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天木的叛逃，使军统在敌后各大城市的情报网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王天木落水后，军统特务、忠义救国军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天风，上海区行动组长林之江等人也落水为奸。军统骨干特务的叛变投敌，加速了军统潜伏组织的瓦解。落水后的他们，先后在“76号”特工总部里担任领导职位。王天木等人把军统局上海站地区的特工名单、地址和组织联络图拱手交给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紧急搜捕了军统局上海区13个办公地点和藏身之处。
平津抗日锄奸团受株连
自此，戴笠苦心经营的上海区遭到严重破坏。王天木在上海叛变后，军统局青岛站头目赵刚义也随之降。赵刚义与王天木是多年好友，交情很深。1939年11月25日，赵刚义带领日本宪兵在青岛开始了大肆搜捕。1939年底，在赵刚义等人的协助下，“76号”汪伪特工组织将青岛站站长傅胜兰等十余人全部速捕。傅胜兰被捕后旋即投敌，他将青岛站特工名单、地址、电台等物全部交给了敌人。胜兰等人的集体落水，使得军统区青岛站顷刻间化为乌有。在此期间，军统局武汉区也遭到了日本宪兵队的破坏，区长李果谌被捕后也假意投敌1939年，日本宪兵队查抄了军统潜伏组织在北平的办事处，电台落入敌手，副区长周世光也不幸被捕。随后，周世光被敌人杀害。
随后，日本宪兵队又对张家口察哈尔、绥远、丹东、内蒙古等地进行了系统搜捕，军统情报人员、积极分子、游击队长等纷纷落网，联络电台也随之被毁。至此，军统在敌后的特工组织几乎毁坏殆尽。抗日锄奸团是军统的一个外围特务组织。1937年，平津沦陷后，军统局天津站地下组织成员曾澈开始考虑抗日救国之策。他认为，军统局领导的对敌斗争缺乏明确的计划，而一些心怀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却找不到真正的救国方向。他们曾离开优越的家庭环境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其所接触到的救国军头目，往往是一些借抗日谋私利的投机分子，其结果往往是失望而归。
鉴于此，曾澈决定在青少年学生中组织抗日锄奸团。天津抗日锄奸团成立伊始，便积极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国宣传。在宣传抗日救国的同时，锄奸团也策划一些放火杀奸的活动。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抗日锄奸团曾在沦陷区内多次锄奸，这给日伪以很大的震动。天津抗日锄奸团暗杀的第一个对象是盐商王竹林。王竹林曾担任天津商会会长一职。天津沦陷后，王竹林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竟不惜落水为奸，心甘情愿地加入了高凌组织的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在伪治安维持会里，王竹林谋得了一个委员之位。此外，他还兼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王竹林的汉奸行径，引起了抗日锄奸团的注意，于是，他们决心除掉王竹林，以起到杀一做百、警告其他汉奸的目的。
王竹林在汉奸中的地位虽不算高，但他参与汉奸的活动却异常卖力，其手下管制的众多商号，都在为日本人榨取中国人的民脂民膏。1938年12月27日，王竹林和往常一样在法租界丰泽园饭庄宴请宾客。酒足饭饱之后，王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中走向停车场中的汽车。恰在此时，汽车的旁边突然闪出了三名持枪青年，见到王竹林，他们举枪便射。王竹林旋即倒在了血泊之中，而开枪的三名青年则趁乱消失在了人群中。王竹林死后，天津各大报纸都纷纷报道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案发后10天，警察局长及侦缉队长在抓凶无望的情况下纷纷向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潘毓桂递交了辞呈。
潘毓桂接到辞呈后，给出了如下处理意见:王竹林被杀一事，是警察局事先疏于防范，事后未能及时破案，因而准予该局局长周思靖引昝辞职;侦缉队长徐树铭及特务科长蓝振德因査案不利，一个给予撤职留任处分，一个给予卸职他调处分。
199年1月11日，是王竹林的丧葬之日。为表示，桂率全市处长以上官员亲临吊唁，并责令全市降半旗3天。出殡时，当王竹林的灵车行至日租界旭街时，只听一声巨响，顷刻间王竹林的灵柩就被炸了个稀烂。炸弹爆炸，造成了一死三伤的局面。
当然，这一事件又是抗日锄奸团的杰作。此事发生后，天津城内的大小汉奸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生怕有一天子弹会落在自己头上。大奸团暗杀的第二个对象是大汉奸程锡庚。他是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天津海关监督。上任伊始，程锡庚便卖力地帮日本人推行对华经济侵略政策1939年4月9日下午，抗日锄奸团得知程锡庚携全家在英租界大光明电影院内看电影。团长曾澈遂派祝友樵、袁汉俊、冯健美等人执行暗杀任务。
下午6时左右，程锡庚携妻带女乘车来到了大光明影院。因此前屡有汉奸被刺，故程锡庚外出亦格外小心，此次出行特带警卫10名。待程锡庚在影院坐定后，10名警卫便分散开来负责警卫工作:3名警卫在影院门口蹲守，负责盘查进院的所有观众;另外3名警卫穿梭于影院之内，负责巡逻工作;剩余的4名警卫人员守候在程锡庚的左右。冯健美打扮成贵妇人模样先行带枪混入影院，尔后祝友樵等人分散入场。
抗日锄奸团的威名远播
入场后，行动组人员遂在程锡庚后排的座位坐定。灯熄后，影片《贡格丁大血战》开始放映。这是一部战斗片，因而杀声、枪炮声不绝于耳。影片开播后不久，祝友樵便从后面拔出手枪，对准程锡庚的后脑开始射击。开枪时，因影片声音太大，故一时无人察觉。等程锡庚的老婆发现有刺客时，行动组人员已经趁着混乱逃了出来。此次锄好行动，使日伪走狗更加惶惶不安，也使天津人民大出了一口恶气。除了杀敌除奸，抗日锄奸团还纵火焚烧了位于日租界的中原公司。中原公司是日商在天津经营的最大的百货公司。
天津沦陷后，中原公司因经营日货而生意兴隆。此间，日伪组织经常举办一些歌舞游艺之类的活动，借以宣传“大东亚圣战”，粉饰太平。为了打击日伪的器张气焰;抗日奸团于1940年8月27日夜将中原公司百货大楼予以爆破。炸弹爆炸后引起了火灾，公司的部分商品在火灾中化为灰。此次行动，虽没达预定效果，但是却使抗日锄奸团的威名远播。王天木被捕投敌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也随之投人了“76号”汪伪特工组织的怀抱。裴级三投敌后，遂将抗日锄奸团团长曾澈出卖。不仅如此，他还卑劣地把抗团活动及其联络地点都告诉了日本宪兵队。
1939年9月28日，抗团骨干人员李如鹏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李如鹏被捕时，曾澈已闻讯躲了起来，但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率警捕获，押送到日本宪兵队。抗团成员丁毓臣在日伪搜捕时曾逃到了北京，风声过后，他便返回了天津。谁知刚一到天津，他就被守候在那里的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被捕后的李如鹏、曾澈、丁毓臣三人遭到了敌人的残酷迫害，最后三人英勇就义。曾澈、李如鹏等人被捕后，天津抗团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抗团成员大多被逮捕杀害、判刑。后来军统虽力图恢复该团活力，先后派幸脱逃的抗团骨干成员孙大成叶德明等人继任团长，但因之前元气大伤，且后期一度遭日伪破获，天津抗日奸团从此一蹶不振。
1941年，军统局决定将天津抗团本部迁往重庆，自此，曾经声势浩荡的天津抗日锄奸活动终于落下了帷幕。在天津抗团遭受破坏的同时，北京抗团成立。天津成员李振英在研制炸药时受伤，伤愈后考人北京大学;成员王宗铃考入辅仁大学;宋显勇、黎大展、方佩萱等考入燕京大学。孙大成利用这些天津抗团成员，在北京组织了北京抗团。北京抗团成立后，孙大成又吸收贝满女中的曹绍慧、居贞等人加入。北京抗团由李振英负责。1939年冬，孙大成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抗团。新成立的这些抗团，虽坚持战斗，但却大不如以前。
1942年底，抗团大部分成员被捕入狱，有些成员惨遭敌人杀害。轰轰烈烈的抗日働奸团，在经历了敌人的几次大破坏之后，终未能摆脱归于沉寂的命运。由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变节投敌后，帮助“76号”汪伪特工组织对军统局各站予以打击。这样，戴笠多年苦心经营的上海与天津南北两大特工中心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震惊之余，戴笠匆忙采取应变措施。他委派原上海区行动组长赵理君代理上海区长，原华北区副区长倪中立继任天津站站长。找到重建上海区和天津站的合适人选后，戴签便命令他们对王天木、级三等入进行制裁。谁知，危难之中受命的赵理君非但不能完成刺杀任务，他本人在上海的立足都成了问题。
无奈之下，戴笠只得将其调回重庆军统局本部担任行动处科长。随后，他调派陈恭澍到上海继任上海区区长一职。陈恭澍到上海后，随即展开了对王天术的制裁活动。他用重金买通了王天木的贴身警卫员马河图，要其伺机杀死王天木、陈明楚等一批汉奸特务。1939年12月25，马河图利用王天木、陈明楚、何天风等人到沪西兆丰夜总会跳舞的机会，开枪将何天风、陈明楚射杀，王天木则侥幸逃脱。任务完成后，马河图躲进法租界，后由陈恭澍将其转移至重庆。本中军统局上海区组织的存在，成了日伪方面的一块心病。他们时时都想着除之后快。为此，日伪一方面从内部加紧对军统人员的收买、策反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又联合“76号”伪特工总部，从外面加强了对军统组织及其人员的搜捕工作。
釜底抽薪
1939年10月，上海区第四行动大队副队长万里浪投敌。万里浪是湖北人，1928年6月考入金华训练班，1931年调入上海站工作。由于万里浪的出卖，上海区书记郑修元险些被捕，其军统特工的身份也随之暴露。上海区长陈恭澍知道此事后，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首先，他将郑修元调离了上海，之后他把万里浪所熟悉的第四大队各据点进行了秘密转移。1939年底，万里浪当上了“76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接任处长后，万里浪便率领手下的特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扑。在他的策动下，担任上海区第一行动大队第三分队长的周西垣也秘密投靠了“76号”汪伪特工组织。周西垣叛变后遂将第三分队的所有武器及区本部下达的秘密文件全部交给了万里浪。
之后，他便原地潜伏，继续在军统组织内充当内鬼。1941年3月，周西垣与万里浪秘密勾结的事情传到了上海区长陈恭澍的耳朵里。于是，他派助理书记刘原深以代理第一大队长的名义去借机调查此事。通过调查，刘原深发现周西垣确实已经叛变投敌。基于此，上海区长陈恭澍便报请戴笠，请求其批准将周西垣正法。陈恭澍以为，证据确凿，制裁周西垣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于是他便给刘深原下命令道:“周西垣叛变一事证据确凿，现在已经上报给戴局长，相信不久便可获准执行。你这边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刘原深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准备刺杀周西垣的活动。
他任命第一大队第一分队长刘全德负责执行此次刺杀任务。万事俱备，就在刘全德等人静候制裁令的时候，刘原深却神秘失踪。原来，因此案涉及万里浪，所以戴笠迟迟未作回复。这时，狡猾的周西垣已经察觉到刘原深对自己的成胁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1941年6月28日，刘原深被周西垣骗到法租界的霞飞坊见面。谁知他刚一到那里，便被周事先安排好的“76号”特务逮捕。刘原深被捕后，军统局上海区的几个组织接连有人被捕。在被捕人中，以第三行动大队人数最多。到1941年10月，第三行动大队除队长蒋安华外，其手下的60余名成员中仅有一人逃脱，其余则全被捕。
这样的“连锅端”会给敌人留下更多的线索。考虑到这一危害，上海区本部连忙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他们首先把潜伏人员和秘密机构做疏散处理，除此之外，区长陈恭澍还拟定了一套釜底抽薪的办法。他计划把已暴露身份或有潜在危险的人全部调离上海。之后，再从别处选派合适人员补充进来。此计划上报后，便得到了戴笠的批准。但是该计划预计调人、调出人员过多，因而牵扯面过大，经费一时难以凑齐。为此，陈恭澍的这一釜底抽薪之法没有得到迅速的贯彻执行。就在此时，上海区又发生了更大的变故。这一变故，导致了军统局上海区地下组织的彻底瓦解。
1941年10月29日深夜，上海区长陈恭澍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内线刘俊卿的电话。电话中，刘俊卿告诉陈恭澍，日本宪兵队联合汪伪特工组织及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两个巡捕房对上海区的十多个军统特务进行了抓捕。在抓捕过程中，区本部会计陈贤荣、助理孙国昌也落入敌人手中。除此之外，日本宪兵队还搜走了其保管的几箱账目和租约。一听账目和租约落入了敌人手中，陈恭澍大吃一惊，他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敌人很可能根据这些账目和租约上的一些蛛丝马迹，按图索骥地找到军统局上海区潜伏人员活动轨迹。想到这里，陈恭澍马上采取了应急措施。他冲出住所，亲自驾车赶到了新闸路上的一个秘密电台。在那里，陈恭澍给戴笠发了一封上海区情况危急的电报，之后他便驾车急急地向区书记齐庆斌的住处驶去。
结语
令陈恭澍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齐庆斌早已被“76号”汪伪特工人员逮捕。此时的他们，正在齐家住宅内静自己的到来。敲门之后，陈恭澍听不到里面人的回应。直觉告诉他，这是个危险的地方。正当他转身离去时，早已守候在那里的“76号”特工人员一下子冲了出来将其包围。就这样，上海区长陈恭澍也被敌人速捕。听到陈恭澍被捕消息后，戴笠痛心至极。他多年辛苦经营的上海区就这样分崩离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