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据七普数据和各城市的规划文件显示，一线城市的人口总规模据规划规模上限仅余411.59万人，但不少新一线城市、省会城市还有较大的人口增长空间，像天津、苏州等城市有15%-45%的常住人口增长空间。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以来，很多城市随后陆续更新了城市总体规划，这一轮规划的总体方向是严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以上海为例，2016年底，上海常住人口规模为2419.7万人，次年发布的城市总体规划到2035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2500万左右，考虑到过去十几年上海常住人口规模的突飞猛进，这个上限有显著的约束人口规模的涵义。七普数据公布后，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跃增，2019年底，穗深蓉三地的常住人口分别为1531万、1344万和1658万，七普数据分别为1868万、1756、2094万，增幅在200到400万不等，这也导致它们距其城市总体规划规定上限的差额大大缩减。那么如今的城市应当采取何种人口政策？
健康的城市是增长的城市，包括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这样才能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人口政策毫无疑问是城市增长的中心议题。人口规模决定了城市的经济规模与消费体量，像环球影城和迪士尼只能建在超大城市里，有一些城市看起来高端而美丽，或者自称为精品城市，但它们支撑不了这种巨型商业设施。唯有达到一定人口规模的城市才能分摊这些巨型商业设施的成本，才能凑齐足够的消费者支撑小众业态。广深能位居一线城市，其首要因素就是人口规模。
密度决定了消费的业态，新潮流与小众业态可能只会存在于大城市的高人口密度区域，像线下脱口秀，每位脱口秀演员一次能表演的包袱可能只有十五分钟时间，因此一场脱口秀需要多名演员，但15分钟的酬劳可能不够高，所以很多演员需要每天晚上赶多个场次，这意味着需要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同时举办多场脱口秀，低人口密度区域显然支撑不了这样的业态。人口密度不仅影响业态结构，也影响了服务业的规模，据钟粤俊、陆铭和奚锡灿的研究，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和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中国城市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的占比偏低3~5个百分点。
人口净迁入状态是另一个重要且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它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精神面貌”，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直观结果。有一些城市尽管人口规模很高、人口密度很大，但当其陷入人口净迁出的状态时，往往更多呈现收缩城市的特征，会出现大而萧条的现象。天津是这一类的代表城市，其2005年制定的城市总规人口规模上限为1350万（2020年），六普时，天津的常住人口为1294万人，2015年为1547万人，这时天津的人口增长已经处于拐点左右了，随后天津的人口实际上是净减少的（年度统计仍然显示为增长），七普数据仅有1387万人。天津虽然城市地位高、人口规模也不小，也成功实现了城市总体规划，但天津的市场地位并不高，不属于一线城市，在新一线城市中也明显逊于成都、杭州这些明星城市。更重要的在于天津是一个人口流出地，故而市场评价一直比较低。
今年距新型城镇化规划颁布已有7年，今天的我们对城市繁荣与衰退的机制有了更多的了解，今天的消费对城市的重要性更胜往昔，今天城市间人口迁移的马太效应日趋明显，这时采取恰当的人口政策，亦即稳定的人口增长、较高的人口密度及人口净迁入状态，对于城市保持繁荣和增长就显得尤为关键。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