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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的背景
郡县治，天下安。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张网，则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就像网上的纽结，关系着天下的兴衰安危。
这些纽结中，有1300多个县，近400个县级市，近1000个市辖区，110多个自治县，等等。
倘若是县级行政单位概念，则广东普宁市为中国第一大“县”，其户籍人口为248万，常住人口为212万。
倘若只是县的概念，则安徽阜阳的临泉县是中国户籍人口第一大县，2020年户籍人口为231万，常住人口为166万。
临泉面积为1839平方公里，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30.45%，相当于整个国家1998年的城镇化水平。
2020年，临泉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71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2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2020年4月，临泉现行标准下2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退出了贫困县序列。
我到临泉调研，是因为美团公司的朋友告诉我，美团骑手中来自临泉的最多，累计有6万之众，临泉每年外出务工人员也是全国各县之冠。
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率先开放、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普遍进入富裕阶段，证明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有效性。那么，欠发达地区，农业大县，人口超大县，有没有可能走向富裕？路径是什么？我带着问题走进了临泉。
过去为什么穷？
临泉位于安徽省西北边界，与皖豫两省9个县市区接壤，辖23个乡镇、5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省级南北共建产业园，406个行政村（社区）。
临泉历史悠久。古称沈子国，是周文王第十子的封地，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临泉也是姜子牙和百步穿杨的养由基的故里。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方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当时这里有50多万人，便于补充兵力。
新中国成立后，临泉的人口在六七十年代强劲扩张，八十年代“计生”启动后，仍有不少“超生”，属于政策很难执行的地方，人口继续增长。虽则这里是平原，大小河流几十条，适合人生存，但全县基本都是农业，绝大部分人口为农民，人均耕地只有0.8亩，要过上好生活并不容易。
又由于临泉位于两省交界，2/3的地界被河南围着，交通两地都不管，2014年之前只有一条6.9公里的国道（G106）从县西边经过，离县城有40多公里，县内无铁路，水路也不畅，内外闭塞，不少县城附近的村子到90年代中期才通上电，所以临泉长期被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各种社会矛盾也很突出。
临泉有民间杂技传统，是杂技之乡。改革开放前，每年春节后青黄不接，吃不饱饭，有些农民就拖家带口，外出卖艺讨生活。他们在先人拳脚武术的基础上，凭着“吞铁球”“吞宝剑”，以命换粮。现在临泉说起杂技，“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都是“文艺工作者”，过去就是耍把式谋生，否则可能会饿死。有杂技艺人回忆那时的情况，“家里有13口人，住在3间茅草房里，每天两顿红薯稀饭，汤比饭多，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能听见肚子咕噜咕噜叫”，不出去怎么行！
今天临泉的杂技队已从“走四方”发展到“入殿堂”甚至“跨国门”，每年大致有2.5万临泉人在全国各地演出，主要是在景区驻场，演马戏。临泉杂技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少林塔沟武校上过央视春晚，很多表演的学员都是临泉的。
临泉很穷，但临泉人不认命，从肩挑背扛到板车、三轮车，再到改造农用车和厢式货车，有的区域睡人，有的睡动物，有的放道具音响和发电装置，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车上，“关上门是一家人，走出去是一个队”，最快只要10分钟准备时间就能摆开架势演出。酸甜苦辣，艰辛奋斗，涌现出耿庄、韩杨寨、彭寨、彭小庙、韦小庄等一批杂技专业村，韦寨镇的韦小庄自然村还被中国杂技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杂技专业村”。
｜临泉县高铁站
走出去，是个天
靠杂技谋生毕竟是少数人。从80年代起，临泉人开启了一轮又一轮北上南下的外出打工潮。也有杂技人在外地演出，发现有更好的谋生手段，就离团单干。
有个杂技人在广州表演时发现街头很少卖馒头，而外地人多了，想吃馒头的也多了。他就留在广州做馒头，慢慢积累，隔几年就买套房。临泉宣传口的同志说：“前几年，他已有5套房子，养老也够了。”
临泉人外出打工，是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钻，而且以先带后，形成聚合。
一个方向是人少地多的新疆。八九十年代从临泉到新疆安家落户的有10万人以上。有亲历者介绍说，1992年前后新疆的政策是，青壮劳力去那里务农，一户给100亩耕地，三间房，5000块钱安置费。他们村就去了十几户。临泉迁往云南景洪的也有一两万人，去种西瓜。
更多人是到广州、东莞、温州、宁波、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打工，有的打着打着，摸清了规律，也有了一定积蓄，就自己创业。
在湖北特别是武汉，有2万多临泉人做香料生意，比如炒菜用的八角胡椒；
在北京、河北、天津、辽宁，洗浴行业的很多老板和搓背工，都是临泉人；
在宁波，不少临泉人从拾破烂发展到做再生资源利用。比如五金厂，临泉人负责打扫车间卫生，不要报酬，只要把地上剩的五金料给他们就行；
在天津，码头上开货运车的，临泉人很多；
在上海，从事牛肉进出口和零售的，大量是临泉人；
在杭州，做菜市场生意的，临泉人占相当比重。
我在临泉采访了外卖商户、外卖骑手、外卖管理者，以及开洗衣店的、做足道的、当房产经纪的，一共有十几人，大部分都有自己（或丈夫、妻子）在外打工的经历。基本都是在村里长大，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如同温州人在全世界闯荡，临泉人在全中国打工，做生意，有七八十万。乡土情结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一个镇的人往往集中在外地的某个产业圈里，形成乡土化产业集聚。他们也是日后临泉自身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力量。
发展本地工业的顿挫
回到临泉自身的发展。
“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年代，中国很重视沿海发展，城市发展，而临泉这样以农为主的地方好像没有感受到多少改革开放气息，几十年城市变化很慢，乡村十年八年没变，在90年代外出打工高峰期，不少村‘十室九空’，成了386199村，就是妇女、儿童、老人（99意味着重阳）留守。村里靠路边还有些新房子，里面都空心了。”
听了介绍，我问：“难道就不能发展一些本地产业吗？”
情况是，临泉也发展过地方工业，最主要的是皮制品和脱水蔬菜，但因为污染严重，在不断的环保整顿中，大部分都关闭了。
临泉是安徽的养牛和养羊大县，皮革资源丰富。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几个镇从贩卖皮张发展到建厂制革，几乎家家户户搞皮革。大量小制革作坊工艺落后，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当时发展最快的镇就是污染最重的镇，地下水40米都不能饮用。有的河流1992年还很清澈，1996年就成了黑河。
从90年代末到2004年、2005年，这些皮革厂基本被关停，很多皮贩子和制革老板迁往外地，现在海宁、桐乡皮革城里就有一些临泉人。直到若干年后，政府通过投资修建治污设施，集中生产，统一治污，先解决废水问题，皮革业才又有所恢复。
脱水蔬菜是临泉的传统行业。和皮革业的情况类似，也是小规模家庭作坊为主，生产工艺落后，高耗能高污染，有些属于非法生产。每年夏季，一些蒜片加工厂生产的下脚料随处堆放，因长时间高温发酵，气味刺鼻，周围一片骂声。脱水蔬菜有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如俄罗斯），但要保证不污染，必须在环保设备上高投入。在2004、2005年，投资一套完整环保设备要400万元。而当时临泉县城的房价不过是4万元。企业根本投不起。
2008、2009年，临泉县总计关闭了两三百家工艺差、没有治污设施的脱水蔬菜企业。不少在临泉干不下去的转往全国，据说在各地做脱水蔬菜的企业一半多都和临泉有关。
对皮革产业和脱水蔬菜产业的整顿，不仅让被关闭、赶走的企业心生怨气，不少企业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再回临泉投资，也使本地GDP增长受阻。最近这几年，皮革产业和脱水蔬菜在保证环保的前提下有所发展，企业也上了规模，但再不可能像当年那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了。
在临泉，说到本地工业，众口一词的支柱企业有两家，一家是前身为临泉化肥厂的安徽晋煤中能化工公司，2003年改制为民企，2007年与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合资合作，是中国氮肥生产20强；另一家是安徽文王酿酒公司，是中国白酒百强，2012年被联想控股旗下的丰联集团全资收购。
临泉也曾有过一次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类似的做市场的机会，发挥皮革等小商品优势和腹地人口众多的优势，但上面最终没有选择临泉。
“有很长时间，真的觉得临泉临的不是泉，是一潭死水。我们也想经济发展，有的村镇饥不择食，连假烟也生产过，说就算黑猫，地下产业，能赚到钱也行。也知道不对，可是在内陆封闭地区，确实没有像样机会。生存不下去的时候，没有道德可言。”
这就是2010年之前的临泉。
一位任职20个月的县委书记
“那些年，临泉和整个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好像切断了。2010年临泉常住人口154万，这么大一个县，交通差，和外界不流通，就算有产业，也很难走出去。临泉的政治生态也很糟糕，如果你没有什么关系，什么都干不了。2009年4月来了一个新书记，提出县城要往南拓，有了新发展思路，可他只干了一年多，临泉又沉下去，直到2014年新任领导为临泉争取到了高铁站点，这才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介绍者没有披露其姓名的2009年时的县委书记，经我查询叫朱爱民。他到临泉任职前，当地刚刚发生了原县委书记、原政法委书记的贪腐窝案，原县委书记的54个请托人中，绝大部分是党政机关干部，吏治之不堪可见一斑。
朱爱民说：“临泉虽然落后，但落后也是一种资源。最为落后时，往往是契机的开始。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怕甘于落后。”
他在临泉工作了20个月，主抓了开通公交车、治理吃空饷、公开选聘干部、干部述职电视直播、工业园区整顿及举办杂技节等工作。因临泉靠近河南的“几不管”地带的涉毒问题长期存在，为表达禁毒决心，他戒了长期的抽烟习惯。
不过2010年，朱爱民之前任职的安徽和县发生了县政府违法批、占土地案，牵扯到他过去的一些决定，导致当年12月他不再担任县委书记，后被安排到阜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任职，2015年辞职下海，加入天邦股份，成了一名“养猪人”。
去年，临泉引进了天邦股份的500万头生猪屠宰及深加工项目，项目总占地约360亩，总投资30多亿元。这个项目就是朱爱民推动的。
“猪永远是猪，人有时不是人。”据说是朱爱民说过的话。不知他当初是针对何种现象所发的感慨，应该是缺乏“人和”的时候吧。
交通大变样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014年，这年9月，邓真晓被认命为临泉县委书记。他是从合肥市庐阳区，即安徽省的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区的区长任上调到临泉的，先过渡了一段副书记、代县长。他在临泉干了7年，于2021年3月调任地级市的亳州市，现任市长。
在临泉有一种说法，邓书记来的时候，省里原来的考虑是干两三年，但赶上2018年到2020年的三年脱贫攻坚战，“不脱贫党政主职不能调动”，他就在临泉扎根了更长时间。
邓真晓在2014年抓了一件对临泉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千方百计做工作，让郑阜高铁（郑州到阜阳，之后阜阳到合肥段与商合高铁并线）在临泉建了一个站，该铁路于2015年12月24日开工建设，2019年12月29日通车，把中原和江淮、长三角紧密连在了一起。
有人说，即使这一年他就干了这一件事，也值得大书。
“郑阜高铁，有人也叫郑合杭高铁，一开始传出来的三个规划版本没有一个经过临泉，最好的一个是在临泉和界首之间设立界首南站，离两边都是14公里左右。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但和临泉无关，既无临泉站也不经临泉地界。邓书记当时还是县长，一门心思想着要在中国的高铁上标注出临泉的名字，到处跑，到处求，2014年9月底就守在天津的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外边，说‘什么时候设计出来，我什么时候走’，最后，铁道部有关部门批示‘请酌情考虑临泉230万人民的需求’，他拿着这个批示再找设计院，最后的设计是高铁从界首南站再往南，拐一个弯到临泉，设临泉站，在临泉地界有十几公里。虽然临泉为此付出了拆迁等代价，但终于不再是被高铁遗忘的角落了。”
在2014年之前，临泉每年修路30公里左右，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要三四个小时。2014年底的数字是，全县有国道6.9公里、省道152.3公里、县道275.7公里、乡道327.8公里、村道1180.8公里，每万人公路数8.45公里，全省平均数则为28.67公里。更糟的是，公路损坏率在80%以上，路路带病工作，处处坑坑洼洼，有人说临泉是“外无出路，内无道路，招商无望，引资无方”。
2014年临泉提出“打通主动脉、畅通微循环、消除断头路”，2015-2017年新修和改建公路2700公里，整个“十三五”期间国省干道、县乡村道修了近4000公里。过去临泉的货物外运，最主要的是连接阜阳市区的省道102线，运输费用高，压力大，道路易损坏。除新修公路外，2016年临泉疏浚了泉河航道，提升了杨桥船闸，建设了泉河码头，实现了500吨级船通航，使农副产品及工业产品可以从沙颍河进入淮河，流向全国市场。
短短几年间，临泉晴天泥土路、雨天“水泥路”的局面彻底改变，一举完成从半封闭到处处畅通，从没有半寸铁路到进入高铁时代，从水运停滞不前到航道全面疏浚的大变革。现在临泉2/3的行政村，城乡公交可以直达，原来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现在花7块钱坐50分钟公交车就可到达。
修了这么多路，钱从哪里来？
首先是省道调整为国道的100多公里，国家出钱。
其次是县乡村道调整为省道的，省里出钱。
再次是县里在交通方面一个口子统筹。整合交通、发改、扶贫、农委、国土及财政等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还通过临泉县交通建设投资公司进行融资，如发行公司债等。
把临泉交通变化放在更大视角看，其实是整个国家对相对落后地区的重视、资金投入、扶持力度大大增加。邓真晓说，临泉用了3年修了过去20多年应该修的路。20多年没变化，主要原因是缺少投入的条件。
当然，地方主官的能动性、创造性也很重要。从省里往县里派得力干部，有助于更好地获取资源，争取各种支持。这也要以从上到下更加重视农村为前提。
“把合肥最好的区的区长派到人均收入最低的县，这种支持太重要了，只有这些年才会发生。”不止一位临泉人说。
2014年9月，临泉与邓真晓曾经工作过的合肥市庐阳区合作共建“临庐现代产业园”，2016年与临泉经开区融合发展后，工业的作用日益凸显。最近5年来，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30%以上。
交通何以解千愁？
要想富，先修路。路从少变多，从疏变密，从短变长，有助于发展经济。这道理当然知道。但通过在临泉调研，我对交通的重要性有了更多理解。
2015年之前农村有不少耕地“抛荒”，偏远的地方是没人种田的，租也租不出去，有的不要钱给人家种，人家也不种。因为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场雨下来，很难进到地里收，收了也很难拉出来，拉出来也很难运走。
2016年起，在路况改进、行政村“村村通”的同时，“抛荒”迅速减少，临泉涌现出不少集约经营的“租地户”和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加快，因为生产出的农产品很容易运出去。现在临泉再偏远的土地都有人租，至少都有一条硬化路通到地头，标准不一定很高，但起码不会再让老百姓“掂着皮鞋穿胶鞋”了。过去各村建自己的路，有的不衔接，2018年到2019年经过努力，基本消除了“断头路”，道路全部连通，同时增修了到地头的生产道路。
当道路可以延伸到县域的角角落落，对平安建设也有很大帮助。过去，在两省交界的村镇，执法很难，有的犯罪分子会猖狂到跳到河对岸，说“有本事你过来”。就算你过去，你是县里的公安，如果不是镇里人带着你，也很难找到村，村口到户，路都走不过去，没有村干部根本找不到。现在，路都通好了，你不声不响可以到他家门口。再加上2018年建立了“天网”“地网”，管理细化，让农村的平安建设有了长足进步。
2017、2018年，垃圾回收覆盖了临泉全部行政村。所有村都有垃圾回收人员和垃圾桶。如果没有村里巷道的基本全覆盖，垃圾回收和运输也很难做到。
路的通畅对于提升农村精神风貌也有很大帮助。
“现在农村有三大问题：地边墙角的争执，婆媳关系，以及养老。路通好后，地都租给人家种了，地有多少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冲突了。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主要靠国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临泉参保人数有198万多。婆媳关系问题，现在村子里只要地面硬化，都有‘文化广场’，哪怕条件再简陋的文化广场，晚上都有广场舞，老人说：‘我有那个吵架的闲工夫，还不如多跳跳舞，和姐妹们在一起嘻嘻哈哈，心情好才是灵丹妙药。’”
临泉县多个村都办乡村春晚，村民自演，一般有十几个节目，从下午2点到5点。2019年共办了65场。去年受疫情影响，办了28场。通过网上直播（也就是2000块钱的成本），外出打工人员也能看，观众最多的一个村的春晚有23万人在线看过。一进入腊月，农村就开始准备，跳，唱，舞，演。矛盾和上访也少多了。
交通大变样推动了城镇化。最近五六年，临泉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8平方公里扩大到49平方公里，每年有1万多劳动力回流。不只城区在发展，几个人口最多的乡镇也有人口回流，有些发展的像小县城一样了。
城镇面貌变化太大，以至于有些临泉人在外地一两年后再回来，竟然不认路，找不到家。我采访的一位回来当骑手的，就在县城跑，第一个月一直用导航，因为有太多陌生的商业体和小区了。
在脱贫攻坚中，临泉大力发展乡村工业，但为了防止碎片化和污染，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一个镇集中在两三个村搞工业，建小工业区，以加强统一，规范管理。二是村工厂主要是涉农类加工业或手工编织，无污染，以计件为主，为村民提供灵活的增收机会。
以临泉县浪鲨克工贸公司为例，创办人王希友是长官镇本地人，曾在广东一泳衣加工企业打工，2011年返乡创业，生产泳衣出口，一开始只在县城有工厂，后来交通改善，加上县里支持到村里搞扶贫车间，他就在村里先后建了6个分厂。他现在一年的销售额过亿。
路好之后，各个镇村的特色农产品也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县里打造“百村百品”，有的镇村是无公害西洋南瓜，有的是无公害西瓜，有的是芝麻油，有的是山羊肉，有的是肉鹅，有的是薄荷，有的是中药材，有的是食用菌，有的是荷花，等等。
临泉还在打造“中原人的旅游目的地”，有以封神榜的故事为背景的“魔幻之都”，有以格林童话为主题的格林童话世界。临泉魔幻动物园有200多种5000多只动物，2018年开园，当年五一节在携程网的华东旅游地热门排名中排第四。临泉周围100公里范围内，人口超过千万，旅游潜力很大。
城区面积扩大，城镇化提高，外来劳动力回流，为商业、教育、医疗等提供了强需求。“十三五”期间临泉累计投入基础建设资金30.63亿元，新建、改扩建校舍面积103万平方米，新增教育用地4922亩。
我在临泉二中门口问一位高一同学，高一有近50个班，每个班55个人，旁边有人说：“如果要是敞开收，80个班也可以。”临泉的县人民医院也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实现了合建。这里是全国县一级医院中做卒中手术最多的。月收入一两万的医生并不鲜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临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力求从对外输出简单劳动力，发展为输出有一定技能的专业劳动力，从人力大县到人力强县，以培训撑未来。临泉的皖北经济技术学校投资4.7亿，一期占地300余亩，每年培训约1.5万人次。比如培训中年妇女做月嫂、养老护理、病人护理、按摩师，培训中年男性做电子、汽修、建筑、装修，还有培训电商、糕点等等。来授课的一部分老师也是从实践中来，如插花培训就找插花店老板。有的企业干脆到技术学校定制培训。
“有培训和没有培训，到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完全不一样。不培训，给人的印象就是干体力活，很低端，培训了就有些技术含量，有的还有白领气息呢。”
由于城镇化提升和人口增加，临泉城区的房地产项目很多，我去看了当代城（近3000套）、金科城（2000套）、华安城（有8个项目）、碧桂园（有4个项目）等项目，基本都卖光了。毛胚房，房价在6000～7000元/平水平，当代城也有8000多元/平的。购房主力是老师、医生、公务员、回流创业者等。万达广场、爱琴海购物公园都在加紧建设中。几块钱一杯的蜜雪冰城开了6家，十几块钱一杯的沪上阿姨也有。
走向富裕的循环
临泉作为中国第一户籍人口大县，刚刚脱贫不久，2020年全县GDP为394.6亿元，财政收入为30.1亿元，财政支出为92.7亿元，经济和财政的实力还不强，还要国家“输血”。临泉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3.0:24.2:52.8，第二产业占比还比较低。
不过，临泉的进步是明显的，近年来主要经济指标在安徽县域经济中的排位在快速上升，2020年GDP在全省县域经济中排14位，比2015年前进20个位次。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富民强县、安居乐业”的梦想正在扎扎实实推进。
临泉不是中国的富裕样本，但它是中国欠发达内陆农业大县走向富裕的缩影。还在致富路上，但很有信心。
在临泉的调研给我的主要启示是：
1、改革开放，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中国走向富裕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不行。
2、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另一部分地区感受到阳光雨露偏少，变化较慢，这些地方的心有不甘、穷而思变的人们选择走出去，到那些先富起来的地方，到更多机会的地方，加入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地方通过他们的流动的人民，也加入到走向富裕的进程中。人民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大学校里获得了不限于物质财富的收获，也为家乡的发展储备了资本。
3、最近若干年，国家政策明显注重了协调和共享，对相对落后的地方给予了力度远超以前的支持，这是这些地区快速改变面貌的基本前提。国家政策的倾斜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一部分发展成果，通过国家财政转移给了相对落后的地区。就临泉个案来说，临泉人外出打工，为发达地区做了贡献，现在发达地区又通过国家财政，部分地回馈给了临泉。
4、在相对落后地方的崛起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确实有政策因素，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主官的因素，但更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产业发展规律，通过改善环境、发育有特点和有竞争力的产业、发育市场、让更多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结果，是发育更充分和更高水平的城市化的结果。本质上，靠的是人力资本发育，是奋斗出来的，是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奋斗出来的。环境的持续改善和人力资本的持续提高，这是硬道理。
5、整个国家都在关注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但要看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不是扶出来的，不是等靠要出来的，不是指望别人发善心捐出来的。这都不是长久之计。一定是内生、内源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结合体。我尊重临泉人，相信他们会有更好的未来，是因为他们是奋斗者，骨子里有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精神，所以他们走到哪里都能活，而且活好，回来创业也能找出一条新路来。
6、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面貌明显改观，但人们会有新的压力感，如房价、子女教育、收入不稳定，等等。今天一个月挣大几千块钱的骑手，年入十几万的外卖商户，和他们最初打工时挣几百块、一两千块钱相比，收入多了不少，但压力感依然如影随形。生活更好了，钱更多了，房子更大了，压力并没有少。我在临泉真实地体会到了打工者、创业者内心的坚强、坚持和焦虑。回来一边当骑手，一边顾家，天天见的着孩子，将来有一天孩子考上大学了，还出去吗？或者收入不达预期，还要不要又出去，和家人别离？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可能还在于本地的发展。
在临泉，我看到了一种循环，人力资源流出去，有些又流回来；还会流出去，也还会流回来。后富的人去先富的地方贡献自己，慢慢地，先富帮后富，这就是循环。这中间有产业转移，也有基于当地禀赋的直接的创新创造；有一二线城市品牌的下沉，也有当地特色产品的上行，这也是循环；此外，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地方医院的连接，也是循环。
伴随经济发展，临泉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可能在于：
一是以更大的城区面积为中心，因为规模才能带来更专业的分工，更充分的发展，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是以强镇为辅助，强镇的标准就是经济和人口都比较强；
三是在村一级进行结构调整，土地的连片集约经营程度加大加强，如此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
而在城、镇、村之间，也存在循环流动，鉴于交通极为便捷，可能出现分时分地居住的混合方式，如周中在城，周末回乡。这也是循环，虽然村里平时人少了，但周末、节庆又会多起来。
所以我的调研结论是——
让资源流动起来，循环起来，让建设性的创造力和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力量引领资源配置，让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起到更多带动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
中国走向共同富裕，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但是，是充满希望的历程。
本文得到了临泉县委杜建龙、美团公司杨栩昕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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