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江西婺源县中云镇上学生最多的一个农村教学点，尽管只有14名学生。这里距离县城30多公里，仅开设一到三年级。
记者最先注意到这个再普通不过的乡村教学点，并不是因为这里“人丁兴旺”，而是因为一段网络视频：3年来，村小14户学生家长轮流给学校41岁女老师张巧英做午饭，餐桌上菜色丰盛。
这究竟是山村小学的日常还是一次偶然？记者联系了当地教育部门。原来在婺源县中云镇当地，张巧英和她罗田坞村小的学生们是一个乡村神话。每学期期末，学生的成绩在周边4个自然村的村小中总是排名第一，甚至在镇上所有的小学中也总是跻身前3名。
越来越多罗田坞村的村民不再迷信城镇的学校，把村小作为孩子入学的首选。家长们认可这位女老师，给她做饭也做得越来越起劲儿。
听过、见过太多村小凋敝、生源流失的故事，这所逆向流动的学校与和谐的家校关系好像成为了一个另类。然而，张巧英看待这一切，却又是稀松平常，“现在在农村如果你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根本呆不下去。”她的话揭开了乡村教育一些被人忽视的良性变化。
“你来看看吧，我们这里的学校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循着张巧英的倡议，记者在国庆长假以后的第一周，来到了她的学校。
罗田坞村小外观。 杨书源 摄
“老师今天到谁家里吃饭？”
张巧英总是罗田坞小学最后一个吃午饭的人。
饭前准备是从上午第三节课后开始的。她从教室冲向办公室，迅速舀了4碗米上锅蒸，蒸煮时长一节课。4碗米，正好是6名外村学生的饭量，不会浪费家长们送来的自家新米。
中午11点30分是下课时间，张巧英开始往孩子们碗里分饭，每个孩子是分一大勺还是两大勺，她一清二楚。分饭时,爷爷奶奶们鱼贯进入教室给孩子们送来热菜，又迅速钻上电动车离开了。孩子们的饭盒里出现了刀豆炒肉、胡萝卜鸡蛋、红烧鸡腿肉、蒸鱼这些不错的菜色。
10月上旬是当地收稻谷的农忙时节，张巧英特别批准这几周孩子们可以早上带干粮、牛奶到学校。“就怕这几天家里来不及给学生做早饭。”张巧英说。
带干粮到学校，热闹事儿也多了起来。一个二年级男孩把一根玉米拿到了学校当早饭，后来放在书包里忘记吃了。等到午饭后，孩子又悄悄把冷玉米拿出来当零食吃。张巧英发现了赶紧跑去帮孩子把玉米重新加热。
张巧英在给外村的学生蒸米饭。杨书源摄
其实原本罗田坞小学只有本村的学生,中午学生只要走几百米回家吃。2000年初撤点并校后，隔壁村的学生也来小学读书了，这些学生的午饭就成了问题。去年邻村学生的午饭都在本村一位老人那儿搭伙儿解决，每个学生一学期付500元。这学期老人不想做了，各家家长又恢复了中午给孩子送饭。
等到照料完教室里孩子的餐食，张巧英自己才动身去学生家里吃饭。那天中午记者跟随张巧英一起去小学200米外的一户学生家里，这家人兄弟两个的孩子都在她班上读书。
给张巧英做过饭的家长都知道，她的胃口“忽大忽小”：如果是他们做好了饭打包带到学校里，张巧英会一口气把饭菜吃完，饭盒见底；但如果是到了她自己去学生家里吃饭的日子，她动筷最多的总是面前的这碗白饭，偶尔筷尖上拣一点蔬菜吃。
那天各类菜色满扑扑、油亮亮摆满了一整个大圆桌，荤菜是主角，蔬菜成了点缀。第一轮上桌的只有张巧英和家里的几个孩子，大人们都端着碗站着吃饭。张巧英客气拘谨，一直在给孩子们布菜，自己不怎么夹菜。她从学生家里出来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现在肉价都很贵了，他们也很不容易。”
2018年9月1日，张巧英第一天来罗田坞小学，山路七拐八绕，她开电动车开了将近1个小时。
因为那天她车兜里装满了新书，她没把电饭煲带来。中午她就在附近小卖部买了一盒方便面将就。碰巧被学生家长看到了，就硬拉着她回家吃饭。拗不过，张巧英只好跟去。后来本村的家长一合计，张老师每天中午的饭菜干脆由他们挨家轮流承包了，做饭顺序就按照各家距离学校的远近转着圈轮流。
相隔一两个月后，外村的学生家长见罗田坞村内轮番搞得火热，也提出要加入。但是试了一两次后，张巧英发现这样一趟来回后，自己回学校时学生大多已经在教室里打闹了。为了及时照看吃了午饭的学生，她还是恳请外村的家长在给自家孩子送饭时顺便把饭一起送来。
劲头最足的还是孩子们，他们最清楚张巧英明天该轮到去谁家里吃饭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就会回家郑重向大人宣布“老师明天来家里吃饭”，第二天中午那家的孩子会耐心等着张巧英把留在教室的孩子们的饭都安顿好，再领着她一起回家。
张巧英也问过孩子们，为什么喜欢自己去他们家里吃饭。回答有趣真实：因为老师来家里那天，饭菜都会特别好。
张巧英在学生家里吃饭。 杨书源 摄
“这个村的老师不好当”
3年前张巧英刚来罗田坞小学教书，总有人友情提示一句：“这个村的老师不好当。”追问原因，对方讳莫如深。
前两年在罗田坞小学教书的一位老师最近跑来问张巧英：“你是怎么做到的（让家长轮流做饭）?”在这位老教师眼里，罗田坞村的村民对老师大多挑剔。因为他上课家长不满意，中午做饭的电饭煲插电也被人藏了起来。
这些村里人“挑剔”村小老师的故事，在饭桌上的闲谈中也得到了印证。当天记者跟随张巧英去一个学生家吃饭，学生的奶奶说起以前村小的另一位老师，连连摆手说：那老师不行，本来应该下午4点下课的，他三点半就放学了，有时候一整节文化课都带着学生在外面晒谷场跑圈，后来家长们的怨言越来越多，也有人跑去教育部门告状。
其实3年前刚到罗田坞时，张巧英也是这个低谷的亲历者。第一年来报名的学生只有3人了。
罗田坞小学位于村落中央，小学在村庄中央的选址，在当地并不多见，因为这个小学的是由村子的祠堂改建来的。看上去比周边的村小都要崭新一些，因为这几年村民集体出资把学校修修补补了好几次。前两年，村里人筹集了1万多元，粉刷了学校墙壁、修建排积水的水沟。
张巧英为学生煮饭以后，村民小组提出了要替学校付电费。“其实村里人越是对学校、对教育上心，老师的压力也就越大。”张巧英说。
第一年9月开学时，张巧英下午第一节课上课时余光一瞥，总能看到几位学生家长在教室外的竹竿上晾衣服。起先，她好奇为什么都要跑到学校附近晾晒，这样的次数多了，张巧英明白过来了其实家长们也是因为不放心，用晒被子来掩护自己在观察或者说是检查她上课。又过了一两个月，张巧英发现窗户外晒被子的家长越来越少，直到教室外的竹竿一整天都是空空的。另一种说法开始在村里流传：这位新来的张老师挺不错的，明年开学可以把孩子送去小学里试试。
早读课张巧英在给孩子们默写。 杨书源 摄
村小的退休老教师汪培七常在学校晒谷场前晒谷子、找张巧英聊天。从1979年到2008年，他在这所村小教了近30年书。他经历过这所学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鼎盛时期，3位老师要给村里100多名学生上课，也经历了2000年初学生流失，一下只剩下了四五名学生。
他也从村民口中知道，自他以后的几位老师都不太如人意，学生流失太快，甚至有说法罗田坞小学这个教学点可能要停办了。汪培七赶紧跑去镇上负责教育口的领导那儿要求给学校换老师。他说：“小学肯定不能取消，自从有了这个村子，它就在那里了。”
原本村民们物色的老师是本村一位有编制的老教师，而他向村民解释：有编制的老师是很难跑到像教学点这样的小地方来的，但我可以介绍一位有责任心老师过来。
这位老师就是他的老同事张巧英。张巧英教书的第二年学生数从3个变成了7个，今年成了14个。这是10年里罗田坞小学学生数目的最高纪录。用汪培七的话说，“罗田坞小学的元气回来了。”
“来之前，我在这个村一个人也不认识，现在我也就只认识14个学生和家长，没时间去村里交际啊。我一进来（学校里）就没出去过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他们。”张巧英说话间，又有几位孩子拿着作业本来询问了。
“你们如果乖，就奖励你们体育课。”
国庆放假后的第一周，张巧英的嗓子彻底哑了。这是预料之中的生理警报，每天8节课，3个年级轮番上，除了吃饭时间，她的声带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吊着嘶喊。原本国庆嗓子有了好转，一回课堂，又哑了。
张巧英身高不足1米5，用她的话说常年穿高跟鞋，这样手才能勉强够到黑板上延。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高跟鞋，而是一双内增高四五厘米的运动鞋。要不是张巧英开口时抑扬顿挫、平翘略还有些模糊的普通话，她和当地普通的农妇并无二致：待人接物礼貌客气拘谨，但少有书卷气。
罗田坞小学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张巧英一般上午会给两个年级上数学，另一年级上语文；下午各个年级就会互相交换科目种类，“如果所有孩子一上午都上语文，他们就容易在轮到别的年级讲课时走神，如果一上午都上数学，老师自己的精力又顾不过来。”
“9月开学后，一年级上来了6个新学生，张巧英实在是有点顾不过来了。这些新生里还有3个是从隔壁幼儿园跳级来的学龄前孩子。
学生越来越多，老师能不能也增加一个呢？这在张巧英的教学点来说尚有困难。“教学点的师生比例大概是1：20，如果明年学校能增加10多个学生，老师才有可能增加一个名额。”负责罗田坞小学日常教学管理的中云镇中心小学校长周德根说。
最小的学生显然还没进入状态，课本上的习题中一旦有不认识的汉字或者遇到了一点小状况，他们就会跑到讲台上不断大喊“老师”。有时最小的女孩辫子快要散架了，她还要蹲下来给她们梳头。
一年级的孩子刚做完练习题消停一会儿，二年级正在用三角板写作业的几个孩子好像又遇到了一道难解的课后习题。她刚在黑板上演示了一半，三年级的孩子又已经做完了语文练习册开始交头接耳了。
“一个教室3个年级的孩子在一起呆8小时，你总要给她们一些兴奋点。”张巧英会允诺学生们，如果连续几天全班课都表现好，她就会带领他们上体育课、音乐课。自从9月开学后，张巧英只给孩子们上过两次体育课。
以前3个年级的孩子一起上体育课，高年级跑跳时力气大，总是容易撞到低年级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毫无征兆地嚎啕大哭，一节课下来哭声震天。后来她只好在上体育课时取消了互动强的游戏，只留下了跳绳、仰卧起坐、呼啦圈这些“安全”的项目。
“你们如果都乖，我就奖励你们体育课。”这是张巧英一天要说好几遍的话。
罗田坞小学下课没有电子下课铃，而是吹哨子。原本是由张巧英自己吹，后来她发现，孩子们对于吹哨子都很有兴趣。她就宣布，前一天谁的课堂表现最好，后一天的哨子就由谁来吹。
“一个老师兼顾那么多门课肯定是太难了，我就要求自己一定要把考试的科目语文和数学给抓好。”张巧英解释。“每天都感觉整个人被扒了一层皮，但是睡一觉第二天好像又好了一些。”张巧英说这话时是傍晚6点，她开电动车近一个小时回到了自己小镇边缘简陋的农民房里。
这是10多年前她东拼西凑花了将近30万元买下的两栋楼。楼下是爱人的农用车修理铺，楼上就是一家人住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还要做饭、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儿子功课。但是好歹她终于能脱下自己的“高跟鞋”，让脚和嗓子松快一会儿了。
张巧英在辅导学生功课。 杨书源 摄
“她从来不要求我们像城里家长那样”
16时是罗田坞小学放学的时间，每到这时学校门口晒谷场就开始三三两两出现骑着电动车、摩托车转圈的家长，但是他们都自觉不进虚掩着的校门。这是家长们的默契，他们都知道张巧英几乎很少准点下课，因为老师想给孩子们多辅导一会儿作业。来接孩子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农村老人。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在外面的城市打工，常活跃在班级微信群里。
这学期开学第二天，二年级学生吴梓睿的奶奶程春英给张巧英送来了一根自制的“教棍”，都是她在附近山上就地取材。刚开始，张巧英不敢接受，毕竟教育部门明令禁止老师体罚学生。程春英和她打趣：“没关系的，只要不打到头就可以了。”
实际上，她送教棍来是因为感觉那几天孙子在家很出格，她就担心起了张巧英。拿孙子不好办，就想到了给老师“授权”。张巧英还是收下了这个教棍，每当吴梓睿在课堂上捣乱时，她就拿教棍在他课桌上用力抽一下，以示震慑。
她越来越感受到自己在这些爷爷奶奶中的权威，有时候无意间说的一句话，都会成为他们的教育指南。
去学生家吃饭时，家长们对孩子的在校表现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有的学生家长甚至会在饭桌上核对一下今天的作业清单，以免孩子偷懒漏报。
一次单元测试后，张巧英告诉一个男生，他本来的优势学科数学最近不如另一个学生了。这段教室里的闲聊被孩子的奶奶听到了，回家后让这个男孩面壁思过2个小时。
而在村小读书，其实对一些家长来说也并不是无奈的选择。如果孩子早早送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读书就只能寄宿，还不如在村小读书，每天回家有人照看作业。
为了陪伴孩子，每年都有两三位从外面城市回巢到县城工作的家长。“三年级是关键时期，家长最好是陪在身边。”学校门口坐在摩托车上候着孩子放学的一位爸爸说得头头是道。
收到了自己曾经在温州工作过的一家工厂征集熟练工得消息，三年级学生方鸿斌的妈妈何莉最近陷入了又一次艰难的抉择：究竟该不该再度离家务工。这几年她几乎每年都会留出好几个月在家附近上班，牺牲一部分工资就是为了陪伴两个孩子。
3年前刚送儿子来村小读书时，她将信将疑，做好了随时给孩子转学的准备。但意外的是孩子不仅成绩没落下，从每次统考成绩来看甚至比县城孩子学得还要好。
疫情时学校上网课，每天8点开课，张巧英提前15分钟就会打电话到家里通知孩子上课。这些小事何莉都看在眼里。“她就是农村人，知道我们的生活状态，从来不会对我们像城里家长那样要求，陪着孩子做作业……”现在即使何莉陪着孩子写作业，遇到疑难问题还是习惯性拨通语文书第一页上张巧英的电话。
“如果工资相差不大，我还是想不出去了，就在县城上班。陪着孩子，有一个好的家庭氛围，有时候比在哪里读书重要。”这是何莉的最终决定。
因为教学点开设的年级限制，明年方鸿斌他们3名三年级的孩子就要去别的小学读书了。一名三年级的女孩悄悄跑来告诉张巧英自己不想和父母去浙江的小学读书，因为“那里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了，我少学了一年怕跟不上。”
“现在严厉一些，等到这些孩子去外面上四年级就不会落下了。”这是张巧英对家长们念叨最多的。而这个自我要求其实超出了周德根对教学点老师们的要求，他说：“我就是希望他们注意上班来回山路上的安全，完成每天的教学任务，和家长们搞好关系。”
“我希望自己是留下的那一个”
问起张巧英是不是师范毕业的，她总有些难为情，说自己只读到高中。许久她又轻声补充了一句：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现在已经是大专文凭了。
其实这次成人自考，张巧英也是听取了一位引她入门的老校长的倡议。“现在家长的学历越来越高了，对老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汪校长告诉她。
就是在自学考试的课堂上，她知道了原来还有教育心理学的提法，也知道了原来班级里的优秀生和后进生是应该用不同方式教学的。
张巧英的教龄前后加起来已有10年，第一次教书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她刚从高中肄业回家。父亲问她想做什么，她回答：想做老师。
后来她到了家附近的一所村小教书，当时也是十多个学生只有她一位老师带着。她记得当时听年资长的老师上一节课就算是岗前培训了。草率上马后，小学甚至连教室都没有，学生们就在一位退休老师家里上课。但是3年后张巧英还是离开了学校，因为代课老师收入实在太低了。
后来张巧英去深圳的工厂做过女工，也回爱人的摩托车修理铺帮过忙。2015年她家附近一所行政村的小学缺老师，当年引荐她进入村小的汪校长再次想起了张巧英。
张巧英被汪校长的一句话说服了：你教三年级语文，我教三年级数学，我们一起把孩子们带起来。那是一所规模还算可观的村小，有6位老师和100多名学生。此时张巧英已经感受到了农村教育的变局。
“家长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孩子的教育放任自流了。一旦发现老师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他们就会找领导沟通。”张巧英说。
3年前来罗田坞小学教书前，她参加了一场“一村一师”的考试，参加考试的老师大多是和张巧英一样在村教学点任教的老师，能来参加这场考试的都是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合格的教学点老师。这场全县的选拔考试的通过率是50%。
那场考试通过后，张巧英寒暑假也有了稳定的工资，加上其他各项福利奖金，收入维持在每月2000元出头。这相比之前每个学期5000元的打包价工资，已经好了不少。周德根也发现自从通过当地政府购买服务为聘用制老师提供了基本职业保障后，这些教学点老师的辞职率降下来了，教学点请不到老师的困境很少出现了。
其他福利也和镇上有编制的老师完全相同的奖惩和日常福利。“最大的不同就是工资，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只有编制内老师的一半。”张巧英知道自己已经超过了考正式事业编教师的年龄限制，而她当下最大的目标就是通过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
张巧英想要考证的原因是因为她听到了这样一种说法：像她这样的老师，日后可能会经历优胜劣汰，教学成果好、自身硬件过关的会留下；而那些教学不过关的老师，就要离开这个行业。
“不管怎么说我都希望自己可以留下的那个。”张巧英说。
张巧英说起这学期的一堂美术课，绘画主题是“我的学校”，同学们都在纸上画下了一座插着红旗的五彩平房，这是罗田坞小学。学校旁边，还有几栋房子是孩子们在村里的家，家门前就是青山……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应该守护好这些孩子在家门口读书的权利。
周德根介绍，像这样“一师一校”的教学点，全镇还有6个，包括6位老师和50多个学生，而全婺源县像这样的教学点还有200多个。
而在罗田坞村，张巧英其实已经被“留下”。按照当地传统，当地教学点的老师，每两年一次轮换。今年已经是张巧英来罗田坞小学的第三个年头。
张巧英在用多媒体课件上课。 杨书源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