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使城内的大量文物古迹和200万市民免遭战火危害,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时任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旧军阀出身,长期主政西北的大员,傅作义对于起义改编并非心甘情愿,即使解放后仍然抱有脚踏两船的幻想。
1948年9月初济南解放,10月东北完全解放,一旦东野入关,首当其冲的便是傅作义。此时,傅作义的部队部署在保定、北平、天津一线,排成一字长蛇。11月4日,傅作义奉命到南京参加最高军事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如何挽回败局。私底下,蒋介石极力说服傅作义率部南下,并许给他东南军政长官职务,划福建给其做基地。蒋的目的是,集中兵力,收缩防线,万不得已时可以划江而治。
但傅作义并不想南下。一方面,解放军已经转入反攻,国民党已经很难挽回败局,南下可能成为老蒋的殉葬品。另一方面,他担心南下后自己的部队被老蒋慢慢吃掉,到时候自己成了光杆司令,继而失去影响力。在中国漫长的军阀混战时期,小军阀更换门庭是司空见惯的事,反正跟谁混都是混。有枪就有人,有人才有地盘,有地盘才有权力,这是军阀的基本思维逻辑。
况且,美国人看老蒋不堪大用,也极力扶持各个地方势力。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通过胡适与傅作义联系,表示愿意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让其退到山东沿海一带。不过在对外态度上,傅作义还是比较明确的,他拒绝了美国人的建议。
在去南京开会之前,他就跟部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们认为东野刚刚经过辽沈战役,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休整和消化战果。加上已经入冬,天寒地冻,部队运动不易,预计次年春天才会形成决战。为此,他计划先扩充20万左右兵力,在华北一线构筑碉堡群,进行抵抗,即便战局不利仍然有3条出路可选:
一是,西去绥远。这里是他的老巢,他长期经营有一定的基础,而且部下士兵大多也是绥远人,支持这个决定。但是西去绥远,孤立无援,恐怕难以持久,这是下策。
二是,东去天津。依托港口接收美国人援助,等待战局转变,即使战局不利,还可以从海面撤走。但部队南下以后,仍然面临被老蒋吃掉的尴尬局面。
三是,与解放军和谈。以冀、察、绥三省兵力在华北地区影响较大,可以与解放军分庭抗礼,将来组建联合政府,也可以保持一定的地盘,维持跟过去一样的半独立状态。这比较符合自己的利益,也能让部下接受。
对于出路,傅作义做了万全准备:一方面下令强化了天津的防御,把部队的家眷分也安置到天津。一方面通过女儿傅冬菊给毛主席发了一封密电,表达出和谈意愿,要求派代表来北平商谈。
对此,毛主席敏锐地分析出傅作义不愿南下的意图,并未给他复电,而是命令东野立即入关南下。因为不给傅作义一定的打击,他是不会真心诚意地坐下来谈判的。
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包围。20日又先后占领唐山、军粮城,杨柳青、杨村等地,堵住了傅作义从海上撤退的道路。而此前,傅作义嫡系的11兵团、35军、105军已经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被掐头、拦腰、断尾分割包围了。
傅作义发现北平附近出现解放军后方寸大乱,急忙派代表到西柏坡去接洽谈判,同时下令分散在平绥线上的嫡系部队向北平靠拢,集结兵力。12月22日,其嫡系精锐35军在突围到张家口以东的新保安时被全歼,军长郭景云拔枪自尽。前去解围的104军也被尽数歼灭,军长安春山趁乱逃回北平。傅作义一下失去了谈判的资本,心如刀绞。
次日,傅作义再次给毛主席发去电报,称“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要求军队后撤,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暂不缴械。
对于傅作义的表态,毛主席直接点明“不实际”。为了打击其和谈欺骗,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位列31。同时,毛主席也在1949年1月1日发给林帅的《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中指出:北平和平解放,我们才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允许其直属部队编为一个军。
1月6日,傅作义派出少将民事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到蓟县八里庄与聂荣臻进行谈判。这次谈判,解放军方面政策非常宽松,答应既往不咎,要求部队开出城外整编,文职人员安排工作,对傅个人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林、聂特意强调,要求傅作义于1月14日午夜前给予明确答复。
傅作义拿到这份纪要,唉声叹气,这离他最初计划保有一定地盘和军队的目标相去甚远,让他犹豫难决。一方面,老蒋早已发现其行为异常,连续派出徐永昌、郑介民等人到北平安抚。另一方面,天津、绥远还在手中,似乎还有退路。
到了限定时间,傅作义并未给出明确答复,而是派出副手邓宝珊跟周北峰再次跟解放军谈判。接待的聂荣臻说:
14日夜是答复的最后限期,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为彻底让傅作义醒悟,1月14日,解放军向天津发起全面进攻,仅用了29个小时就将天津解放,俘虏了傅作义的亲信、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此时,双方的谈判仍然在进行了。天津的惨败让傅作义万念俱灰,终于答应谈判条件。双方于16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不过协议的内容只涉及北平,绥远因战略位置不算重要,留到以后再谈。
按说,此时傅作义应该死心塌地跟党走了,但其实他仍然在多头下注,不愿跟老蒋撕破脸皮,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国民党示好。
当年8月底,为彻底解决绥远问题,毛主席派傅作义、邓宝珊回绥远做工作,绥远守将董其武是其心腹。傅作义到绥远进行一番布置以后,联系徐永昌,要求其到绥远面谈。徐永昌晋军出身,与傅作义是同乡和好友,两人交情颇深,又在国府高层任职,既能信任,又能传话。
据日后公开的徐永昌日记中披露“傅作义问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情况如何?”徐永昌一再劝说他率部南下,表示老蒋已经安排川北给他做根据地。傅作义解释了不能走的原因:“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接着他又解释了留下来的目的:
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力量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被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
说到动情之处,傅作义声泪俱下。接着他又把自己写好的方案让徐永昌转交给老蒋,内容是关于国府改革的建议以及自己将来的计划。关于自己的部分,他提到计划在河套地区建设合作农场,把干部和兵员下放到农场去,寓兵于农,将来时局转变,可以迅速拉起部队打出去。
话虽如此,但他身体很诚实,并不愿意跟徐永昌走。千里迢迢把他找来,就为了让他告诉老蒋,我傅作义留下来是为了潜伏,这其实就是一个多头押宝的举动。徐永昌对此也心知肚明,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寡妇嫁人无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盖适间似看出宜生(傅作义)的痛苦未已之情也。”
从日后傅作义的举动来看,他确实也是按自己定的目标行动的。从绥远回到北京以后,他找到高层说:“后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不久以后,毛主席提名他为水利部部长。
而且还有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证实他的确留了一手。据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披露:“约一年后的一天,他(傅作义)找到毛主席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主席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后来证实这批武器和电台为数不小。(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这个事情发生在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一年后,离他起义的时间已将近2年。按时间推测大概是1950年11月左右,交出电台和武器意味着傅作义完全打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为何会选择在此时交出电台和武器呢?
从局势上来看,国军已经彻底败退,无法在大陆占据一块地盘形成对峙;原本预计新中国会在3-5月份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并未发生;原来期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介入也未发生。不仅如此,中国还果断决定进行抗美援朝,在11月间,志愿军首次战役便取得了胜利。傅作义明白,自己潜伏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对于傅作义这样长期经历军阀混战,又主政一方的大员,让其完全放弃原有的政治经济地位是不容易的,其做出多头押宝的举动其实也不难理解。但新中国的发展让其逐渐明白了正确的出路在哪里,让其心服口服地跟党走。
毛主席的回答也非常机智,以他的地位和风度不可能再去处罚一个主动认错的起义将领,但对于这样的行为又不得不进行敲打。一句“你留着用吧”既有一定的幽默的成分让其易于接受,又显露着威严和警告使其慑服。#傅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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