲，那就让他去守天津吧！于是咸丰帝遂一封圣旨，将僧格林沁派去了天津，督办一应防务，镇守京东。
僧格林沁去了天津后，干得非常的卖力，一刻不停地修炮台、购大炮，增强各处堡垒防御和调整兵员。
他知道，洋人根本没走远，大清现在还麻烦得很呢。
果不其然，过了没多久，1859年6月洋人又打了回来，他们借口要进北京“换约”未成，再次对天津展开狂轰滥炸，把大沽口打得一片火海。
不得不说僧格林沁的准备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大沽口的炮台奋勇还击，打沉洋人军舰3艘，共击伤击沉10艘，毙伤敌军464人，虽然提督史荣椿赔上了一条命，但也将英军舰队司令贺布重伤。
尽管炮台给力，但天津最终还是沦陷了，英法联军在1860年上岸，再次威逼北京，吓得咸丰皇帝压根不敢留在紫禁城里，脚底抹油躲到了承德。
皇帝匿了，那我大清自然得有人顶缸，那么触怒了洋人又喜欢打仗的僧格林沁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很快，又是一封圣旨，将刚刚从天津逃到通州的僧格林沁削职，拔去顶戴花翎，命其死守通州，以防洋人杀入北京城。
于是，这就出现了僧格林沁在通州八里河对抗英法联军的情景。八里桥这里可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是交通枢纽，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石桥修建在水面上了。
已经初步认识到洋人厉害的僧格林沁，并不是愚蠢的非要选择开阔地与联军对战，他压根就是个防守的，必须守住通州，根本没有战场的选择权利。
八里桥是通州的必经之路，这里基本已经属于京城的根脚了，离北京只有三十里地，交通非常发达。所以，僧格林沁能想到借用周围的密林，以及挖壕沟、筑土垒，已经说不出啥毛病了。
英法联军来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他们也有骑兵，还带了炮兵，又是有目的而来，清军只能勉强分成三路，层层阻击。英法联军也分成了三路，对八里桥发动了狂攻。
也就是说八里桥其实是清军守，英法联军攻。之所以出现了清军进攻的场面，是因为僧格林沁定下了以攻代守的决策，否则只能任人用火枪和大炮轰杀，倒不如利用人数优势，在较为狭小的地方突入敌阵，混战破敌。
但僧格林沁的部队尽管作战勇敢，却与对方差了一个时代，双方在八里桥打了一场类似77事变时，国军与日本鬼子打的卢沟桥之战。（实际上八里桥与卢沟桥也是齐名的）
僧格林沁当然也不是死守，他指挥了部分兵力企图从别的方向穿插分割对手，但由于守桥的胜保部在桥面遭遇大量火力袭击，死伤惨重，连胜宝自己也重伤倒下，让僧格林沁的夹击之计完全被搅黄了。
最后，无奈的僧格林沁只能转而放过法军，再去袭击英军，当所有的战斗都失去意义以后，他只能撤退。
实际上，八里桥并不应该被视作一场愚蠢的战争，清朝军人用胸膛顽强地迎上了帝国主义的先进枪炮，他们被参战的联军将领描述为“炮弹炸在石桥上的碎片将他们成片的击倒，死神一刻也没有停歇，但那些勇敢的斗士仍然寸步不退”。蒙古骑兵更是被称作“灰烬中的重生的不死者”，他们顶着大炮的霰弹前赴后继。
但凡我们的国家当时再强大一点点，也许这些勇士就会赢得一场大胜。
真实的历史着着实实地体现出当年我们民族的无奈，胸膛不能挡住子弹，旧时代的战术和军队战胜不了更先进的敌人。但至少僧格林沁的部队展现了一次狭路相逢间的亮剑精神，尽管他们没有胜利，却远比后世那些见敌必怂，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外敌的软蛋脓包要强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