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日，何兆武在清华大学的家中 姜晓明图
1937年7月底，正值暑假，北京沦陷了。宋哲元的29军撤出去，接着就是日本统治时期。一开始，日本军队没有直接进城，出头的是一批汉奸，搞了个“维持会”，还不是一个正式成立的政府。街头上出现了一些半通不通的标语，如“华北人民结束起来”，意思大概是要华北人民团结建设一个华北傀儡政权，想必都是日本浪人、高丽棒子写的。8月14日早晨天朗气清，万里晴空，尽管还是盛夏，天气却很凉。我一大早起来站在大门外等报纸，只穿了一件单衣，觉得一阵阵的冷意。拿到报纸后，我看到头一天上海开战的消息，非常耐人寻味。以前都是说：日军进攻哪里，我军奋勇抵抗，收复了哪里。但北平已经沦敌，随着局势的转变，报纸上的态度和立场开始大为改观。如果是中国人的口气，应该是“日敌悍然进攻上海”，但那天的头版大标题“上海战事昨晨爆发”，用一种纯中性的表达方式，完全是旁观者的口吻。
蒋介石在庐山会议发表演说，下定决心抗日到底。但当时日本毕竟比中国强，大家都知道要打的话就得下决心长期抗战，不可能在短期内把它打败。所以从8月开始，北京就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南迁。上层人士、知识分子走得最多，有钱的、有地位的，觉着不安全就走了。农民离不开土地，他们的生活等于钉在了土地上，除非真正炮火打过来的时候躲一下，否则农民一般不会走。工商界的一般也不走，因为他只能在那个工厂或商店里工作，走了哪吃饭去？在汉奸维持会的统治下过了一个多月，9月初，除了在煤矿工作的父亲，我们家也走了。母亲是家庭妇女，对外界很多事情不甚了解。当时我已经十六岁了，算是半个劳动力，可以做一点事，就和姐姐一起带着母亲、妹妹回了老家。
那时候北方在打仗，铁路已经不通了。主要的两条铁路，一条是今天的京广线，那时叫平汉路，从北平到汉口，但战争已经打到保定附近，所以这条路断了。还有一条叫津浦路，到南京浦口，就是今天的京沪线，因为天津南面打仗也断掉了。我们只能先到天津，然后坐船到青岛——当时已经不能坐船到上海了，因为上海也在打。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再坐火车到徐州，最后转郑州到汉口，那时候大家都这么走。
我们走的那天早上，天可凉了，而且感觉非常奇怪。火车站一般都人很多，来来往往乱糟糟的，我想古今中外的火车站都这样，可只有那天早上的感觉特别不一样。人还是很多，可是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整个火车站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这种感觉我经历过两次，另一次是在1933年春天。早晨天刚刚亮，一架日本飞机就开着机关枪在北京的上空盘旋，啪啪啪啪啪，非常之响，不知道它在打什么，可能是示威。我待在家里不敢出门，等到飞机走了以后才去学校，气氛也是奇怪极了。一般上课前大家又说又笑，班里总是乱哄哄的，可是那天一进教室，全班同学都坐在座位上，老师也坐在那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就好像都德《最后一课》里描写的那种要亡国的感觉。所以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弥漫在火车站里的那种亡国的惨痛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寂静得近乎恐怖，好像空气都凝固了。再比如后来的“运动”期间，开大会，说今天要揪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反革命分子，上面宣布：“限你五分钟站出来！否则，就……”全场寂静极了，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好，还有三分钟，……两分钟。”谁也不知道要揪出去的是谁，我想被揪的人事先也没有心理准备，不知道要揪出去的就是他。那种感觉非常恐怖，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大概不能想象了。
何兆武先生（1921—2021) 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我们从天津走水路，上船不久，有人从无线电里听说天津被飞机轰炸了。记得有个人问：“天津不是日本人占领了吗，那还炸什么？”那人回答说：“是中国飞机，一共去了六架。”我们听了都非常兴奋。后来到青岛换火车，那时候坐车已经非常困难了，等于逃难一样，人很多，而且运输也不正常了。因为要保证军用优先，所以民用的火车没有正点，只能在车站上等，不查票，也不用买票，什么时候车来了你就往上拥。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非常之慢，也没有座位，挤个地方能窝下来就行。路上还好，只有一次碰上日本飞机的空袭，来了四架。火车停下来，我们都跑到田里躲。当地驻防的国民党军队有高射机关枪，就朝天上瞄准了猛打。结果有一架被打中了，冒着黑烟往下坠，大家就欢呼。有个兵士受伤，在飞机向下扫射的时候中弹了，大家都捐钱给他，热情很高。军队也帮助我们搬行李，都是义务的。《毛选》里有一段，说：“自从抗战以来，全国有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为之一扫而空。”抗战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大公报》王芸生的一篇社评《勖中国男儿》，号召大家抵抗侵略，给我们青年人很大的鼓舞。
一路上遇到许多熟人，比如教我们数学的老师闵嗣鹤，后来是有名的数学家了，陈景润就是他的学生。闵先生一毕业就教我们，我们是高一，所以应当比我们大七八岁。在天津上船时，我看见他和他两个妹妹也在船上，从青岛坐火车又是同路。后来在长沙，那时候北大、清华和南开已经组成临时大学，我姐姐就在那儿读书，我也时常去玩，又看见闵先生了，才知道他在数学系做了助教。西南联大时候，他又做了华罗庚先生的助教。其实闵先生很了不起，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路上还遇见姐姐的几个同学，其中一个叫李颉伯，是地下党，解放后是全国铁路工会的主席，做过河北省委书记，“文革”时候也被揪出来。他们当时都是去西安，其实就是去延安。北京的学生离开分几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参战的，一种回老家，一种继续上学。那时候，北京师大、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几个学校迁到西安，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所以，有些革命的学生口头上说是去西安临时大学读书，实际上就是从西安转到延安参加革命了。
到了郑州，又换火车到汉口。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所以要坐船过江到武昌，再从武昌坐火车回岳阳。我们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也算是休整，记得有一个姨看见我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脸原来挺圆的，可路上走了一个多月，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所以瘦了许多。
（本文节选自《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何兆武
内容简介：
《上学记》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上学记》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当然，该书也因对某些老师的个人感受和真实评价而引发争议。
稿件初审：周 贝
稿件复审：付如初、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