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当时，邓颖超在给周恩来的花圈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
落款是：战友小超。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二人的爱情里，他们首先是一对并肩奋战的战友，其次才是一起生活的伴侣。
相识：因为我们志同道合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场革命浪潮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当时，周恩来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天津的学生之间有点名气。而邓颖超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有一次，邓颖超站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和大家谈着青年的命运、理想、家国，这样的她，给当时在台下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那个时候的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没有想过要结婚，更不知道对方会成为自己一生的伴侣，他们两个一个宣扬着独身主义，一个因为从小目睹了封建礼教给人带来的伤害，也没有想过要结婚，即使后来邓颖超意识到不能总是一个人生活，但是在对待结婚这件事情时，她一直很谨慎。
一年后，周恩来去法国学习。邓颖超在天津当教员，在此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两个人在信中，聊革命、聊战争、聊自由，共有250多封，在这期间，他们逐渐发现了对方身上的闪光点，被对方吸引。
1923年，周恩来从法国寄明信片给邓颖超，上面是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就像他们后来的关系一样，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在明信片背后，是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话：希望我们将来，也像他们两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在收到明信片后，回复到：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为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因为有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在他们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互相扶持，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也正是因为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才能从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人，变成一对革命伴侣，相伴几十年。
邓颖超从北平女师毕业后，先后在多所小学任教。1922年，邓颖超到达仁女校任教，当时学校刚刚创办，里面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是五四运动中女师的积极分子，所以大家都比较团结，工作也非常认真，这样的环境为邓颖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
1924年1月，邓颖超参与组建了天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1925年3月，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委员、妇女部长和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很多思想先进的女学生，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有一部分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激情，革命的斗志逐渐消沉；有的女学生即使思想进步了，但始终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做了少奶奶；有的没有抵挡住诱惑，在男欢女爱的关系中逐渐迷失了自己。只有年龄最小的邓颖超，“出淤泥而不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坚守着革命的信念，革命的热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反而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不断地摸索前行，天津的妇女解放运动在邓颖超和同事的带领下搞得轰轰烈烈。
在革命事业上，邓颖超和周恩来一样，丝毫不惧前方等待自己的重重困难，始终保持着一颗为国为民的心，这样的她与将革命和救国当做事业的周恩来日久生情，也变得顺理成章。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国，9月抵达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邓颖超从上海来到广州，与周恩来相聚。8月8日，在广州，周恩来与邓颖超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从此，他们成为了彼此一生的伴侣。
邓颖超在《西花厅忆旧》中曾经说过，她和周恩来的结合，不是一见钟情，也没有把恋爱当成第一位，是借助一封又一封的信件了解对方之后，决定把对方确定为自己的伴侣。她和周恩来的关系，是“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
相助：是彼此最亲密的战友
战友指一起战斗或在一起战斗过的人，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个人，他们是夫妻，但是用战友形容两个人或许更合适，在他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里，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时期，他们互相信任对方，在革命道路上相互帮助，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1931年，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央机关立刻陷入危机之中，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中央机关数百人的秘密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转移，包括电台的转移和工作地点的撤销。
当时，在顾顺章叛变之前，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因为顾顺章在武汉的时间已经长达一个多月了，既没有他的消息，也没有按时回来，所以他和邓颖超住到顾顺章家里，只是为了尽早得到他的消息，没想到最后却得知了如此令人震惊的消息。
周恩来知道消息之后，就立马指挥大家开展转移工作，他还派人通知邓颖超，叮嘱邓颖超一定要和顾顺章的家属一起转移，因为当时顾顺章的家属还不知道他已经叛变的消息，为了避免转移的消息暴露，必须对他的家人控制。在转移过程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帮助那些无法顾家的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这次危机平安度过。解放之后，说起这段经历时，周恩来非常自豪，他说那是我们党打入敌人核心最成功的一次。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当时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正在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为了保证南方局成员的安全，中共中央希望他们撤离，但周恩来和邓颖超表示要留下来，坚决不离开，邓颖超说：“恩来，让我们一起挑起这副重担。”
在当时随时都有可能让自己置身危险的日子里，邓颖超成为了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她依靠自己强大的记忆力，把关于党员的基本信息和一些重要的文件全部记在脑子里，以备不时之需。
1955年，周恩来和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台湾特务机关为了谋害周恩来和代表团的人，策划了一起爆炸案，庆幸的是，周恩来并不在当时事先准备好的飞机上，因为他临时改变行程，先去了仰光同缅甸、印度等国的首脑会面，这才逃过一劫。
事后，周恩来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很小，反而因为这件事愈挫愈勇，他在给邓颖超的信中写道：“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邓颖超也写信叮嘱周恩来：“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即使处于危难之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非常有默契的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保护自己，是为了让自己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遇到危险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反击，反思下一次遇到危险时如何做，而不是选择逃避。
相伴：短暂相聚 生死相依
1934年10月，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对中央主力红军的追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考虑撤离，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也在转移的行列，但是患了肺结核病的她，由于条件艰苦病情逐渐加重，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为了不拖累大家，她希望留在地方，一边休养身体一边工作。但是因为她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周恩来便对邓颖超说组织做的决定不能因为个人而改变。就这样，邓颖超被编在干部休养连，随中革军委卫生部行动。
在长征途中，周恩来与邓颖超只有两三次短暂地相聚。在红军攻克黎平后，邓颖超病情加重，为了照顾她，周恩来把她接到自己的住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相聚。但是因为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惨败，形势比较危急，周恩来忙于组织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时间去照顾邓颖超，只能叮嘱邓颖超保重身体。
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之后，周恩来突然生病了，邓颖超赶来后，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的周恩来，一向坚强的邓颖超再也忍不住了，流下了心疼的泪水。经过诊断周恩来得的是肝脓疡，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不能做手术，只能依靠冰敷降温，控制炎症的发展。
当时的邓颖超虽然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但是她依旧守护在周恩来身边，悉心照顾三天三夜，周围人劝她休息，她也不听。深夜，邓颖超难以入睡，索性起来抚摸着周恩来脱下来的毛衣，一股暖流进入了心里，过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又给了邓颖超希望，她相信周恩来一定能醒，借着油灯微弱的灯光，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毛衣上抓虱子，直到两个指甲被血染红。
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的方法，周恩来的高烧渐渐退去，终于清醒过来，当他看见邓颖超在身边，既惊喜又意外地说：“小超，你怎么到了我身边？”邓颖超看着苏醒的周恩来，开心地流下了眼泪：“恩来，你终于醒过来了！”这时，毛泽东进来了，看到周恩来醒过来，也非常高兴：“恩来啊，这次多亏了小超在你身边护理得好，你该好好谢谢她呀！”周恩来深情地看着邓颖超，邓颖超也同样回望着周恩来，他们什么也不用说，什么也不用做，就能懂得彼此的心意。
相知：你做的决定我都支持
家国相连，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善治其家者，才会善于从政，善治其事。周恩来非常注意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他深知二者要分开，不能用自己的身份去搞特殊，也不能让家人用自己的身份去搞特殊。作为伴侣和战友的邓颖超，更是知晓其中的道理。在很多事情上，对于周恩来作出的决定，她都理解和支持，没有一句怨言。
在工作上，周恩来因为自己身份的原因，曾多次“打压”邓颖超。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负责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拟定名单时，周恩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安排大家的职务，获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但是到了邓颖超这里，周恩来却没有安排职务。
面对这个情况，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为此，就有人去找周恩来，其中就包括黄浦一期生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她想要问清楚为什么不给邓颖超安排职务。
他说：“我已经是政府的总理了，如果小超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她的话，大家自然而然会当成是我说的，她做的事情，大家也会以为是我支持的。这样的话，家庭、夫妻、政治、政府之间关系就混乱了，对我们工作的开展是非常不利的。”
从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到他逝世的26年间，邓颖超一直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并且职位一直没有变过。对于周恩来的安排，邓颖超也没有丝毫怨言。
但是在这期间，曾经有一次，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安排邓颖超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这个提议当时被政治局一致通过。1974年12月23日，那个时候的周恩来已经重病缠身，那也是他最后一次乘飞机去长沙，和毛泽东会面，决定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当时毛泽东还专门为邓颖超安排职位的事情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周恩来拿着这个手令回到了北京，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传达了人事方面的安排，并且照办了这个安排。但是对于邓颖超的安排，他却隐瞒了下来，毛泽东亲自写的手令也被他放进了抽屉，并且没有人知道。
直到周恩来逝世后，秘书在整理周恩来的东西时，在他的办公桌上才发现这个被“藏”起来的手令。1976年底，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才说提出手令的内容，指出毛主席生前对邓颖超职位的安排，之后邓颖超才担任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
邓颖超没有因为周恩来的身份，在工作上有任何的优待，即使她的工作能力很突出，但是邓颖超一直被“打压”，因为周恩来一直强调不能让他们在生活中关系影响到双方的工作。此外，因为双方做的工作是不同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也互相不干涉对方，但曾经因为邓颖超的一句话，周恩来也曾向邓颖超生气。
根据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说：“有一次，在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时，因为出了一点麻烦，风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周恩来一直没有批准，连续工作了将近20个小时。当时邓颖超很心疼周恩来的身体，就向乔金旺询问发生了什么。正在值班的乔金旺觉得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夫人，知道也没什么，也没有多想，就告诉了邓颖超，“听说是风向不对，实验无法进行。”
邓颖超知道后，就走进办公室，周恩来正在工作，当时邓颖超也没有多想，就和周恩来说让他休息，风向的事情总会有解决的时候。邓颖超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周恩来非常生气，他抬起头，非常严厉地责问邓颖超：“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
邓颖超没想到周恩来会这么生气，并且朝自己发火，只好照实回答：“是刚才老乔说的。”周恩来听完后，仍然是一脸严肃，让邓颖超把乔金旺喊来：“老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的工作是关于妇女的，我是中央常委，我搞的是‘两弹一星’，我的工作和她没有关系。所以我没有和她说这件事情，这方面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也是执行制度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生前的愿望，把他的骨灰撒向了他热爱的祖国大地，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她跟随着他的脚步，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了有他的地方，这对革命伴侣，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并为此奋斗终生，直到离开了人世，也把自己留给了这片他们曾经深爱过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