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明朝刘伯温在北京修了里九外七的都城之后，发现北京三面环山，唯独南侧一马平川，营门大敞的样子。而九河下梢是个水路要冲，乃盐粮集散之地，正好拱卫京门，便决定在此建筑一座城，就是如今的天津城。刘伯温带领一批人在天津勘察多日，对此地理位置十分满意，但是要将城垣的位置建在三岔河口以南还是以北？要将城垣建成什么样子？他踌躇不决。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算盘给了他灵感，于是刘伯温将天津盖成了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算盘城”，城中盖起一座三层高的鼓楼，楼门四开，分别为“拱北”、“定南”、“镇东”、“安西”。并以鼓楼为中心，建起了一座长方形的城垣，东西长504丈，南北长324丈，城周总长九里十八步，恰似一只巨大的算盘。又以鼓楼为中心，辟街四条，街的两端，一抵鼓楼，一抵城门，“算盘城”——天津就由此诞生了。
老天津人对老城厢有这么一句评价，叫“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贫，西门贱”，这是句话是根据城内居民的居住规律而总结出来的。北门外的北码头漕运十分繁忙，往来客商络绎不绝，所以北门外一带依托发达的漕运，兴起并发展出了大量的商业区。比如我们熟知的估衣街、侯家后、河北大街等等，除此之外，南方商人也带来了各类小商品，如缝衣针、铜纽扣、竹制品、铁锅等等，销售这些商品的店铺分别集中于北门外进行销售，如此便衍生出了一系列地名：针市街、竹竿巷、缸店街、茶店街、驴市口、锅店街等等。
南门贫和西门贱，个人觉得其实是相对于东、北两门而言的，相比于北门数不清的银号、金店和东门的文庙、盐商，南门确实逊色不少，鼓楼南大街上能拿出手的也就是广东会馆了。除此之外，南门内、外住着的都是贫苦居民，再加上后来南门外形成的南市三不管，更是成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聚集之地。
天津老城厢北门里大街东侧有一条街，就叫户部街，街长336米，宽3米多，东与乡祠东街相连。永乐十三年后，明政府彻底停罢海运，恢复运河运输，南方的粮赋经运河到天津中转，于是在天津卫建粮库。当时天津设左中右三卫，每卫都有5600人左右，所以后来又加设三个仓库，专供三卫士兵。这样一来，户部就在北门里建了一座衙门，设一人专门监督管理大小事务。衙门名为“户部管仓分司署”，官员叫“户部分司监督”，等级为正六品，比知县级别还高，“户部管仓分司署”自然也比县衙门气派。户部街当然也就因此而得名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占天津，粮仓毁于战火，成为废墟，当然这都不算啥大事，因为那年连明王朝都被灭了。到了清朝顺治年间，三卫先是合并成一，后来干脆就直接撤消了卫的建置。没卫也就没有了仓，户部分司这个主管部门自然失去了作用，于是在顺治十二年裁撤。因为粮仓所在的缘故，也衍生出了与之相关的地名，比如清道光《津门保甲图说》中标注出的左仓门口，就是当年粮仓的运粮口。今天的老城厢鼓楼鼓楼东侧仓门口教堂旁边的老城博物馆的位置大致就是当时的粮仓。
今天我们就说说天津第一个中国人自办教会的活动场所仓门口教堂。1860年，天津开埠后，乘坐英法联军战舰进入天津的有两位基督教传教士，一位是美国的柏亨利，一位是殷森德。他们来到天津后，柏亨利就在老城厢仓门口建立了天津第一座基督教堂。1862年，柏亨利在老城厢仓门口建立基督教会，但由于当时民众抵制洋教，传教失败，柏亨利去了北京，由传教士山嘉利继任。1900年，仓门口教堂被义和团烧毁重建，在这里负责的牧师为了传教的需要，将教会搬离仓门口，先后搬到过紫竹林、西沽龙王庙、冈纬路。
1910年，教会名流杨宝慈倡议，正式创办天津基督教自立会。此时的卫理公会牧师山嘉利表示愿意将仓门口处教堂出让给自立会。自此，仓门口教堂立起的匾额写有“中华基督教会-华人自立”。该会选举张伯苓、张葛孙、许静斋、陈浩然等为董事，张伯苓出任董事会会正。自立会买下了仓门口，从此，天津第一个基督教自立会正式成立了。
自立会成立后，人们从各处赶来接受洗礼，成为一时潮流。自立会则会对受洗者进行基督教义的口试考核，及格者可以接受洗礼。经多方查阅资料发现，张伯苓先生于1909年4月18日在天津西沽龙王庙附近的卫理公会教堂正式接受洗礼，并在洗礼见证会上面对300多参加见证会的人发表了《为什么我要成为基督徒》的见证。为他主礼的正是美国卫理公会牧师山嘉利。张伯苓的受洗还一度轰动津门。因为当时清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明确规定：信洋教者一般不得担任中学校长。
1920年的时候，仓门口堂的聚会人数已达到600人，教会中的张伯苓和宋则久在当时的教育界和工商界享有盛誉，他们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主张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1932年，仓门口自立会把原公理会仓门口教堂的房产购买过来，并动工改建新堂。1934年新的教堂落成，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仓门口教堂。教堂的十字架下方还刻着1934几个数字。
1987年，仓门口堂被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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