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天津战役是解放军的一次完胜，仅用29小时就全歼守敌13万。而“会师金汤桥”是天津战役的高潮，但究竟是哪支部队先打到金汤桥的，却成为一大“疑案”。
一说是第45军。该军军史称：“四〇四团乘胜经陈家沟、娘娘庙街直插金汤桥，该团七连于五时三十分占领了金汤桥，全歼守敌警备旅一百八十余人”，“四〇四团及四〇五团进入纵深发展甚快，迅速攻占了金汤桥。因此受到了东北野战军总部通令表扬。四〇四团七连荣获军授予‘金汤桥连’光荣称号”。这里提到的“东北野战军总部通令表扬”，指的是东野总部1月19日的一份通令，该通令对第一三五师迅速突破民权门的战斗提出表扬，并指出“四〇四团及四〇五团进入纵深发展甚快，迅速攻占了金汤桥。现特予该师以通令表扬”。
按照天津战役计划，“四十四、四十五两军，附特司三分之一炮兵、战车十辆，于津东之王串场、民族门一线突破由东向西攻击，在金汤桥与西面主攻部队会师，此主攻方向统归四十四军军长邓华同志指挥”。由此可知，第45军第135师第404团第3营第7连是由东向西攻击的部队中首先攻抵金汤桥的。在《红旗插上天津城垣》一书中有战地记者于1月17日写的一篇报道，提及“三五二部队”攻占金汤桥的过程，综合报道中的描述可知，所述即是该部的战斗情况（135师下辖403、404、405团，“三五二部队”即是指该师之404团）。不过，第45军只是助攻，西面主攻方向又是哪支部队打到了金汤桥？究竟是谁先到呢？
天津战役的主攻方向，是“以三十八、三十九两个军配属特司三分之二炮兵、战车廿辆，于天津西和平门南北地区突破，由西向东攻击，在金汤桥、金刚桥地区与由东向西攻击之部队会师，此主攻方向统归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同志指挥”，这两个军都声称自己的部队首先打到了金汤桥。
五十年代的第39军军史初稿称，是“（第116师第348团第1营）首先攻占各路大军之会攻点——金汤桥，与友军会合，光荣的完成拦腰切断天津敌人的任务”；八十年代的军史征求意见稿中不再提“首先攻占”，称：“（1月）15日凌晨，该团一营在金刚桥遇敌拦阻，由二连监视敌人，三连直插金汤桥，沿途连续夺取3个地堡，一个大院，歼灭增援金刚桥之敌150余人，于3时许接近金汤桥，经过认真勘察后，5时30分采取偷袭手段一举攻占金汤桥”；九十年代正式编成的军史则删去了具体的时间，称“15日凌晨，一营插至金刚桥南，……，营令三连直插金汤桥。……，二排经火柴公司、转盘街，于15日凌晨攻抵金汤桥。……，并利用敌工事连续击退敌两次反扑，控制了金汤桥”，增加了“师前指随即到达金汤桥，将这一消息上报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刘亚楼，天津前指随即于3时20分通报前线部队‘我一一六师已攻占金汤桥，各部迅速向金汤桥会师’”的内容。
第38军军史的前后说法较为一致，如五十年代的军史初稿记载“我一一三师三三八团于十四日二十一时十分进到距金汤桥二〇〇公尺处遇敌装甲车反扑，因没有反坦克准备，部队稍乱；后调战防炮将其击毁，于十五日二时三十分，配合三三七团占领金汤桥并打下警察署，五时与我东面突击的兄弟部队会师与此”；此后各版军史与此说法基本相同。该军的战例汇编中亦有类似的说法，即“十五日二时三十分，7连胜利地攻占了东西对进部队的会师点——金汤桥，歼灭守桥之敌一个排，俘敌排长以下数人”。
依此来说，第38军占领金汤桥的时间较第39军要早。但结合其它资料来看，又不是这么简单。根据1951年12月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编写的“天津战役第三十八军攻坚战”战例材料，第113师“至次日（十五日）五时占领金汤桥，与东路兄弟部队会师，完成了东西对进，将敌拦腰斩断的任务”。由于该材料编写时间距离天津战役结束非常近，编写者又是直接参战的高级干部（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张希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师长唐青山），这种说法值得注意。再看《红旗插上天津城垣》中记者的报道，其中提到7连的先头班攻下了桥头的堡垒，占据了警察局东边的楼房，“战斗到十五日上午四时，冲到了桥边”。可见，第113师第337团真正占领金汤桥西头阵地的时间大致在15日4时至5时。
前面已经提到，39集团军史称3时20分天津前指通报第116师已经攻占金汤桥。既然如此，难道剧情反转，是第39军先到的金汤桥？且慢。当我们再去审视39军的相关材料，发觉这个“3时20分”的通报却并不靠谱。
1988年版军史征求意见稿中提到部队“3时许”接近金汤桥，“5时30分”才攻占了金汤桥。1995年版的集团军军史中却提出天津前指“3时20分”即通报116师已经攻占金汤桥。编纂者显然注意到了这里的矛盾之处，所以在时间上做了模糊处理，用“凌晨”来替代征求意见稿中的具体时间。由于军史编纂者未能详细审阅各种资料，仅凭臆断随意修改，故此引出舛错，以致无法自圆其说。
八十年代第39军曾收集历史文献54份和回忆录18篇，编成“天津之战”的专题资料集，其中包括了敌情通报、命令、通知、战斗详报、作战经验总结、战斗统计表等多种原始材料，据1949年2月116师司令部的“天津纵深作战总结”，第348团“一营在金刚桥南观音巷击溃敌一个营的阻击后，即令三连跟踪追击，於十五日五时二十分首占金汤桥，完成光荣的第一步任务”，“师於五时半接到十五团一营占金汤桥后，迅速督令十三团迅速前进，一面迁指挥所到金汤桥”。可见，集团军史中的“3时20分”其实是“5时20分”之误。编纂者完全有条件看到这份专题资料集或该军编写的战例选编，但却粗心误植于前，臆断妄改于后，实在是令人遗憾。
一个圈子兜下来，可以发觉，最先打到金汤桥的仍是第38军第113师第337团第3营第7连，时间大约在2时30分左右，而攻占桥西阵地的时间则在凌晨4点至5点。随后，5时20分左右，则有第39军第116师第348团第1营第3连攻至金汤桥，该连第2排5班最先将红旗插到了金汤桥上，荣获师授予的“金汤桥班”称号。之后，则是第45军第135师第404团第3营“七、八两连五时三十分全部攻占金汤桥与东进友军会合”。这在记者报道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该报道写了7连攻占桥西后，“东岸敌人，发觉西岸阵地被我占领了，用小炮和机枪火力，盲目慌乱和发狂的射击。七连组织所有的火力，配合伴随他们的步兵，无情的向敌人还击，无数火球，在空中穿梭飞舞。这时，另一支友邻部队，沿河岸马路赶来，河东兄弟部队的喊杀声，由远而近，三个方向的炮火，像风暴一样落在敌人的头上，东西两岸守留金汤桥的敌人崩溃了”。这里，沿河岸过来的“友邻部队”指第39军的部队，“河东兄弟部队”则是第45军的部队无疑。
从情理上说，主攻方向的第38军作战地域更靠近金汤桥，第39军则需攻至金刚桥附近再向南打才能到达金汤桥，因而，第38军能较早到达金汤桥也具备有利的先天条件。这一点可参看战例材料中两军的作战地域划分及作战路线图。
还有两个疑问需要解答。
一是既然第38军最先到达，为何其它两个军都有部队被授予“金汤桥”的称号，第38军则无？答案是，天津战役中第38军所有立功连队均被冠以“三好连”的称号，故此没有“金汤桥连”的称号；
二是天津前指的通报为何称金汤桥被第116师攻占？这个答案稍微复杂一点。天津战役时任第337团政治处主任的武世鸿回忆：“前总规定攻城部队以金汤桥为会师点，哪个部队首先占领金汤桥，要向前总发电报报告。我团三营七连首先打到金汤桥，俘敌排长以下30余人而未及时上报前总，不仅丢失了前总的通令嘉奖，而且影响上级指挥机关及时了解战役发展情况和统一指挥。李天佑军长为此亲自到我团调查金汤桥究竟是哪个部队首先攻克的，并视察金汤桥，询问了七连在金汤桥俘虏的敌排长当时缴械投降的情况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责成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和加强大兵团协同作战观念、高度集中统一的观念。”
事实上，这桩公案早先就已经有了答案。原在四野司令部工作的苏静1997年3月27日在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还有打天津的时候，你们也写了这个问题，说是一纵和二纵谁先到的问题，我想，可不提这个问题，提了这个问题反而麻烦。人家自己已经解决了，你何必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李天佑和刘震他们已经谈了，最后刘震同意说是一纵先到。李天佑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讲。我问了李天佑的爱人，她说，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一纵先到，不写也可以。拍平津战役电影我当顾问，拍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也不提谁先到，来一个金汤桥会师，会师大概也可以先到，也可以后到，也不说同时到。你们要写同时到，本来是个小事情，会引起麻烦。”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在四野战史的编写过程中，不仅抛弃了初稿中“我东西两面的攻击部队，突破后即集中兵力向海河迅速发展，经十六小时激战，于十五日五时我东西两主攻部队会师于金汤桥，从此将津市敌人分割成数块，使敌人陷于混乱”的说法，执意将第39军攻占金汤桥桥头堡的内容写在第38军之前，且将送审稿中两军“共同从西头占领金汤桥”的“共同”两字删去，从而在形成了新的不利于团结的纠葛。
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天津战役规定东西对进的部队都以金汤桥为会师中心，所以许多部队都制定了向金汤桥发展进攻的计划，实战中也就存在多支部队先后到达金汤桥的可能。如第39军1月12日下发的“战字第十六号”命令中，即规定第116师有“迅速攻占金汤桥，与友军会师”的内容，该师在作战总结内也提到军给予师的任务是“沿南运河南岸和海河岸，首先打到金汤桥与河东之友邻部队会师，以完成战役上的南北分割敌人，然后再沿罗斯福（路）直打向中原公司、警备司令部、市政府”。再如河东之第44军之第130师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也规定了第388团“完成任务后预定向金汤桥发展”，第390团“预定肃清铁道东侧敌人后，再越过铁道向金汤桥推进”。如此一来，战后各种回忆材料中出现的不同番号部队曾到达过金汤桥也就无足为奇了。如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第8连也声称打到了金汤桥，并攻占了桥边的警察局，虽然并不是首先攻占此地的部队，但也获得了战史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