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长期远离军队一线指挥系统、赋闲在家的开国大将黄克诚，感觉生活作息非常不习惯，就主动给国家写信，表示了想要继续出来工作的强烈意愿：职位安排不需要太高，只要能够为人民老百姓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可以。
经上级领导部门开会决议，上报高层核准，最终同意了黄克诚的请求，安排他到山西省担任主管农业的副省长，这就意味着加上省长和省委书记，在黄克诚前面还有两位顶头上司。
那么，黄克诚在山西当副省长期间，两位直属领导分别是谁？他们何德何能，又有什么资格与能力成为开国大将黄克诚的上司领导呢？
1949年初，华北平津战役全面胜利后，黄克诚被委任为天津市的军管会主任以及天津市委书记等职，在两名市委副书记黄敬和黄火青的帮助配合下，迅速整拭和恢复天津在战后的复工、复产和社会治安问题，留下了一段军旅佳话，史称“三黄治津”。
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前夕，黄克诚因在治理天津问题上做出的突出政绩，被毛主席亲自点将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以及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军政大权一把抓，尽快完成湖南湘西地区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战后恢复生产等工作。
从1952年起调回北京总部，相继历任解放军参谋副总长、总后勤部长、国防副部长以及军委秘书长等要职。
1955年，全军首次立功大授衔仪式上，国家为了表彰黄克诚同志在红军土地革命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革命立下的汗马功劳、做出的杰出贡献，授予他开国第三大将军衔。
1958年，号称“解放军战神”的开国第一大将粟裕同志，卸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退居二线，在军科院担任副院长后，黄克诚正式接任总参谋长职务，配合军委总部机关主持管理全军日常的作战训练工作。
但好景不长，仅仅一年之后，黄克诚就因为职务关系调动，退出了军队系统，长期赋闲在家，他不能继续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服务，一些重要的文件也没有权限查看，让戎马大半生、习惯了奔波劳累的黄克诚非常不适应。
所以在离开军队后的第六年，1965年黄克诚就主动给高层首长写信，申请继续出来工作：位置不需要太高，工作岗位不需要太重要，只要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有意义的事情即可。
很快，黄克诚的申请就得到了党组总部机关的批准，调任他到山西省当主管农业的副省长，这一安排与开国上将邓华类似，他也在1960年被调任四川，当了主管农业机械的副省长。
黄克诚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大将，在离开军队之前已经当上了解放军总参谋长，干部级别和功劳都非常特殊，去山西地方当一名副省长无疑是大材小用，与开国大将军衔和总参谋长的职位也是天差地别。
尽管黄克诚在全国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先后担任过天津市委书记和湖南省委书记，但那毕竟是十年之前，而且还是正职待遇，但没想到十年之后，级别反而降低了很多，还多出了两位顶头上司，任谁心里都难免有些小情绪和不平衡，但黄克诚心底无私天地宽，却根本不计较这些。
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干什么工作，只要能够为国家和人民服务，那就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所以，黄克诚接到去山西当副省长的调令后，在激动之余还亲笔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现阶段的忧虑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然后就高高兴兴地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到山西省就职去了。
而按照国家的安排，黄克诚大将到山西担任副省长后，在他前面还有省长和省委书记两位顶头上司，这二人分别是谁呢？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和能力能够担任开国大将的直属领导呢？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1915年生于山西陵川县偏远山村的贫苦农家，自幼被父母过继给了一户姓卫的有钱家庭，所以从小也得到了非常优良的教育，八岁就被送到了乡村小学就读。
而卫恒也非常争气，知道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一直勤奋用功，成绩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深受老师的看重。
但好景不长，卫恒的养父突然染上了赌博和鸦片烟的恶习后，屡教不改，家财日益散尽，卫恒也被迫辍学，后来在亲生父亲和同胞兄弟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卫恒才勉强读完了县立第一高小师范学校。
毕业后，卫恒回到老家担任小学教师，赚钱补贴家用。
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有志、有为、思想追求先进的进步青年，全部站出来投入到了救亡图存的爱国革命运动中去，卫恒也不例外。
1938年初，眼见日军的铁蹄踏碎祖国河山，在山西省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卫恒就愤然辞别家里，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因在动员组织群众的宣传政治工作上成绩突出、立场坚定，所以卫恒在1938年10月份就受到上级推荐，光荣地成为了我党的一员，并于同年年底被选派到总部的党校进行深造学习。
从1939年起，卫恒先后历任晋东南组织部长、农救会干事、太岳军区农救会主席等职，还在1943年举行的晋冀鲁豫边区党代会议上，被选为参加延安党的七大会议代表。
虽然卫恒直到抗日战争才开始参加革命，时间很短，但他后期做出的成绩却非常优秀，丝毫不逊色于一些老革命和老红军。
解放战争开始后，1948年卫恒正式升任太岳军区的地委书记以及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
1949年5月份全国解放前夕，卫恒已经坐到了太岳军区宣传部长和山西运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因为卫恒长期在山西革命工作、熟悉地方风土人情，所以被调任山西省委当上了组织部长、纪检委书记和省长等职，并先后两次被推选为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一次党代会代表。
因为卫恒在新中国成立后早已离开了军队，并调任地方参加政治工作，身上没有军职，所以并未被授予任何军衔。
1965年，黄克诚大将到山西担任副省长时，卫恒刚刚被提拔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和华北局书记等职，成为了黄克诚的顶头上司。
但遗憾的是，卫恒刚上任山西省委书记一年后，就突然因职务调动关系退居二线工作，至1967年因病遗憾离世，年仅52岁。
直到1985年，卫恒病逝18年后，山西省委部门才正式为卫恒恢复名誉。
山西省长王谦同志，祖籍山西平定县，1917年生于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
1936年，王谦19岁参军入党后，先任游击队支队政委，后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升任八路军的营政教导员，随军打出了几场大胜仗后，王谦就主动退出了军队，先后在平定、榆社两县当了县委书记。
因发动群众的政治宣传和组织工作突出，被委任为华北太行区的地委组织部长，被上级首长推荐进入北方局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王谦历任华北太行区地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长治市委书记等职，在任期间兢兢业业，为我党我军解放华北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统战保障，功劳很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谦正式出任山西长治市地委书记、华北区农村副部长以及党组总部机关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等职。
于1956年出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书记和华北局委员，针对山西省农业生产四大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提出了植树造林、治水与修地并重的战略方针路线，重视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与发展，为几十年后全省水浇地、水平梯田、森林覆盖率呈现几十倍递增，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
至1965年，黄克诚大将到山西当副省长时，王谦正式升任为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和山西省长，成为了将军的顶头上司。
因此，可以说王谦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一直都在自己的家乡工作，但相较于卫恒，王谦的政治生涯和人生要幸运得多。
他虽然也在1966年因职务调动关系退居二线，但仅仅在四年之后，1970年就恢复了名誉，并相继登上了山西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等职，还在1977年成为了山西省政协主席和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81年，王倩老骥伏枥，生平第一次被调离山西，到四川当省委书记，并兼任重庆第一市委书记，还被选为国家总部候补委员、委员和顾问委员会委员，积极辅佐和配合邓公完成了党和国家干部新老交替的关键过渡。
至2007年7月份，王谦因重病在首都北京遗憾离世，享年91岁高龄，而在他重病住院与病逝后，国家总部机关和军委高层首长都以不同形式对王谦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关怀和不同程度的沉痛哀悼。
而黄克诚大将在山西工作了将近十余年后，终于迎来了转机，邓公第三次出山后，于1977年将黄克诚召回北京参加工作，担纲军委顾问要职，并于次年被增补为国家总部委员，因素来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所以被国家委任为中纪委常务书记。
1980年，国家正式为黄克诚恢复名誉，1982年，已经年老体衰、双目失明的黄克诚大将强拖病体，出任中纪委第二书记，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政方针以及积极配合邓公和叶剑英拨乱反正、端正党风军纪，为实现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的突出重大贡献。
至1986年，黄克诚因病在北京医院遗憾逝世，享年84岁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