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天津刚刚解放，罗荣桓就找到时任军管会科长的江枫，秘密交给了他一个极其重要的抓捕任务，在部署任务时，罗荣桓严肃地说道：“此人罪孽深重，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2天之后的凌晨，江枫带着十几位真枪实弹的战士来到天津河北区的一家药材铺门口，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过程中没有人敢说话，也没有人敢放松警惕。1个多小时后，药材铺的侧门突然打开，一个獐头鼠目的中年人走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江枫大喊一声：“行动！”战士们一窝蜂地涌了上去，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名男子按倒在地。
这位中年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住了，怔了一会儿后才开始挣扎，一边扑打还一边大喊：“你们是什么人？抓我干什么？我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药材商人！”江枫走上前去，对着地上的这个人厉声说道：“别乱动！再动就马上毙了你！”
这名药材商人很快被押到了天津军管会的看守所，江枫亲自进行审问，被捕人很快开始交代：“我承认，我主动交待。我叫罗镇，是国民党天津站的少将组长，受戴笠的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伺机破坏。可是我没干过什么坏事，加入国民党也是迫不得已，求求你们就放过我吧，从今往后我一定痛改前非…”
很明显，他交待的内容并不是江枫想得到的，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江枫就大声喝道：“我劝你别再装了，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罗荣桓司令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这个毫无人性的叛徒！”
这名国民党少将本以为自己主动交代，便可以蒙混过关，可当他听到“罗荣桓”这个名字后，顿时吓得浑身瘫软，随后心如死灰地说道：“我就是邢仁甫。”
江枫很快将邢仁甫被捕的消息汇报给了上级，罗荣桓司令得知后，恶狠狠地说道：“报仇的时候到了，该和他算算账了！”
邢仁甫是何许人也？他到底犯过哪些不可饶恕的罪孽？罗荣桓司令为何对他如此痛恨？他最后又得到了怎样的结局？这一切的疑问都要从他1929年入党开始说起，今天博哥就带大家还原邢仁甫罪恶的一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给博览历史点点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又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贪图享乐，枪杀战友
邢仁甫19岁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头脑灵活、做事认真，一直备受罗荣桓的赏识。1941年，山东军区成立6个独立军分区，邢仁甫被任命为冀鲁边军区司令，而其他军分区的司令像许世友、王建安以及杨国夫等人都是战功赫赫的老革命，而邢仁甫正式参加革命才4年，如今却能和这些老红军将领平起平坐，足以看出来罗荣桓对他的赏识。
随着职务越来越高，邢仁甫的“山大王”思想逐渐暴露了出来，他渐渐把组织纪律抛到脑后，整日追求吃喝享乐，甚至把自己当成冀鲁边根据地的“土皇帝”。不仅整日沉溺享乐，甚至连日寇的侵扰都不管不顾。
当时的部队正处于极为艰苦的阶段，战士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甚至不少部队每天只能喝两顿稀饭。可邢仁甫作为司令员，非但不跟战士们同甘共苦，还消极避战。不顾组织纪律，整天在司令部内花天酒地，私自纳妾、侵吞公款、明目张胆地收受贿赂，他的这些行为不仅导致军心涣散，更是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邢仁甫的堕落行为很快被传到了我党领导的耳朵里，罗荣桓得知后大为光火，当即发电报把邢仁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为了对他进行监督，罗荣桓还将老革命党员黄骅派到冀鲁边军区担任副司令，希望能够约束邢仁甫的过分行为。
黄骅上任之后，不仅狠抓部队的纪律，还经常强调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一时间，部队的士气有了很大的提高。除此之外，黄骅还多次对邢仁甫进行劝导，可邢仁甫非但不领情，反而逐渐对黄骅产生了不满和抵制情绪，甚至还企图将黄骅赶出自己的“独立王国”。
1943年3月，为了对邢仁甫进行更彻底的教育，党组织命令邢仁甫前往延安进行学习，让黄骅暂时代理冀鲁边军区司令。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条命令竟让邢仁甫生出了歹心。
当得知组织要让黄骅暂代冀鲁边军区司令一职后，邢仁甫误以为组织要夺他的权，所以便决定杀害黄骅等人，可如果他亲自动手，必将失了军心，而且还会遭到组织的重处，此时邢仁甫突然想到了一个合适人选，他就是冯冠魁。
冯冠魁曾经是冀鲁边区的土匪头子，后来无路可走选择投奔邢仁甫。当时很多军区领导都反对邢仁甫收留冯冠魁，可邢仁甫却一意孤行地收留了冯冠魁，还让他当上了手枪队的队长。
1943年6月的最后一天，黄烨和军区的其他领导正在开会，一个叫周云洪士兵以送文件的名义走了进来，正当所有人感到意外时，冯冠魁突然带人冲进屋内，朝着在座的黄烨等人疯狂射击，仅仅几分钟，黄烨在内的8位军区领导全部死亡。
黄烨遇难之后，邢仁甫还假模假式地前去吊唁，并且在现场痛骂冯冠魁，可是自从刺杀之后，冯冠魁就彻底消失了，没有任何消息，正在很多人一筹莫展时，团长蒋鼎文的一番话，让人们彻底锁定了对邢仁甫的怀疑。
抓捕失败，沦为两性家奴
在成功杀害黄骅之后，邢仁甫明知自己不可能摆脱嫌疑，所以他开始打起了带部队叛变的主意。他先是对手下的团长蒋鼎平说道：“黄骅争权夺位，被杀掉了，你回去后让队伍做好准备，等待我的命令，若有谁不服，不用请示，直接枪毙。”
至此，邢仁甫杀害战友、企图叛变的事实已跃然纸上。得知消息后，罗荣桓立即下令，指示冀鲁边党组织马上对邢仁甫进行抓捕。可是这个任务实施起来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此时的邢仁甫虽然已不是军区司令，可他手中依然有一定权利，若贸然对他进行抓捕，不仅会打草惊蛇，还可能导致部队内部局势混乱，经过组织内的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对邢仁甫进行诱捕。
1943年8月5日，时任代理司令的刘贤权派人给邢仁甫送信，邀请他两日后前往司令部开会，毫不知情的邢仁甫当即表示自己一定会准时参会。8月6日晚上，刘贤权召开抓捕会议，他当着所有战士的面说道：“黄骅副司令日前被人杀害，现已调查清楚，凶手就是邢仁甫，明日务必把他抓起来，让这个叛徒血债血偿。”一时间，战士们都义愤填膺，甚至有人扬言要把邢仁甫的头砍掉来祭奠黄烨。
8月7日晚上8点，邢仁甫果然按时来到了会议地点，可就在战士准备实施抓捕时，突然有人朝着邢仁甫身边的警卫开了一枪，这一变故导致抓捕计划彻底被打乱，最终邢仁甫趁乱逃走，抓捕行动失败。刘贤权等人后来才知道，这名提前开枪的战士，其实也是邢仁甫的亲信。邢仁甫的逃脱让罗荣桓气愤不已，当即发誓，一定要让邢仁甫以血还血。
更令罗荣桓想不到的是，逃走后的邢仁甫又做出了一个更加无耻的决定， 他带着自己的家人以及亲信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升官发财，邢仁甫毫不犹豫地将冀鲁边军区的情况对日本人和盘推出，而且还亲自带着日本部队对我党根据地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扫荡，导致无数同胞惨遭杀害。
此时的邢仁甫早已没了任何底线，为了讨得日本人的欢心，邢仁甫还不知廉耻地写下了《效忠天皇》以及《剿共灭匪计划》，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他不惜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本以为投靠日本人可以安枕无忧，可令他没想到的是，1945年日本人突然宣布投降，而毫无利用价值的邢仁甫被日本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为了保全自己，邢仁甫又转身投奔了国民党，并且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罗镇”。
当蒋介石蓄意挑起内战后，不少国民党将领都不太愿意跟共产党自相残杀，可反观邢仁甫，他却喜出望外，不仅在国民党军中污蔑共产党，而且为了得到国民党重用，他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员。由于“剿共”贡献突出，邢仁甫很快得到重用，甚至还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可他没想到的是，自从他叛逃之后，组织内部就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抓捕。
秋后算账，血债血偿
早在天津解放之前，邢仁甫就已经被天津中共地下党人员盯上了，他当时为了搜集共产党情报，在天津城内开了一家药铺，以此作为伪装。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共产党了如指掌。为了摸清邢仁甫潜伏在天津的真正目的，我党决定派人潜入邢仁甫的身边。经过我党的全面考虑，最终确定闫树炳为最合适的人选。
闫树炳的表面身份是一位牙科医生，可实际身份却是我党在天津地下工作人员，当他接到任务之后，先是想办法接触邢仁甫的手下，他通过一名律师朋友顺利认识了邢仁甫身边一位副官的儿子，从此人口中，闫树炳得知邢仁甫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打牌。
为了接近目标，闫树炳不仅投其所好，而且每次打牌都故意输钱给邢仁甫，时间一长，闫树炳就成了邢仁甫最喜欢的牌友，后来甚至还会带闫树炳参加一些秘密聚会。
由于身份特殊，闫树炳无法对邢仁甫进行寸步不离的监视，自然也就很容易错过一些重要情报，为了完成好组织交代的任务，闫树炳又把自己的亲弟弟闫毅介绍给邢仁甫。闫树炳声称弟弟整日游手好闲，请求邢仁甫为弟弟谋个差使。毫无戒心的邢仁甫当即决定，让闫毅随侍在自己身边，做自己的贴身秘书。从此，闫毅成功潜入到邢仁甫身边，密切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发现，在邢仁甫眼中，金钱比任何情报都重要，得知这一点后，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通过闫毅之手给邢仁甫“送钱”，时间一长，闫毅自然而然地成了邢仁甫最为信任的亲信。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成功夺回天津，此时的邢仁甫就像是孤魂野鬼，为了保命，邢仁甫计划逃往北平。而闫氏兄弟二人为了稳住邢仁甫，以能搞到“通行证”为由，将邢仁甫暂时安抚在药铺之内。
可闫氏兄弟知道，单靠“通行证”这个理由恐怕很难让邢仁甫彻底放心，所以在此危急时刻，两人迅速向组织汇报。罗荣桓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军官会科长江枫对邢仁甫实施抓捕，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个场景。令邢仁甫万万没想到的是，一直被自己视为心腹的闫氏兄弟，竟然是受命来监视自己的共产党。
邢仁甫被成功抓捕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1950年9月7日，相关部门下达了邢仁甫的最终判决书，他将被押至河北盐山县进行枪决。之所以选择这个枪决地点，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这里是邢仁甫的出生地，组织希望他死前可以痛改前非；再者就是当初黄骅等人的牺牲地就在盐山县附近，在这里枪决邢仁甫，也是为了告慰那些革命英雄的在天之灵。
行刑当天，枪决现场外围聚集了上万名人民群众，人群中人声鼎沸，全都是对邢仁甫的唾骂之词，随着一声枪响，这个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叛徒应声倒地，总算是让他尝到了血债血偿的滋味。而这一年，距离黄烨遇害已经过去了6年时间。
邢仁甫的这一生，从共产党到汉奸，再到国民党反动派，自始至终，他都从未有过归属感以及民族正义感，虽然他的生命结束了，可他的名字却将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也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民族大义以及国家荣辱面前，任何利益都不值一提，只有祖国强大了，民族独立了，我们才能够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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